专访基辛格：我眼中的邓小平

作者：川上人  来源：川上人曰

　　川上人曰：
　　6年前，也就是在邓小平110岁诞辰之际，我对基辛格进行了一次专访，他给予邓小平高度评价。今天是邓小平去世23周年纪念日。岁月仓皇，抚今追昔，能不令人感慨万端？特刊此文，向这位改变中国的政治家致敬，也祈祷中国早日战胜此“疫”，回归正常社会，并向正常国家迈进。

专访基辛格：我眼中的邓小平

　　马国川：您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先生是在1974年4月，当时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此后您和邓小平先生有许多次交往。在您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基辛格：与数位非凡的中国领导人一道重启美中关系，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当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决定恢复高层交往时，双方都发出了战略转变的信号。然而，转变的形式和方向仍然尚未确定——在两个国家都有倾向不同方向的集团。
　　邓小平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定义其世界角色这一任务带来了勇气，信念和不可战胜的精力。他对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实事求是，对未来充满远见。他确立了很多专家认为不可实现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解放了中国人民的能量和创造力。
　　在国际舞台上，邓小平为毛泽东——尼克松会议开辟的转变注入了实际内容。他与从前的敌人恢复关系，进一步夯实中苏关系，同时把美国变为紧密的战略与经济伙伴。在使中国适应20世纪七十年代现实的过程中，他创立了具有几十年前瞻性的改革框架，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强国而屹立于世界之林。
　　在个人交往中，邓小平一贯务实，直截了当。他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视离题寒暄为浪费时间，把精力集中于双方共同利益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经历过个人和国家动荡的人，汲取了其中的教训，现在正致力于中国长期繁荣的建设中。他最终以超凡的程度实现了这一目标。
　　马国川：邓小平一生经历许多挫折，在70多岁重返政治舞台之后，推动了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作为一个经常访问中国、密切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人士，在您看来，邓小平的改革对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
　　基辛格：邓小平复职时，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绝境。集体和组织的农业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泽东时代早期基本相同。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充分体会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邓小平在一个维护了独立和团结的现代中国上台执政，但当时的中国并非经济大国。它没有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未触及现代科技。“文革”后，中国在很多方面仍被隔离在世界之外。邓小平确信，当代中国只有融入国际社会，才能维持其历史地位。
　　事实证明，中央计划无法管理现代经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停滞。他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的束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一起被扔到了一旁，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他仰赖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
　　邓小平带领中国社会从过去走向未经之地。中国生机勃勃的城市，建设热潮，国家的全球经济地位——这一切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这些说明，伟大的成就最需要的是远见和实现它的勇气。
　　马国川：清王朝灭亡之后，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您如何评价邓小平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基辛格：我有机会观察邓小平晚年为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开始的规模宏大的事业：推动共产党人接受权力下放和改革；从传统的封闭中国走向现代化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中国常常拒绝的目标。我还目睹了邓小平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出的不懈努力。
　　每一代的中国当代领导人都提炼了他们眼中国家利益关切的远景和时代的需要。毛泽东领导了一场革命，使人民达到了团结的新高度，向世界表明中国是需要应对的新力量。
　　邓小平的方法完全不同：不吹嘘，而是通过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扩大中国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他开启了中国从革命时代到可持续性发展及其制度建设的转变。
　　马国川：1997年，邓小平以93岁高龄去世。您认为他为中国留下了哪些遗产？
　　基辛格：邓小平带来了改变亿万中国人生活的经济改革。在19世纪中国自强运动的维新派失败一百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让中国在改革的路上勇往直前，到现在中国终于以其成就和悠久历史重现辉煌。
　　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功于邓小平，因为他履行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最终职责——让社会呈现了暂新面貌。社会依赖一般行为标准运行，靠沿袭旧制来维持——但要有富有远见的领导才得以进步。这样的领导人知道该做什么，同时还有勇气看准就干。
　　邓小平全力维护改革计划，反击所谓背叛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指责。他认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是“革命”行为。1992年他在南方视察时警告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为了捍卫改革，邓小平在国家政策中极力主张实用主义和国际接轨，并被随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重申。这些变革改变了中国历史及当代世界格局。
　　马国川：在您看来，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应对？邓小平的智慧对于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启示？
　　基辛格：中国国家领导人向人民列出了一长串需要完成的任务，其中包括打击腐败，提高内陆贫困省份的发展水平。中国的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内陆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很困难。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正在老化，也更为熟练，导致一些基础制造业岗位流向越南、孟加拉低工资国家。随着中国逐步变成城市化社会，重大任务还包括在领导人和农民之间建立更多联系渠道，培养村级民主选举，提供政治透明度。
　　习近平主席确立了堪比邓小平时代改革的愿景。这包括制度改革，改变既有实事，使上百万人口由乡村进入城市，重新确立中国经济的方向，同时与美国绘制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等等。
　　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从他们经历的中国近代史汲取鼓励与教训。这些政策的成功代表着，邓小平开启的历史进程将得到有力的延伸。
　　马国川：您曾提出中美关系应当“共同进化”，怎么理解“共同进化”？
　　基辛格：中美合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惠，而是关乎双方国家利益的事情。这适用于邓小平时代，今天亦然。这种伙伴关系的必须性在当前可能更为迫切，考虑到当代问题的广泛性，如能源、环境、恐怖主义等无法由一个国家单方解决的。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是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马国川：近些年来，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有些人士担心，中美有可能走向冲突。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中国和美国能够培养真正的战略互信吗？
　　基辛格：合作性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障碍，但是美中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作出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紧张关系并不是新现象，无怪乎两国的有些学者预测对抗。但当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本质及现代武器的威力时，主要大国的冲突对双方都将是具有毁灭性的。当冲突结束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他们今天面临的同样任务：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和美国同为重要而互相合作的成员，互相尊重。
　　力量的平衡仍然将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元素；但是管控平衡的传统手段需要通过基于共同目标的合作进行强化。诸如“太平洋共同体”、“共同进化”这样的概念强调，尽管美国和中国是有着非常不同历史的国家，他们还同为一个共同体系的重要部分。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依赖于中美发展一种共同的目标感，尽管同时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

　　（本文原题为《基辛格：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收录在《看中国》一书中）

来源时间：2020/3/3   发布时间：2020/2/19

旧文章ID：2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