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何以走向“部落主义”？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专家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和安德鲁·奥多诺休（Andrew O’Donohue）的文章称，美国的政治极化来自底层而非顶层，数十年来一直在成长和壮大，政治极化的加剧让人们对美国民主的未来和运转深感担忧。
文章摘要如下：
每天都有更多证据表明美国政治极化严重。党派之间的互不妥协、尖刻批评和高度分裂已经侵蚀了大多数政府机构。更重要的是，这些情绪已经逐渐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2020年总统大选只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党派部落主义（partisan tribalism）。尽管媒体和民间团体对跨越党派分歧的政客们大加赞扬，但分裂的趋势仍在继续，看不到尽头。
美国的两极分化源自底层
在大多数高度政治极化的国家中，根本性分歧首先出现在政治精英之间，当政客们精心策划以巩固或扩大各自的基础时，分歧就会扩散到整个社会。然而，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则全然相反——党派情绪是从美国社会的腹部而不是头部冒出来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文化转型首次引发了这一趋势。在这一时期，民权运动、妇女权利运动、反越战运动和性革命都颠覆了既定的传统和阶层，并且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接受社会政治变革的进步观点，另一种是试图阻止或限制这种变革的保守观点。不过，政客和政党并没有急切利用这种分歧为自己谋利，相反，社会活动家、传教士和公共知识分子推动了美国社会极化的加剧。
在这之后，社会极化逐渐蔓延到正式的政治领域。随着进步与保守的社会运动获得武力和凝聚力，他们的理论家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争夺影响力，试图将几十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各不相同的两个政党转变为更明确、更具纲领性的组织。
在大多数其他严重极化的国家，魅力型领导人是分裂的主要因素。美国则不然。过去40年，大多数美国总统都试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中间派。在这方面，特朗普是个惊人的例外。他是第一位将社会极化作为核心政治战略的美国总统，他谋求在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上强化党派情绪。不过，他执政虽然是政治极化加剧的原因，但也是一种表现。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政治极化来自底层而不是顶层，政治精英们无法轻易地扭转或缓和这种分化，即使他们的确希望这样做。能设法缓和极化的，通常是在一个严重制造分裂的人物下台后，其继任者能够摆脱党派偏见的国家。但在美国，无论是谁入了主白宫，党派之争在过去50年里都在不断加深。特朗普的最终离开可能会给美国狂热的政治极化降温，但不能治愈这种弊病。
政治极化的根源在于“身份”分歧
美国政治极化的故事要比大多数民主国家长得多，党派之争已因其持久性而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特征，这使人们难以想象另一种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极化是多方面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极化源于主要身份的分歧——通常是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分歧。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的进步主义世界观和保守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冲突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成分，尤其是与紧随其后的“共识政治”时代相比。也就是说，种族曾经是并且将继续是一个主要障碍，不能也不应该被忽视。宗教也很重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运动使堕胎合法化，增强了对生育的控制，这些运动将宗教直接带入政治辩论和决策中。这种分歧结合党派偏见，使得美国的分歧异乎寻常地广泛而深刻。
“破裂的”制度助长政治极化
美国的政治生活有一些明显的结构特征，助长了政治极化。在美国实行的两党制中，政党在最近几十年里不仅变得更加意识形态化，而且在制度上也相当薄弱。因此，各政党已经放弃了大部分可以让他们在国家和州一级都更加温和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严重阻碍了主要第三方打破党派二元结构。
为防止激烈的政治竞争转变为破坏性的政治极化，两个防护机构至关重要：一个是无党派倾向的司法机构，另一个是独立的选举管理机构。虽然美国法院在许多方面维护民主，但美国司法系统的某些特点削弱了其作为反对政治极化的堡垒的作用。公开任命和确认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程序助长了党派偏见；在州一级，一些法官是在党派支持下当选的。
此外，在有争议的2000年总统大选中，党派之争带来的脆弱性得到了充分展示。现在关于选民权利的争论再次凸显了这个问题。此外，由于美国有一位多次公开宣称选举舞弊的总统，作为防止政治极化的屏障，选举制度的弱点变得更加突出。
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矛盾异常尖锐。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有许多传统和机制可以帮助美国的民主保持团结：深深地依赖法治、宪政以及民主本身。但并非所有使美国在政治上与众不同的东西都能对抗政治极化。如果美国人在未来几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部落主义”可能会成为美国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本文编译自《外交事务》期刊网站文章How Americans Were Driven to Extremes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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