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下）？

作者：夏春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与其担心美国家庭每年向中国支付5000亿美元购买商品，不如担心这个数字大幅缩小。
　　在《夏春：“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上）？》的上篇，我引用魏尚进教授与合作者的最新研究，解释纳瓦罗对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指责并不靠谱。尽管美国部分地区制造业的确受到中国进口带来的“直接竞争”冲击，以及间接影响“上游企业”，但从中国进口的最终商品和中间投入品由于品种多，质量好，价格低，对美国“下游”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包括服务业）带来的正面冲击远远大于前两者，与中国的贸易不仅提升了美国的整体就业，还拉高了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
　　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说“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狂人，其疯狂念头不过来自于若干年前某个蹩脚的学者”，套用在特朗普和纳瓦罗身上简直完美。8月20日，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占了美国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便宜，打贸易战在短期内对美国是好是坏并不重要，在长期内必须要牵制中国，因为美国没办法维持每年向中国进口的商品支付5000亿美元。”
　　尽管特朗普已经意识到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会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其实这种负面影响在长期会更加明显。本文继续分析，为什么“中国冲击波”对美国的正面效果更加显著，以及即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消失，也基本上不可能重现制造业的辉煌。
　　一、“中国冲击波”遗忘的剧情
　　其实，在Autor等人发表“中国冲击波”之后，和魏尚进等人的反驳出现之前，英美一些学者就指出Autor等人的研究集中分析受影响地区的就业问题，但却忽视了中国进口对全美国影响更宏观的消费物价问题。Xavier Jaravel和Erick Sager采用与Autor等人一样的分析方法，利用新的数据分析发现，从2000到2007年，美国一个行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中国进口金额，就会使得该行业的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下降3个百分点，对应这段时间每减少1个制造业岗位，美国消费者可以减少开支10万美元，美国整体的福利增加是非常巨大的。尽管特朗普坚持认为支付新增进口关税的是中国出口商，事实上，承担进口关税的是美国家庭和进口商，中国出口商的短期损失并不在于出口价格降低，而在于出口数量下降（详情参考《贸易冲突：莫让认知成为合作的障碍》）。
　　Robert Feenstra与合作者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原因解释为什么中国出口的商品价格低。关键在于中国加入WTO之后下调了对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关税（除了明确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并没有改变），这使得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上升，生产成本下降，更积极地参与出口贸易。他们认为美国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三分之一来自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三分之二来自于新增中国出口商带来的商品多样性。而且，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促使来自其他国家的出口商降低价格。
　　Feenstra还与合作者直接指出Autor等人只关注美国向其他国家进口带来的就业冲击，却忘了向其他国家出口商品和服务能够促进美国的就业。实际上，在1995-2011年，美国出口的增长创造了66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来自商品出口的就多达370万个，而这远远高于“中国冲击波”造成的工作损失。虽然在只考虑传统的商品贸易下，美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进出口会减少净就业，但是，只要把服务贸易也考虑进来，美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进出口带来的是净就业的增长。
　　特朗普每次点名中国的时候，都只提5000亿美元的商品进口，不提对中国近600亿美元的服务出口。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伤害的不只是中国的就业，对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伤害，无论在短期和长期都是巨大的。
　　二、“中国冲击波”虚构的剧情
　　除了上面这些被纳瓦罗和Autor等人遗忘的剧情，Nicholas Bloom等人更加细致地分析了美国企业在遇到进口竞争后的动态应对方法，找出了“中国冲击波”里杜撰的剧情。
　　与之前的研究关注点放在制造业工人身上不同的是，新的研究关注点变成了制造业企业。结果发现，在高人力资本地区比如美国西海岸和新英格兰地区，受到中国进口冲击的制造业企业，就业损失并不大，纷纷转型成为提供研发，管理和批发的服务型企业。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硅谷的高科技企业讲生产转移到中国，专注于产品设计、营销和管理。在低人力资本地区比如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制造业工作的减少来自于企业倒闭，并且未能成功转型。
　　但是，纳瓦罗指责中国的进口造成了7万美国企业关门倒闭却是虚构的情节，绝非事实。Bloom等人发现，绝大部分制造业工作的减少来自于支付高工资，生产效率高的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在裁员的同时会增加非制造业的招聘。平均而言，这些企业整体上没有受到负面的冲击。特别要强调的是，帮助美国非制造业就业强劲增长的恰恰是因为“中国冲击波”。这篇2019年3月新鲜出炉的文章和魏尚进等人的研究异曲同工。
　　三、“中国冲击波”与技术革新
　　在上篇我们提到，Autor等人认为受到中国冲击的美国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专利研发上都出现了倒退，由于美国的研发有三分之二来自于制造业，这使得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核心诉求。
　　但是Bloom等人却更早地研究了欧洲企业在受到中国进口冲击后的应对，并且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12个欧洲国家遇到中国进口带来的压力之后，低技术的企业通过裁员或者退出来应对，但高技术的企业却是通过企业内的科技创新，或者跨企业的人力流动来应对。前者表现在增加研发投入、专利数量上升、提高管理质量，强化信息技术，提升总体生产率，降低价格和利润率，后者表现在人才流向科技更先进的企业。
　　Bloom等人的统计分析显示中国的进口竞争使得欧洲企业在2000-2007年在专利、信息技术和生产率上提升了15%，如果还考虑欧洲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等因素，那么这个正面冲击的效果还要翻一倍。有趣的是，研究发现从其他低收入国家的进口同样可以带来这种“贸易引发的技术变革”，但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则没有这样的效果。
　　这些研究大多采取了和Autor等人一样的研究方法，但结论却截然不同。上篇提到，国内专家似乎没有直接反驳特朗普坚持的“纳瓦罗指责”，如果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直接引用这些研究，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就可能有理有利地化解双方分歧，推动谈判进展。
　　我也相信这些研究能让读者们脑洞大开，体会贸易问题的有趣之处，还可以获得启发，从新的角度去研究中国贸易对美国就业和其他宏观指标的影响。例如，中国把贸易顺差获得的大量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和长期权益类资产，这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吗？美国的受益能够抵消制造业工人收入的下降吗？
　　四、三图胜千言
　　如果你能坚持读到这里，那么我要恭喜你的大脑还没被烧坏。坦白讲，这些研究都是经济学家耗费几年时间写成，没有一篇好读。有没有不烧脑的办法，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纳瓦罗指责”的不靠谱之处呢？媒体报道，在特朗普决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之前，他的助手拿过来一张图，试图说服他中国并不满足美国财政部制定的标准，但显然没有成功。
　　在这里，我尝试着用最简单的三张图表来说清楚前文表达的要点：首先，纳瓦罗和特朗普认为美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导致了美国就业的下降，因此要增加就业的一个方法就是减少进口。这其实完全不符合事实，下图显示，美国非农就业增速与进口增速展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

　　经济学家用非常复杂的统计方法去区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们只需要通俗地理解当经济发展强劲时，就会同时产生就业增加和进口增加的结果。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良好，就业率高时，贸易逆差往往扩大，而贸易逆差缩小往往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特朗普与其担心美国家庭每年向中国支付5000亿美元购买商品，不如担心这个数字大幅缩小。
　　其次，真正决定经济发展、就业和进口的是一个国家更加基本的经济变量，例如要素禀赋（劳动、资本、土地）带来的比较优势、生产技术，特别是由科技和管理效率推动的生产率，以及消费者偏好。
　　在本文上篇，我们已经重点强调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的核心原因来自于机械自动化革命，而和贸易差额没有直接的关系。下图显示，在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就业占比接近匀速下降的趋势从1970年开始就和美国一样十分明显，实际开始时间更早于1970年，例如美国开始于1944年（这一趋势在农业和釆矿业出现的时间更早）。从1970年以来，这一比例下降幅度大于美国的就有英国、德国和瑞典。2000年以来，下图中有6个国家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幅度大于美国。

　　如果只考虑制造业就业绝对数量，那么最早实现工业化革命的英国，1966年开始出现就业人数持续下降，比美国早了13年，比日本早了26年。制造业绝对就业人数在2000年之后下降幅度最大的同样是英国、美国排在第二位。
　　特别有意思的是，2000年以来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幅度高于美国的瑞典、荷兰、意大利以及下降幅度和美国持平的德国与日本，都长期拥有贸易顺差！如果考虑与中国的贸易，那么澳大利亚、日本和德国都长期享有对华贸易顺差。
　　除了制造业生产率高于非制造业（供给端），制造业就业占比和绝对人数下降的另外一个核心原因来自于消费者的偏好变化（需求端）：他们在制造业商品上的开支相对于服务业的开支持续减少。Robert Lawrence的研究显示，1947年以来尽管生产率变化使得制造业商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以每年2%的速度持续下降，但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数量相对于服务只以每年不到1%的速度增长，这使得消费者对商品的开支相对于服务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

　　因为这样的供需关系，大家就知道纳瓦罗认为中国进口造成了美国2500万工人失业，其实没有任何依据。同时，我们还可以理解另外两大趋势：
　　第一，美国农业长期享有贸易顺差，但是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早在1933年就开始持续下降，原因之一就是农业生产率提升，原因之二就是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开支占比持续下滑；
　　第二、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在2010年开始出现制造业就业比例趋稳的表现，原因之一就是制造业生产率提升速度变慢，2010年以来以智能手机带动的移动互联网对生产率的促进，要远远弱于历史上出现的重大科技创新如铁路、航运、飞机、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原因之二就是上图显示，消费者在制造业商品上的开支，相对于服务，在2010年之后出现反弹。但是，从2010年到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绝对数量从1146万持续增加到1280万，然而，同期美国在商品贸易上的逆差从6487亿美元持续扩大到8873亿美元。
　　由此可见，能够真正改变就业结构的主要来自于最基本的要素禀赋，生产率和消费偏好的变化。贸易顺差或逆差与就业增加或减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顺差不一定是好事，逆差不一定是坏事，与贸易协议是否公平没有直接联系。特朗普试图用贸易政策来改变长期就业结构本来就很难成功，在目前美国失业率已经创下50年新低的情况下更加无法生效，却反而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效果，有媒体把即将到来的下一次经济衰退冠名为“纳瓦罗衰退”。
　　五、、中国企业需要“软”技术
　　本文梳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的演变过程，目的之一是希望中美可以顺利沟通，达成贸易协议，之二则是希望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重重压力下顺利转型。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占比随着时间或者人均GDP的增长，会经历一个倒U型过程，发展中国家遇到转折点的时间要晚于发达国家。在亚洲，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分别在1973、1981、1988和1992年迎来转折点，作为后发国家，当转折点发生时，制造业就业占比因为“去工业化”进程要明显低于先发的发达国家。
　　不同数据来源显示，中国在2013年迎来了转折点，制造业就业占比从19.3%下降到2017年的17.5%，对应1250万就业人数下降，从绝对数量来说是美国就业人数最大跌幅的一倍多，这样的下降趋势预计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中国应该从美国制造业工人转型困难中吸取教训，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再就业培训机会，大力推动服务业发展，一方面要在再分配上设计合理的方案，减少他们在收入上的压力。
　　我在《从“斯普尼克时刻“到“华为时刻”，中国企业如何提升竞争力？》一文里指出，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和经济下行压力，有两个方法帮助中国企业全面提升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一是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硬”技术的提升，一是通过精细化管理来实现“软”技术的进步。前文提及的Bloom与合作者不仅发现精细化管理可以在短期内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销售收入和利润，还发现管理质量高的中国和美国企业更可能参与进出口贸易，向更多贸易伙伴销售更多的产品，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利润。特别重要的是，管理质量高的企业并非只有通过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上面的结果，他们更有可能是通过向发达国家购买更多样化、更高质量、更贵的投入品，生产出更高质量和更高定价的优质产品来实现上述结果，因为相对于竞争对手同样质量的产品，他们依然具有相对低价的优势。研究还发现，精细化管理对于中国企业实现理想目标的效果要大于美国企业，这当然是因为前者在管理质量上的起点落后于后者。
　　最后，我强烈向读者推荐Robert Lawrence与Lawrence Edwards合著的《涨潮：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有利于美国吗？》，作为纳瓦罗《致命中国》一书的“解毒剂”。全书开篇就引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名言：“水涨船高，合作伙伴应该为双方服务，不以强势压迫，不受优势支配。我们在逆境中是合作伙伴，让我们也成为繁荣时的伙伴”。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可以选择将此书赠送给特朗普与美国谈判代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平等的关系追求共赢是中美贸易冲突的最佳解决方案。
　　（作者是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所属机构意见。）

来源时间：2020/2/14   发布时间：2019/8/22

旧文章ID：2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