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身份政治与国家认同——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困境及其应对

作者：林红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04期

　　内容提要
　　身份成为政治的议题，古已有之，在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激烈碰撞的21世纪，身份所引发的政治问题更是空前棘手。2016年以来美欧政治剧烈右转，其间身份问题的影响清晰可见。由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西方民主和世界政治的重大影响，深入研析美国政治背后的身份困境显得格外重要。在美国，自由主义左翼倡导多元身份政治，主张差异性文化权力，标榜“个性即政治”并推动一系列平权政策的出台。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不断显露，多元身份政治逆向诱发了一种白人身份政治，进而演化为一股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美国知识精英为解救自由民主的危机，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与设想，但是，无论是亨廷顿的“美国信念”，还是福山的“信念式国家认同”，在身份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对抗之中，都未能真正解决问题。
　　【关键词】：身份政治 国家认同 美国信念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现代国家的未来有哪些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纪之问。2016年以来美欧政治剧烈右转，成为全球热议焦点，右翼民粹主义赫然勃兴、极端民族主义重新占领政治舞台等种种现象引起了西方精英的深刻忧虑，他们从不同的路径切入，探讨政治异象的根源，试图寻找破解之道，使国家重回自由主义常轨。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学者将矛头指向了身份政治，他们认为美国深陷政治极化、文化分裂等危机，身份政治应是罪魁祸首，它深藏在种种民粹主义现象背后，不仅使国家迷失了方向，更成为一种撕裂国家和消解国家认同的恶。
　　应该看到，身份作为一种新政治原则，已进入了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中心，不仅成为组织政治的动员力量，而且成为当代政治必须解释的中心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激烈碰撞的21世纪，身份所引发的政治问题空前棘手，要解读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政治变迁，必须进入美国政治生态的深层结构，去探析和追问身份如何成为一种政治的主题、身份政治在美国的异化为其国家认同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植根于自由民主价值的美国又能否走出身份政治的漩涡。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有助于理解当前西方国家的政治困境及其根源，亦有助于思考现代国家如何应对身份政治考验的问题。
　　一、讨论框架：身份政治及其与国家认同的复杂关联
　　身份是一种用于认知和描述的文化概念，在英语词汇中，“身份”与“认同”是同一个词，即Identity，词义中性，无关优劣。在中文语境中，人们则常常合而为一，使用“身份认同”一词来表达一种文化与价值需求，对个体在客观和主观上所归属的群体进行确认。无论“身份”“认同”还是“身份认同”，无论是自然选择还是人为选择，身份最初只代表某种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一目了然、无需争辩。然而，当身份成为一种政治，则充满着争议与对抗、暴力与血腥。
　　身份的概念充满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产物，但身份政治的现象古已有之，它涉及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部不同身份成员之间的关系，包含多种价值、多种文化的区隔与互动。古希腊文明中不乏建立在身份差异之上的政治现象，如奴隶、客籍人口不能享有雅典公民权，妇女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等。在此后的文明进程中，身份对人类命运所具有的强大支配意义越发突显，近代以来，身份认同逐渐被视为需要依靠政治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左翼激进运动彰显了劳动阶级的价值观念和身份特征，成为一种致力于重新分配经济利益的阶级政治/身份政治。到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新社会运动将斗争阵地从经济领域转向文化与社会领域，那些被阶级政治所忽略的领域如种族、性别、性偏好等纷纷主张多样化、差异化的文化权力，“文化开始成为替边缘群体斗争的地带，同样也成为了过度政治化的领域”，自此身份正式成为一种文化政治的主题。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面开启，身份政治的意义进一步被放大和强化，成为要求国家尊重多样性的重要手段和衡量国家政治进步的重要指标，国家的普遍性公民身份建构慢慢导向倾向弱势、边缘、少数群体的多元身份政治。
　　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下观察，公民身份建构是一种一元身份政治。国家在建构其所需要的统一认同的问题上，必须利用身份政治的工具，将国家认同置于其他认同之上，确立身份政治核心元素——公民身份，进而推动全体成员完成其集体身份选择。这种归属于国家的公民身份意味着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所拥有的平等地位和正式成员资格，是个体认同国家的政治与法律标签。公民身份政治作为一种以建构国家认同为单一目的的政治实践，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初就已经启动，尽管各国实践成果参差不齐，但在新社会运动之前，尤其是文化多元主义倡导的、以平权为目的的身份政治盛行之前，并没有遭遇太多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份政治这个文化工具受到了女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左翼力量的特别青睐，逐渐演变为一个被自由主义左翼定义的概念，专指国家内部被结构性边缘化的少数群体成员基于相同的身份特征和认同需求而组成各种身份群体，要求享有与主流群体相同权利的政治活动。自此，身份政治的重心逐渐从公民身份建构移出，并在以下三个维度上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形成了冲突关系。
　　首先，在多元性对一元性维度上，身份政治成为反文化霸权的象征，国家认同所依赖的单一归属论受到挑战。现代国家强调统一的集体认同，强调国家认同的主权性、排他性、优先性，规定其成员资格与身份归属的一元性，这是许多国家反对双重国籍并致力于涵化移民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有其基本要求，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个体的需求，共同体的地位要高于该共同体内的所有个体并优先于公民的个人权利。有学者则强调，公民身份政治建立在共和主义范式之上，“把共同体置于公民身份的核心，把公民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活动看作是公民自由的表现”，他强调国家居于个人之上的优先性及由此形成的文化霸权。
　　文化多元主义认为，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强调文化一致性优先于个人选择，国家这个民族团体必然会给个人权利造成压制，认为统一的国家认同是一种文化性的控制，如同一种文化霸权，“进入权力和权威的意象，形成大众服从的心态”，而“多元群体和多重忠诚由此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将每个人仅仅牢固地嵌入某一种社会联系之中”。因此，以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为价值追求的身份政治，强调文化认同的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主张国家应给予多样性足够的空间，反对弱势、边缘群体以牺牲各自文化特质为代价、被迫选择由强势文化定义的一元性集体身份，如公民身份。
　　其次，在自主性对强制性维度上，身份政治主张个体性的自主认同、自然选择，而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则依赖于一种具有强制性的统一共识、集体认同。如果说基于性别、种族等差异的个体性身份是自然生成的，为此争取平等权利的身份政治是自主选择的结果，那么，需要奉献忠诚与责任的国家认同则是强制建构的，是政治社会化的目标。在此，身份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冲突显露无遗，这种冲突接近于斯考切波（Skocpol）所概括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不同思维方式，即前者认为国家应该是基于共识的正当权威，而后者则认为国家主要基于强制的统治。自由主义主张的多元身份政治并不否认国家的正当权威及其政治规则、政府领导和公共政策，但是它希望规范的、一元的国家认同与自由的、多元的社会价值形成共鸣，强调社会成员的自主选择、自我塑造，以及自愿奉献忠诚于国家，而不是国家强制性地塑造价值与共识，强制性地提取公民忠诚。
　　自现代国家形成以来，强制力已成为国家的基础性要素和主权性工具。有学者把国家视为一种有组织的强制力，并将代表国家的政府界定为“在特定人口中集中控制主要强制手段的组织”。斯考切波认为蒂利（Tilly）反对国家强制力的有效性依赖于价值共识或大众的满意，但是，蒂利对国家强制力的界定，可以理解为当国家被认为有足够的强制力压制民间力量和革命运动时，与社会成员自由自然的对话、接受异议和承认差异至少不是当务之急。由此看来，彰显个体选择权利的身份政治无异于一种消解国家强制力的力量。
　　最后，在特殊性对普遍性的维度上，身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认同政治，它可能导致多元和特殊的认同，妨碍普遍性的国家认同。一般来说，国家认同以普遍共享的情感、价值与信念等文化观念为基础，通过建构平等、普遍的公民身份，在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内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爱国主义与国家忠诚。然而，国家认同的政治动机与一统性取向，与社会成员的文化自主性和价值多样性难以相融。有学者认为，一旦国家不能代表强有力的认同，或是无法为社会中各种利益联盟（如各种身份群体）提供空间，使它们在确立国家认同的同时强化自身的力量，那么，一种被特殊认同（如种族、领域、性别、性取向）所定义的社会政治势力可能会出现。相应地，主流的社会群体因为国家政策对少数群体的肯定性倾斜，则可能产生不公平感，进而形成逆反的、对立的认同。无论是边缘群体还是主流群体，一旦其在国家认同之外形成集体认同，就会在文化上割裂国家，因为这些集体认同必然是排他性的，将极大地威胁着普遍性的国家认同。在美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致力于为少数群体申张平等权利，但在主流群体的视角下却是鼓励排斥性、特殊性的身份政治。美国的墨西哥裔社区持有一种强于国家认同的种族认同，无法与白人社会共享文化与政治认同，他们拒绝英语的权威地位，主张双语教育，“并未尝试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而且美国主流社会也没有加以要求他们融入”。正是这类情况导致亨廷顿（Huntington）所担忧的现象，即人种、民族、性别和其他公民层次以下的身份可能高于公民身份。
　　二、美国左翼自由主义与身份政治的歧路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身份政治作为一种新兴政治现象，与劳工运动、左翼政治事实上是合二为一的，强调政治斗争中身份的阶级性与经济性。卡洪（Calhoun）认为，19世纪中叶的欧洲工人运动已具有了现代身份政治的特征，马克思从经济制度和生产活动中抽象出工人阶级的共同身份，这些经济身份比起职业、技能、宗教、民族等方面的身份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性与文化性兼具的术语，身份政治一词的正式问世晚至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身份政治一开始就是由新社会运动所界定，其产生也是新社会运动的缘故”。传统社会运动以阶级政治和经济斗争为主题，关注“劳动和社会贫困”，但新社会运动关注“承认和话语陈述”，身份政治作为一种文化主义运动开始成为新社会运动的主题。这场新社会运动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欧和美国，包括女权主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印第安人独立运动、学生反战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一系列社会反抗运动，运动的参与者们公开表明自己从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身份群体，反对政府机构和主流社会群体对于本群体的歧视和压迫，要求获得认可、尊重和平等待遇。非主流群体的身份问题困扰西方政治已久，新社会运动的发生为这些非主流的社会成员争取身份平等权提供了发声机会，身份政治的概念也从此走入西方国家的公共生活。
　　美国是新社会运动的主战场之一，美国左翼自由派人士在运动中打出了“个性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号，试图重塑美国政治争论的话语，争夺文化主导权，因而发展出族群（ethnicity）、性别（gender）、性取向（sex）等三项身份政治的核心议题，推动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等领域的理论建构。客观地看，新社会运动掀起了世界性左翼激进政治的新浪潮，它的历史进步性显而易见，它要求国家和主流文化关注少数群体和尊重差异性。在美国，边缘群体获得了更多的政策关怀和更有力的法律保护，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选择，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社会像对待主流群体成员那样对待他们，或者要求尊重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差异，保持他们希望拥有的身份。新社会运动为美国社会带来强烈的、进步主义的左翼气息，整个社会的平等性和民主性都在增加，国家也更加开放和多元。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在争取黑人权利、帮助黑人群体重新认识自己和确立其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美国在这一时期以改善弱势群体状况为目标的激进变革还包括改善妇女权益、终止歧视中国移民的法规、善待残疾人、老年人和传染病患者并保障其权益等方面。这些变革极大地展现了美国的文化宽容，有助于整合多重文化身份，推动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建构。在这场运动中，处于文化边缘的少数族群与处于政治劣势的左翼精英携手合作，对抗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数十年间，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平权运动的历史进步性有目共睹。
　　然而，美国左翼自由主义最终却将身份政治带向了歧路，使得一场以平权为核心的进步主义运动越走越偏。自由派对个体差异的强调、对边缘群体的关怀照顾衍生了新的政治对立和文化冲突。其中有三个问题最为严重，其一是激进自由主义的平权政策导致了主流群体的“反向歧视”感。美国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种族性一直是身份政治的核心元素，美国自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为了纠正种族主义制度下长期形成的种族歧视，实施了正向差别对待政策（Positive Discrimination），或称“平权政策”“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即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对黑人族群或特殊族群提供特别照顾，在政策上设计为配额制或定额制。这种正向差别对待政策的初衷在于凸显社会平等，消除边缘和弱势群体面临的歧视与不公，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反向诱发了主流白人群体关于“政策不公”的主观感受。在中下层白人群体看来，这一基于种族性的资源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使他们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与少数群体同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主流群体这种受到“反向歧视”的不满情绪，客观上加剧了种族关系的紧张。2013年，美国自由主义阵营曾发动一场“黑人生命珍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为黑人群体争取权利，但是在“平权政策”所营造的政治氛围的反向刺激下，一些中下层白人民众却表示他们更愿意相信“众生平等”（All Lives Matter）的正确性。今天，令自由主义者倍感忧虑的是，持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特朗普政府不断否定左派自由主义者苦心经营的、建立在文化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正确，熔多元文化于一炉和构建统一国家认同的“美国主义”政治目标被抛至脑后。
　　其二，激进自由主义的“个性即政治”主张使得身份政治失去公共关怀和对集体认同的追求。左翼身份政治的初衷是引发公众关注，为边缘群体争取尊重和相应权利，使美国更加平等、宽容和多元。但是，倡导“个性即政治”或者“生活政治”事实上偏离了以公民身份建构为重心的国家认同，左翼阵营在关注个体差异、个性发展的同时，无法也无意说服整个社会共同参与普遍主义的公民身份建构。有学者认为，身份政治只有以社会的整体变革为目标才是进步的，而缺失了整体目标，“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者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仅仅是个人化的”。有学者对“个性即政治”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一主张使得美国政治成为自我表现的伪政治，不再追求通过社会动员和掌握权力来维护权益，不再关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不再关注整体的利益和增进共同的善。在自由派和美国民主党的推动下，身份政治进一步与选举政治融合，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党竞争的工具。在民主党走向一种突显个体性和差异性的政治、张扬所谓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时，共和党也无意将政治导向促进国家认同和普遍公民身份建构的方向，而是反向强调差异性，强调传统美国的主体性，在白人主体族群中强化种族性身份认同。诚然，“政治群体之间的差异源自人们对不同生活方式和‘善’的概念表达内容的不同理解”，但是在美国，选举政治的需要强化了这些差异，导致了主体/多数与边缘/少数两大群体之间难以抹去的界线。
　　其三，激进自由主义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注入身份政治，疏远了劳动阶级，淡化了经济斗争。从社会构成与政治变迁来看，美国与欧洲有重大的不同，欧洲有着漫长的等级制、贵族制历史，近现代以来欧洲阶级分化非常激烈，出现过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等激进左翼运动，因此欧洲传统左翼的阶级意识非常鲜明。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社会构成首先表现出种族性而非阶级性，虽然19世纪末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美国左翼激进政治也得到极大发展，1886年的芝加哥工人大罢工更成为世界劳工运动的标志，但是，美国本土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发展起来。德国学者桑巴特（Sombart）在1906年的名着《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中将之解释为“在烤肉和苹果派面前，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在他看来，美国劳工阶级的相对富裕和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妨碍了社会主义激进运动的发展。当然，需要考虑的因素还应包括种族与阶级因素的差异，美国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远不如种族分化、族群矛盾严重。
　　美国自由主义左翼在战后福利国家的实践中有着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的志向，也有着足够的阶级关怀，为劳工阶级争取到相对平等的福利和权利。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桑巴特早已预见到的劳工阶级富裕化成为现实，劳工阶级不断萎缩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出现了。有学者认为，“随着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已经在西方消退，一连串全新的政治运动，包括复兴的族群民族主义，正在取而代之”。对于美国左翼阵营来说，阶级政治消退后的新政治是以后物质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身份政治（或生活政治、个性政治），左翼更加关心人权、环保等非经济议题，关心边缘、弱势和少数群体，关心自由与宽容的价值实现，文化多元主义成为身份政治的价值支撑。福山认为美国左翼“在政治上另辟蹊径，将其议程从早先对劳工阶级的强调转向了日益扩大的少数边缘群体的要求，于是传统工人阶级被抛弃了”。时至今日，作为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民主党“已变成一个玩弄身份政治的政党：一个由女性、非洲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环保主义者以及LGBT（特殊性取向者）等群体组成的联盟，不再关注经济问题”。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自由派精英在自省中发现，“美国自由主义已经进入了关于种族、性别和性取向认同的道德恐慌中，它歪曲了自由主义所传递的信息，使其无法形成凝聚力”。从结果来看，自由主义者推出的同性婚姻、堕胎、移民等议题跨越了经济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在美国社会造成了横向分裂与对立，尤其是非主流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隔阂。左翼身份政治在保护边缘的、少数的和弱势的群体利益的同时，事实上忽略了对社会整体的关怀，也忽略了与主流群体良性互动和寻求共识，从而将一场反抗主流压迫的正义之争逐渐异化成不同肤色之间、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文化内战。
　　三、保守主义者的回应：美国逆向身份政治的异军突起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衍生的诸多问题不断激化，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对国内政治关系的影响。对于单个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收益没有层层惠及各个社会阶层的现象普遍存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利颇丰的美国，没有被惠及的人群恰恰是对自由派的平权政策心怀不满的男性白人群体，特别是中下层的蓝领阶级。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结构性的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美国企业为了应对竞争残酷的全球市场和降低生产成本而采取外包策略，同时通过技术革新来提高效率，从而致使依赖传统制造业的美国白人劳动阶层的经济处境不断恶化，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跨国移民浪潮和技术革新浪潮的双重冲击下失去了工作，成为被遗忘的人。J.D.万斯（Vance）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表达了这种来自美国中西部白人劳动阶层的绝望、沮丧和被背叛的情绪。A.R.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也捕捉到了美国中南部白人群体的愤怒和忧伤，她将这些失落的群体称为“他们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揭示了美国保守的主流群体对经济与文化安全感缺失的强烈感受。在白人主流群体看来，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自由贸易、技术进步、开放社会以及移民浪潮，但他们获得的却是经济焦虑、文化威胁和对自由派精英的不满，他们中间就很自然生成一种新的集体意识，“他们最终借助白人、本土、传统价值、主流族群等标签重新构建了自己的身份”，使得“身份政治成为美国白人表达自己受害者意识和经济、文化焦虑的新标杆”。逆向的身份意识在经济全球化的刺激下正式生成，它持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强调文化族群和男性中心主义以及反对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和同性恋运动等左派激进社会运动。因此，保守主义取向的逆向身份政治首先是一种反全球化的思潮，是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影响美国国内社会与政治关系的结果。
　　而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视角下看，右翼色彩的逆向身份政治则是自由派的多元身份政治负向刺激的结果。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左右拉锯战在尖锐对抗的身份政治问题上集中体现，这场以身份政治为焦点的对抗从三个方面层层演进、不断激化。
　　首先，在观念与意识层面，自由主义的多元身份政治反向激发了白人身份意识。身份政治最初由左翼的自由主义者推出，其后成为了美国民主党专用的政治竞争工具，它预设了一个存在等级与身份差异的、主导与被主导的二元社会结构。在美国，当自由派和边缘身份群体自视为反抗主流文化的正义力量时，传统的、主导性的白人文化实际上就被定义为一种非正义的反动文化，违背公正、平等、自由等政治正确的美国价值。多元身份政治的强化与扩张反向启发了白人群体的自我身份意识，使得保守的主流群体感受到了重建身份认同的必要性。
　　其次，在政策实践层面，主张保护少数群体的自由主义平权政策被认为削弱了白人主流群体的优势和福利。那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普遍感到失落的白人劳工群体发现他们在国家政治中面临一种矛盾的境遇，一方面，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中，男性白人群体是一个独立且占据主导地位的身份群体，有着强势的文化认同和身份符号，掌握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优势资源；另一方面，在社会政策和公共治理中，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反种族歧视的平权政策却内含差别政治意识，对弱势少数群体的倾斜性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流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福山批评左翼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一点在于激发了右翼的身份政治，使得保守派有机会夸大少数派群体获得的优势与福利。的确，为了攻击自由派和民主党的理念与政策，保守主义右翼成功制造了一种社会印象，将美国的经济再分配等同于对得不到支持的少数族裔的援助，将正向差别对待政策解释为给予有色人种和女性差别待遇而伤害了白人男性的感情，从而激起中下层白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抵制意识。
　　最后，在政治行动层面，保守主义阵营推动了反经济全球化和反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得到了白人中下层群体的积极支持。由于主流群体的自我优越感大大受挫、“受害者”感受越来越强烈，他们开始积聚政治能量并付诸行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茶党运动”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起攻击，这场运动不仅是反经济全球化的保守主义先声，也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走向激进右翼的开端，它的主要参与者是小企业主、白人中产阶级和白人工人阶层，激发他们参与这场保守主义运动的，是对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不满。有学者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调研中发现，当地大部分白人劳工都是茶党的积极支持者，他们认为自己在等待实现美国梦的队伍中，不时地被移民、穆斯林、女性还有同性恋者插队了，结果是他们不但没有实现美国梦，而且他们的文化日益边缘化，经济日益贫困化。这些茶党运动的支持者们以“拒绝欧洲化、拒绝法国化、希腊化”为口号，反对政府权力扩张，反对政府补贴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穷人，反对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其后的特朗普追随茶党的足迹，在反对非法移民、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的本土主义道路上更加激烈和极端。
　　白人身份政治的大旗最初是由美国极右翼运动打出的，其重要人物理查德.斯宾塞（Spencer）以白人认同主义者自居，认为种族是身份的基础，呼吁建立一个种族国家，为那些有欧洲血统的人提供生存和延续的安全空间，以此解救白人的生存危机。这类种族主义言论在自由民主价值统领下的美国如此惊世骇俗，但是，从美国漫长的种族主义黑暗历史和种族关系的冲突现状来看，却有特定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基础。虽然极端右翼的种族主义只是当前美国白人身份政治的一个侧面，但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倾向令人警醒，它主张的是白人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白人至上主义。白人身份政治是一种白人的、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以一种极端方式表达了白人社会中的普遍忧虑，即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正在侵蚀美国传统和白人文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弥散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落寞气息，即白人群体的传统支配权和优势地位正在失去，一些近年来的人口统计数据强化了这种感受，如美国的拉美裔人口增长迅速，白人人口比例则缓慢下降，未来数十年内白人人口比例可能会减少到50%以下。白人人口有可能不再是美国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这种前景对于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白人选民来说无比可怕和难以接受。
　　2016年的美国大选恰好出现在这种隐秘而强烈的白人忧患意识不断扩散的时候。特朗普意识到被民主党人忽视的这一多数派群体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弱势群体，他们普遍存在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具有重大的身份政治价值。在特朗普看来，白人身份政治有其道义正当性，在美国历史上居于多数和强势地位的白人中下层群体也有表达身份诉求的需要，尤其是当他们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派政策的受害者的时候，于是他抓住了两个重要机会，一是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在白人主流群体中发酵和蔓延；二是左翼身份政治沦落为偏狭的个体化政治和实质上的歧视性政治。这两个机会帮助他挖掘到逆向身份政治的资源，将民族主义、本土主义重新带回美国政治中，对美国政治文化进行重大改写。
　　为了赢得选举，特朗普利用白人身份认同急剧上升的有利形势，采取了两个选举策略。一是将民族主义议题融入民粹主义动员策略之中，利用逆向身份政治争取中下层白人选民。特朗普的选举动员特别关注那些长期被忽略的中西部白人群体，刻意唤醒他们的族群身份意识和权利意识，使得白人身份政治成为这次选举中的争论焦点，进入了美国公共舆论的视野。有学者认为，“大部分选民并不能很好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作用的，也不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为经济精英服务的”，当政治领袖为了当选必须采取有效的动员战略时，他们发现了一条途径，即“通过民族主义、宗派主义和身份政治——即基于文化价值和符号而不是面包和黄油利益的政治”，可以成功地击败政治对手。特朗普并没有偏废经济议题，他显然懂得如何巧妙地将文化价值符号与面包黄油利益搭配在一起，开发逆向身份政治的动员功能，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既有保持白人主流群体的传统优势地位的文化意图，也有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经济意图。特朗普这样动员他的选民，他对那些绝望和不满的中西部白人男性选民说，他们一向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这个国家的重新伟大将再次得到承认，而现在的问题是外国人、移民和精英一直在密谋压制他们，现有权力结构背叛了他们并对他们毫不尊重。这是一种最典型不过的民粹主义动员策略，在中下层白人群体的不满积累已久的美国社会，具有非常惊人的动员效果。因此，借助白人身份政治这一工具的帮助，特朗普制造了白人民族主义重新登台的机会，最终掀起了右翼保守主义的新浪潮。
　　二是对自由主义者一贯宣扬的政治正确发起攻击，争取整个保守主义阵营的支持。新社会运动以来，文化多元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规范，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正式开启，合作开放、绿色和平、文化多元、自由平等博爱等自由主义价值成为代表政治正确的美国信条，民主党与共和党对此达成共识，民众也视其为基本的认知规范和行为规范，多元身份政治依赖这一系列政治正确的观念不断推进。然而，对于不仅要赢得共和党正式提名，还要最终打败民主党对手的特朗普来说，由民主党推出、得到共和党建制派认同的政治正确观念是他首先要打倒的。特朗普在2016年7月21日接受共和党正式提名的大会上发表以“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为主题的演讲，将美国国内的贫穷、暴力以及在国外的战争与危机统统归罪于民主党政府以政治正确为名的政策，高调提出“美国优先”，确立明确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本土主义立场。在其他更多的竞选演讲中，特朗普更是以粗俗的、反智的语言挑衅自由主义者坚持的政治正确，将其视为限制言论自由的靶子而不断攻击。由此，在逆向身份政治对多元身份政治、“政治不正确”对“政治正确”的选举对抗中，特朗普在选票上获得中下层白人男性群体的支持，更在政治上得到保守主义阵营的支持。
　　四、从亨廷顿到福山：“美国信念”能否解救身份政治的危机？
　　在美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身份问题即是最大的政治。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陷入一种以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权力之争为形式、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价值之战为内容的身份政治，并由此被带往政治极化、文化内战甚至国家分裂的险途。对此，无论是自由派学者还是保守派学者都希望找到将美国从身份政治的泥潭中解救出来的良方，寻找一种能够超越差异政治、囊括所有人诉求的方式来阐述美国的核心原则，建构公民身份，强化国家认同。例如有学者提出“信念式国家认同”，有学者提出建构“公民观念”，有学者提出诉诸普适性原则和共同人性等。2017年8月，马克·里拉出版其新作《自由派的过去和将来：身份政治之后》，探讨了身份政治这一曾经是为了保护少数族群利益的概念，今天何以要为社会割裂负责，反省了自由派如何在身份政治中迷失了方向、失去阵地。2018年9月，弗兰西斯·福山出版其最新着作《身份：对尊严的热望与愤恨的政治》，并在《外交事务》上发文概括了该书的核心观点，认为身份问题超越了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正在主导当今政治的走向，身份政治不仅成为解释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而且也对国家本身提出了严峻挑战，“民主社会正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商议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了威胁。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早在2004年，面对身份政治对美国的长期困扰，亨廷顿已经开启了关于身份政治与国家认同相互关系的讨论。公民身份建构就是确认普遍性的国家认同，没有清晰确定的国家认同，就无法认定一致的国家利益，亨廷顿看到了公民身份/国民身份的建构对于美国的至关重要性，但是，他又不得不指出美国社会长期无法解决身份认同分裂、难以形成统一国家认同的问题。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20世纪后期，美国确立国家特性的公民身份在四个方面被损耗掉了，一是文化多元主义使得公民层次以下的身份被置于公民身份之上；二是美国的移民同化政策没有发挥作用，公民教育被破坏，出现双语教育、双重国籍和双重忠诚等现象；三是美国出现“拉美裔化”，来自西班牙语国家的移民人数大量增加；四是全球化与“跨国主义”导致部分精英人士轻视公民身份而重视全球身份与跨国身份。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亨廷顿强调建立“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美国国家特性的唯一重大的决定因素，并指出“美国信念”的原则是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无歧视和法治。亨廷顿承认仅靠信念无法立国，但他更相信没有信念，就没有国家认同，就不能抵御多元身份认同的冲击。亨廷顿对待身份政治的立场有着明显的反文化多元主义的倾向。
　　福山部分地继承了亨廷顿的衣钵，他在专门讨论身份认同如何影响美国政治的新书中，指认了自由民主制度的新敌人——身份政治，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重开国家认同对话，建立“信念式国家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福山的自由主义立场要比亨廷顿明确得多，他崇信自由民主价值，并不反对文化多元主义。他的基本设想是以宪政、法治和人人平等这样的核心原则为基础，构建一种主导文化和国家身份，即一种具有积极价值和共享信息的后族群政治的国家认同、国家公民和归属感。福山认为国家有理由不把公民身份赋予那些拒绝认同核心价值的人，并且“信念式国家认同”要围绕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信念建立，他主张由国家来创建一种主导文化，创造一种既能包容其他文化，又能认识到自身独特性的文明，最终的目标是通过突显国家意志的主导文化来推动公民教育和移民涵化，使美国在无法拒绝多样性文化的条件下免于分裂。可以看出，福山的方案是要强化国家在认同建构上的积极作用，希望重振在民粹主义、身份政治冲击下已羸弱不堪的国家，建构一种后身份政治的新国家认同，将自由主义民主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文化对于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影响和对美国国家特性的塑造极其深刻，任何一种建构美国国家认同的方案都无法忽略它的存在，或者试图消除它的影响。然而，亨廷顿提出以“美国信念”建构美国认同和公民身份，所依赖的信念体系并没有包容多元、杂色的移民文化。“美国信念”的价值元素来源于《独立宣言》揭示的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和民主政府，这些价值能够得到移民群体的支持，但是“美国信念”的文化元素却唯一地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应该居于美国公民身份的中心地位，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凡是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人，都被要求接受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因为这对他们有利，也对国家有利。”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基本元素是英语、基督教、英式法治理念、责任理念、个人权利理念，以及包含个人主义的新教价值观。这是一种垄断性、排他性的公民文化观，既有种族的色彩又有宗教的色彩，对于移民群体来说并非可以轻易接受。由于盎格鲁－新教文化具有白人文化的底色，亨廷顿“刻意强调文化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性”，最终可能成为“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以基督教、新教价值观为主体的美国信念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也奠定了白人民族主义的基因。
　　对于福山来说，以“信念式国家认同”来解救美国的身份政治危机也是困难重重。首先，“信念式国家认同”在概念上似是而非。福山试图强调这一国家认同要以信念建构为特征，因而在逻辑上暗示了非信念式国家认同的存在，他需要充分解释非信念式国家认同究竟为何物，并确认什么样的信念在美国的国家认同中是决定性存在。显然，要将“美国信念”/“信念式国家认同”与移民文化认同相协调，将个人主义与国家认同相协调，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其次，福山需要回答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即“信念式国家认同”如何与自由主义者一直视之为敌的单一身份政治划清界线。自由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鼓励同质性、一致性的国家认同，助长抹杀差异的单一身份政治即公民身份政治。阿马蒂亚·森（Sen）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单一身份政治造成的最危险的理论，是“一种貌似深刻的单一视野，除了制造敌意外，不会有任何其他作用。”作为亨廷顿的学生，福山的“信条式国家认同”的主张也是一种“单一视野理论”，遵循着类似的文化决定论，将自由民主的价值视为别无选择的国家认同的信条。再次，福山试图用自由民主来打造强国家和强化意识形态霸权的方案不仅过于乐观也过于简单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致力于争取“差异的权力”的身份政治已经削弱了美国为建构统一认同所做的种种努力，不仅使美国处于高度分裂的政治局面，自由民主危机重重，更引发了国家内部的文化与文明冲突。时至今日，由于自由主义阵营和保守主义阵营都将身份政治视为争夺政治权力和文化主导权的工具，身份政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危险的解体性因素，在此背景下，福山以普遍公民身份建构为目标、以强大国家为手段的设想，不免带上空想主义的色彩。
　　历史地看，美国可谓独一无二的右派国家，保守主义不仅从一开始就塑造了美国，并且在新自由主义最为盛行的近二十年中，继续成为美国社会隐秘但中坚的力量。未来美国或许不会在保守主义道路上极端化为所谓的新部落主义国家或“部族国家”，或者发展为亨廷顿担忧的定性于人种和民族属性的、“排他主义”的美国，但是右翼民粹主义与白人身份政治汇合的危险后果却是清晰可见的。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下层白人被保守主义政客动员起来时，他们可能“不再把种族主义视为道德的败坏，并且有意愿与明确的白人身份政治进行捆绑”。这样一种前景对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来说极具破坏性，恐非“美国主义”式的认同建设可以解救的。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是英国历史法学创始人梅因（Maine）在其名着《古代法》中的一句经典名言。从民法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进步社会的运动涉及个人的权利义务是由身份决定还是由契约决定的问题，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个从身份依附到契约自由的进步历程，也是差异性与共识性融于一体的国家成长过程，代表着特殊性的多元身份政治与普遍性的公民身份政治相融共生。在美国，左与右两种身份政治之间的文化内战与政治斗争始终威胁着美国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建构，因此，从身份依附到契约自由的国家成长之路，对美国而言依然漫长。

来源时间：2019/11/15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