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迹：当代美国政治的“种族化”现象探析

作者：陈迹  来源：《美国研究》2019年第四期

　　〔内容提要〕伴随政治极化一同出现的美国政治“种族化”现象在特朗普时代越来越严重。政治精英和选民根据种族议题划线，选择政党联盟，致使两党在种族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增大，中间派消失。种族保守派与蓝领白人大量涌入共和党，构成共和党胜选联盟的关键选民。民权运动后，经济问题的种族化同白人身份政治相结合，加上两党“狗哨”政治的推动，使种族主义成为现代选举政治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奥巴马时代“种族化”的溢出效应延续至今，是政治种族化加剧的重要现实原因。2020 年大选临近，两党和民众在种族问题上预计将进一步两极化，这一趋势很难逆转，并将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的运作与走向。

　　【作者简介】陈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研究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政治极化(polarization)作为当代美国政治最显着的特征之一，获得了美国学界和中国学界的普遍关注与深入研究。然而，近年来伴随着极化一同出现的，还有美国政治的“种族化”(racialization)现象，也同样值得关注。特别是在特朗普参选和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政治“种族化”趋势愈发明显。特朗普一直都利用恶毒的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和反穆斯林的仇恨言论来争取和动员保守派白人选民投票，即所谓的“先分裂后征服”竞选策略，吸引了许多共和党追随者争相效仿。多项依据美国国家选举研究局(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ANES)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2016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特朗普选票的关键诱因是选民对黑人与移民的态度，而非经济焦虑情绪。美国政治的“种族化”意味着多数政治议题都可能被转化成种族问题，任何政治人士都可以变为种族性的人物。选民更多地透过种族棱镜形成对政党、精英、政府和公共政策的看法，并选择政党联盟。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种族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增大，共识消失。种族议题维度和经济议题维度紧紧捆绑在一起，国会和精英都产生了一维化分裂，政治极化与种族化都越来越严重。
　　本文拟对美国政治“种族化”的主要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政治精英和选民种族化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进而对种族化政治的未来走向以及对选举政治的影响做出预测。需指出的是，在美国政治语境下，“种族”一词往往可同时包括种族(race)与少数族裔(ethinic minority)两种含义，而少数族裔通常指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美国人、来自墨西哥与中美洲的移民，以及穆斯林社区等群体。为了行文简洁，本文在提到美国政治的“种族化”时，大多均包含其族裔化的含义。
　　一 美国政治“种族化”的主要特征
　　(一)特朗普“激活”种族保守派
　　首先，近年来美国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与极端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有抬头趋势。2018 年美国仇恨团体的数量达到 1020 个，为历史新高。中期选举前的两周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愤怒进一步蔓延:三起激进右派的恐怖袭击和一连串针对民主党位高权重人士的未遂邮件炸弹袭击震惊了整个美国，共造成 15 人死亡。2018 年，美国、加拿大与激进右派相关联的恐怖袭击死亡人数，从 2017 年的 17 人上升至 40人。2018 年 7 月，昆尼皮亚克的民调显示，49% 的选民认为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47%认为他不是种族主义者。44% 的选民认为特朗普移民政策背后的主要动因是“种族主义看法”，但有 50%认为特朗普是“真心想要管控美国边境”。
　　其次，特朗普总统不断地使用分裂性、侮辱性的反移民、反少数族裔言辞，来迎合或煽动一部分白人选民的种族主义与种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情绪。2012 年大选中投票给奥巴马的白人选民中有许多在种族和族裔问题上持保守主义立场:其中49%的人不认为“过去几年中，黑人所得的比其应得的要少”，45% 赞成对被判谋杀罪的罪犯施以死刑，39%认为奴隶制与种族歧视并未阻碍黑人经济地位的提高，同时还有 28%将黑人处于经济不平等地位的责任归咎于黑人自身。支持奥巴马的这些白人选民在堕胎、同性婚姻等社会问题以及贸易、医保、税收等经济问题上都持中间或偏自由的看法。在 2016 年这样高度种族化的选举中，这部分受到“双向压力”(cross-pressured)，即党派从属与种族问题立场产生冲突的白人选民是最容易改变党派忠诚的，从支持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较高的种族敌意降低了偏保守和偏自由的中间选民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给民主党候选人投票的可能性。
　　(二)经济问题的种族化
　　引人注目的是，2016 年大选较 2012 年的投票变化与选民的经济焦虑和家庭收入变化均只有弱关系，而与他们对种族和族裔的态度之间存在强关系。2016 年总统大选中，种族怨恨对经济焦虑情绪的推动作用非常显着，因而选民的经济关切通常会经过种族棱镜的过滤。这一种族怨恨通常呈现为如下形式:许多在种族方面偏保守、经济上遇到困难，或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认为少数族裔与移民获得了他们“不应得”的优待，抢走了本该属于白人的社会和经济机遇。这就是所谓的“种族化经济学”:从种族的视角看待就业问题与贫富差距，把种族问题与经济状况混为一谈，并从根本上认为，是少数族裔的优越地位与移民的大量涌入造成白人如今收入与地位下降。
　　无论是在竞选过程中，还是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特朗普都在不断地煽动和利用保守派白人选民种族化的经济焦虑情绪。在 2016 年大选中，特朗普经常错误地声称:“在美国，移民所受到的待遇甚至胜于退伍军人”，“移民夺去了美国人的制造业工作，夺去了我们的钱财，不给我们活路”，“移民让公共福利枯竭”，并指责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支持优待移民的社会福利政策，以此来误导选民。更有甚者，特朗普反复向其支持者灌输移民中混有罪犯和伊斯兰激进分子等毫无依据的言论。2018年中期选举前不久，他又编造出数千名中美洲难民乘坐“敞篷车”向美国边境“进军”这一夸大事实的故事，蓄意在选民中制造和传播针对所有移民的恐惧和仇视心理。
　　(三)民主党在种族问题上加剧自由化
　　民主党人在社会问题上明显左转，是对特朗普执政的反弹，带动美国社会整体在种族问题上更加自由化;但同时，近年来，共和党支持者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也呈现出缓慢自由化的趋势。
　　针对种族不平等的看法，皮尤研究中心以“国家应该继续改变，赋予黑人与白人平等权利”为题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两党支持者观念的差距在2009 年至2017 年间进一步拉大。主要原因是民主党支持者明显变得更自由化，而非共和党支持者变得更保守。实际上，共和党支持者认同这一命题的比例略有起伏，在近几年出现小幅上升，从 30% 增长至 36%。而在同一时期，民主党支持这一观点的比例从54%一路升至 81%，带动所有受访者中认同该观点的比例从 43%涨至 61%。
　　在对种族歧视影响的看法方面，对“种族歧视是许多黑人现在无法成功的主要原因”这一论述，共和党支持者认同的比例，从 2009 年的 9% 小幅上升至 2017 年的14%。也就是说，共和党支持者整体上并未变得更保守。但是，民主党支持者认同该观点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 28%骤升到 64%，可以说是成倍增长。因此，所有受访者中认同这一命题的比例也从 18%迅速涨至 41%。
　　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一调查还包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对“移民通过自身的勤劳工作与才能使美国更强大”这一观点，共和党支持者认同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29% 升至 2017 年的 42%，说明这一时期共和党支持者在移民问题上变得更自由和宽容，而且变化较为明显。然而，在同一时期，民主党支持者认同该表述的比例再一次出现激增，从 48%升至 84%，即从接近半数到绝大多数都认同。因而在所有受访者中，认同这一判断的比例也从不到半数的 44%涨到接近 2/3 多数的 65%。
　　与此相应的是，目前，民主党内部就如何在 2020 年重夺白宫产生了一些分歧:是重点争取美国中西部“铁锈带”的支持，如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州的白人蓝领工人，还是人口日益多元化的“阳光地带”，如佐治亚、亚利桑那、北卡罗来纳州的支持? 换句话说，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想要组成一个胜选联盟，是应该吸引在上次选举中倒向特朗普的共和党白人蓝领和农村选民，还是紧随本党核心支持者迅速左转的趋势，动员更多的少数族裔和郊区居民投票? 反映民主党更为进步主义的政治现状。
　　就这一关键的竞选策略问题，以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参议员艾米·克洛布彻(Amy Klobuchar)为代表的总统候选人认为，收复民主党在中西部产业工人群体中的失地，重建“蓝墙”是民主党重返白宫的最快途径。克洛布彻在明尼苏达州正式宣布参选后就立即造访了临近的威斯康星州，而希拉里·克林顿在 2016 年大选过程中从未到威斯康星州拉票。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曾忽略了低收入蓝领白人的政治力量，未为其量身打造希拉里·克林顿的经济政策立场，导致其失去中西部数个关键摇摆州，这被认为是希拉里·克林顿选举人团票落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前部长胡利安·卡斯特罗(Julian Castro)等较年轻的总统候选人认为，“阳光地带”各州已经出现反特朗普、转向支持民主党的明显倾向，并且正呼唤出现一位能与其多元化的选民产生共鸣的候选人，特别是出身于少数族裔的民主党人。对于亚利桑那、佐治亚、佛罗里达甚至得克萨斯州这些传统上偏向共和党的州，只要其少数族裔选民得到充分动员，在 2020 年变成“蓝州”并非不可能。
　　但是，无论民主党内部在大选策略上存在多少分歧，特朗普始终是使民主党人团结一致的最大动因。2018 年，平均 82% 的保守派民主党人、91% 的温和派民主党人和 96%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总统的工作表现持否定态度。民主党人的共同目标就是让特朗普连任失败。2020 年总统大选将只有极少的民主党人会投票给特朗普。
　　当然，民主党人的这一分歧并不仅仅是一个竞选策略问题，更是对民主党主流应如何计划重新变为多数执政党提出的难题。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出口民调，2016 年大选中，特朗普获得了 66% 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的选票;2018 年中期选举，共和党获得了 61%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的支持。民主党在白人蓝领工人中的地位有所改善，但仍然不足以撼动中西部产业工人对特朗普及共和党压倒性的支持。实际上，自 1948 年至 2012 年的每一次总统选举中，白人收入水平越低，投票给民主党的概率就越大。2016 年大选至今，低学历、低收入白人大部分倒向共和党的情况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反常，同时富人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鄙视与厌恶也是史无前例。这说明由于特朗普的崛起和种族问题的突出地位，总统选举中收入水平与党派支持的关系被扭曲了。民主党想要通过争取温和派的蓝领工人来入主白宫似乎还任重道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以特朗普为主导的白人身份政治在白人中严重孤立了民主党，彻底改变了两党的竞选政治。
　　(四)选民根据种族议题划线，进行政党选择
　　政党选择(party sorting)的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费奥里纳(Morris Fiori-na)与萨缪尔·阿布拉姆斯(Samuel Abrams)最先提出，用于解释美国政党极化现象的本质:供选民选择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变得非常有限，并且分别集中在两党之内;所以，选民只能根据自身偏好，选择站在民主党或共和党一边。
　　政党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涉及对堕胎问题的态度。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的权威数据显示，公众对堕胎问题的态度在过去40 年中并无明显变化:大多数人认为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合法的。但在美国政治现实下，堕胎却是最极化的议题之一。两党的精英阶级，即当权者、候选人、活动家和利益集团等，对堕胎问题的立场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堕胎问题上面对仅有的两种选择，两党支持者在过去 30 年中进行了持续性的政党选择:普通民主党人士变得比普通共和党人士更赞同堕胎合法化。此例可同时说明美国政党选择的两大特点:政治精英先于普通选民进行政党选择，并且精英阶级的政党选择程度高于普通党派人士。
　　美国民众按照种族问题划线，也进行了类似的政党选择，其方向是民主党成为种族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联盟，而共和党成为种族保守主义与经济保守主义的联盟，导致两党内部更具同质性，两党间的政策立场差别更明显。过去民主党内有在种族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人士(如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共和党内有在种族问题上持自由立场的人士(如密歇根州前州长乔治·罗姆尼)，而现在两者几乎都不复存在。美国选民的政党选择程度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种族自由主义者都来自民主党，几乎所有种族保守主义者都来自共和党，而且两党中的种族温和派越来越少。现在，我们仅凭借某个选民的党派从属(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就可以预测他在种族问题上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两党在种族问题上达成共识和妥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产生冲突和斗争的可能性急剧升高。
　　具体而言，在除种族之外的问题上持自由立场、但怀有种族敌意情绪的中间选民一边倒地转向共和党;教育和收入水平较低的白人大多数投票给共和党。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中有 67% 投票给特朗普，只有 28% 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的领先优势达到 39%，为 1980 年以来最高值。而在仅仅四年前的 2012 年大选中，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中 51% 投票给了民主党候选人，47% 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也就是说，这部分选民有 20% 以上在两次大选中改变了党派支持，这在任何大选中都是一次极富戏剧性的反转。同时，在拥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的白人中，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率高出 2012 年的奥巴马 10 个百分点。
　　自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白人选民中基于教育水平的党派迁移就已经开始: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转向共和党，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白人转向民主党。2016年，在具有投票资格的美国选民中，有 47% 是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22% 是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的白人，其余约 31%是非白人。特朗普的崛起、2016 年大选和 2018 年的中期选举都加剧了这一党派迁移趋势。
　　黑人、拉美裔与亚裔等少数族裔则站在民主党一边。2016 年和 2018 年的选举中，黑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分别为 89% 和 90%，拉美裔支持率为 66% 和 69%，亚裔为 65%和77%;非白人整体上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分别为 74%和76%。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也站在民主党一边。
　　二 美国“种族化”政治的历史根源
　　造成当代美国政治“种族化”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涉及民权运动遗产、“种族化经济学”、白人身份政治、两党“狗哨”政治等历史、社会、经济和政党政治问题，又与奥巴马时代“种族化”的溢出效应直接相关，而且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交织、相互增强关系。下文首先将试探究美国政治“种族化”的历史原因。
　　(一)民权运动与白人身份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繁荣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富足和安全感。美国在逐渐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演变过程中，引发了一场代际间的价值观转变，即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Ｒonald Inglehart)所说的“无声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更多地秉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支持多元文化主义与世界主义，追求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个人自由与宽容，以及生态平衡。但是，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的美国南部却仍然实行着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其后席卷美国的学生抗议运动、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性别革命等都在这一社会文化环境中诞生，而民权运动在美国追求政治平等的进程中不啻为一场革命，也是追求平等进程的必经之路。
　　1964 年的《民权法案》与 1965 年的《选举权法》不仅废除了全国范围内公共场所、教育与就业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也有力地保证了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投票权。《1965 年移民和国籍法案》生效后，大量拉美裔与亚裔移民进入美国工作定居，并成为美国公民，逐渐改变了美国人口的种族构成，影响了主流价值体系的文化结构、语言结构和宗教结构。在 1964 年与 1968 年的关键性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分别输掉了“深南部”五个州和除得克萨斯州以外的所有南部州。民主党“坚固的南部”开始发生松动，南部白人首先在总统选举，随后在国会、州和地方选举中大量逃向共和党。这也被称为共和党在南部选举政治中“自上而下”的崛起。由此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全美范围的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进程。民主党失去了南部的传统优势，但赢得、巩固了两岸、东北部与大湖区的选民支持;共和党则在南部和西部扎稳脚跟，把保守派选民变成坚实的基本盘。时至今日，共和党几乎完全是一个白人政党。97%的共和党官员是白人，96%的共和党候选人是白人。
　　种族问题是理解南部政治的关键。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Valdimer Orlando Key)在其代表性着作《州与国家的南部政治》中指出:“不论我们试图理解南部政治进程的哪一个阶段，迟早都会将研究引向黑人问题。”这一美国政治学的经典研究发现，南部白人在种族问题上采取保守态度，主要不是因为想要维持白人支配黑人的种族至上地位，而是因为相当多的南部白人都生活在黑人占多数的县。
　　也就是说，白人有产者组成的少数群体为了维持自身的控制权，必须想方设法阻止黑人获得投票权(甚至是公民权)并与白人下层阶级联合起来，形成多数投票联盟。因此，民主党主导推行的民权运动关键性立法，实际上对南部白人政治构成了一种生存危机，因为如果大多数黑人都获得了投票权，那么白人的主导地位将一去不返。被逼到墙角的南部白人选择叛离自己坚守了一个多世纪的民主党，分阶段大批转向共和党。尼克松带领共和党实行“南部战略”，有意利用白人激奋的怀旧情绪，鼓动他们为共和党投票，并不断孤立民主党，为之后白人身份政治的形成与巩固埋下了伏笔。
　　随着权利革命的发展，民主党逐渐变为一个行动主义、进步主义政党，支持少数族裔的权利、多元文化主义与经济再分配政策。然而，民主党人却忽视了该如何维持在“铁锈带”产业工人中的传统优势，从文化和经济上都疏远了蓝领白人。民主党为巩固在少数族裔、女性和非异性恋(LGBT)社区中新的基本盘，推行少数群体的“身份政治”;倡导教育和就业领域的“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造成针对部分白人和少数族裔的“逆向歧视”问题，在白人和亚裔社区中尤其不受欢迎。2019年 2 月，73%的美国人对大学里的“肯定性行动”持反对态度。一波又一波的社会与司法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肯定性行动”的效果。
　　另一方面，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领导并且深度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但自由贸易与资本全球流动的固有缺陷也直接导致了美国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从 1968 年到 2017 年，美国最富裕 1/5 家庭的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 42．6%增至 51． 5%，而其余四个五等分组的比重都在逐渐减少，且越贫穷的家庭减少得越快。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2010 年美国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资甚至低于 1978 年。美国的基尼指数从 1968 年的 0． 386 上升至 2017 年的 0． 482，高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与此同时，自动化、信息化行业的科技进步导致蓝领白人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大量减少。自 2000 年以来，美国的工厂数量减少了 22%，制造业岗位减少了 28%，约500 万工人失去工作。大多数蓝领白人并不具备客观分析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后果的知识储备与感性经验。他们凭直觉对经济和文化损失进行感知，往往将自身财富和地位降低的责任归咎到黑人与移民身上。他们认为自己不但需承担权利革命的成本，为少数族裔的权利和福利待遇埋单，而且正丧失对国家事务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便逐渐形成对少数族裔、移民和民主党的怨恨情绪。在蓝领白人看来，这种对白人身份与利益的威胁在美国历史上少有先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掀起了对权利革命的反弹政治，保守主义与基督教右派的联盟动员了大量在文化和社会问题上保守的白人选民，把经济问题同社会文化议题紧紧捆绑在一起，完全“激活”了白人身份政治。对现代保守派白人而言，对民权运动、多元文化的反感就近乎等同于憎恶大政府和社会福利。他们对 20 世纪 50 年代“黄金时代”的美国怀有浓厚的依恋情绪，因此担心白人失去人口多数的优势与相应的政治、文化权力。他们深信白人地位和特权的丧失是由政府“逆向歧视”政策与少数族裔的崛起所致，而且少数族裔获得的每一分收益都是以白人受损为代价的。约 30%至 40%的美国白人具有这种较强的白人身份认同，但这部分白人与怀有种族怨恨情绪的白人群体并不重合。所以，这两种白人子群(subgroup)均可以接收两党候选人的种族信号，成为潜在的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选民。
　　(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狗哨”政治
　　从 1964 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选总统开始，在过去 50 多年中，共和党政客大量运用“狗哨”政治(dog whistle politics)策略来拉动选民投票。一般人无法听到“狗哨”发出的超声波。顾名思义，“狗哨”政治就是利用“代码”或“隐语”(coded language)来遮蔽政客其实想要向选民传达的某种信息，以致非目标群体可能听不出其中的隐含意义，但目标群体却很容易理解。尼克松、戈德华特与亚拉巴马州前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都是共和党“狗哨”政治的高手。华莱士脱离民主党后，组建了美国独立党这一种族隔离主义的单一议题政党，通过娴熟运用种族“狗哨”策略，竟然在 1968 年一举赢得五个南部州和 46 张选举人票。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着名竞选策略家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曾先后担任里根和老布什的竞选委员会主席，他在 1981 接受匿名采访时的一段话常被视作共和党“狗哨”政治核心思想的代表。他说:“(为了吸引选民，)1954 年(政客)可以说‘黑鬼，黑鬼’。到了 1968 年，就不能说‘黑鬼’了，那样只会适得其反，对自己不利。所以我们开始谈强制性校车接送、州权等。现在(这种策略)已变得非常抽象了，挂在嘴边的净是减税等纯经济问题。这些经济政策的一大后果是黑人比白人受到更多伤害……无论怎么看，种族问题都被隐藏在后面。”阿特沃特在共和党内的职业生涯发展可以说与“狗哨”政治兴起的步调完全吻合，他是“狗哨”政治的主要构筑者之一。
　　1980 年，里根成为共和党正式候选人，他选中的竞选第一站就是密西西比州的“内肖巴郡农贸会(Neshoba County Fair)”，而这里正是1964 年三名民权活动家被3K党人残忍杀害的“自由之夏谋杀案”的发生地。里根选择此地就是为吸引“倾向于乔治·华莱士立场的选民”。里根在集会上对在场的约一万名白人高喊道:“我相信州权!”“州权”在美国政治中是一个充满种族意味的词，因为在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部盛行的年代，“州权”经常被用来为维持南部的种族现状辩护。里根对“狗哨”政治的运用背后往往还隐含着对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攻击。里根竞选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套说辞，便是他自己捏造出的形象，一个费尽心机钻社会福利空子的“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她)有 80 个名字、30 个住址、12 张社保卡，还有四个不存在的死去的丈夫留下的退伍军人福利。她有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食品补助券(food stamps)，在每个名下都能拿到福利补助。她的免税现金收入超过 15 万美元。”这一“福利女王”形象逐渐进入美国主流政治话语，并与联邦福利项目紧紧捆绑在一起，成为保守派攻击大政府和福利国家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1988 年，老布什的竞选团队投放了关于黑人暴力罪犯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的广告，似乎迎合与强化了保守派选民的种族刻板印象，因此事后招致了媒体与舆论的猛烈抨击，直至今日都被视作“狗哨”政治的典型案例。
　　伴随着这些精英层面的种族政治变化，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的大众政治也因种族问题变得更加分裂。美国内战结束后直到大萧条时期，黑人的政党忠诚度一直偏向共和党，但自 1964 年大选以来却完全倒向民主党，民主党在黑人中的投票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与此同时，白人的政党偏好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种族这个楔子议题的影响。民权运动后，民主党的新政联盟被强制校车接送、学校种族融合、“肯定性行动”、社会福利等不受白人欢迎的政策彻底撕裂。民主党“坚固的南部”逐渐变为共和党坚实的票仓和大本营。在种族问题上保守的“里根民主党人”在联邦选举中大量投票给共和党，1984 年竟有 26% 的民主党人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给里根。1964 年后，这些“里根民主党人”往往成为共和党在联邦选举中获胜的关键选民。在新的种族政治背景下，民主党与共和党为了争取这些种族立场保守选民，都不得不在种族问题上做文章。美国政治学家唐纳德·金德(Donald Kinder)与琳·桑德斯(Lynn Sanders)将这部分摇摆选票称为“种族的选票诱惑”(the electoral temptationsof race)。
　　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未能抵制这种“诱惑”。一方面，对共和党而言，“种族的选票诱惑”意味着必须迎合在种族和文化上保守的白人的心理，同时又不能采用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立场和言论，以致失去过多的非白人选票。这也正是民权运动之后，共和党大量运用“狗哨”政治手腕，隐性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民主党则必须留住、动员更多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选民，同时又不能冷落那些在种族问题上保守的白人选民。因此，里根当选总统之后，民主党建制派在种族议题上慢慢学会了视而不见或保持沉默的回避策略，采取所谓的“种族中立”(color-blind)立场，实际上就是为了争取保守的摇摆选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党人也是种族“狗哨”政治的同谋者和实践者。
　　克林顿总统的言行及其政府的政策便是典型例证。在竞选总统时，克林顿以“新民主党人”自居，实际上便是效仿共和党人，采取对黑人关切持冷漠态度、对犯罪强硬、主张削减社会福利以迎合保守派白人的种族策略。1992 年大选中，着名民主党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牧师邀请克林顿在集会上发表讲话，但克林顿却借此机会，含沙射影地批评了杰克逊牧师与 1992 年洛杉矶的种族骚乱，刻意在选民心中留下自己与黑人民权运动保持距离的印象，以争取“里根民主党人”的选票。克林顿在任时签署的《暴力犯罪控制与执行法》共投入 300 亿美元打击犯罪，其中大部分用于对犯罪的惩戒性而非改造性、预防性措施，极大地扩展了里根政府“对犯罪强硬”政策的范畴和规模。该法的“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条款要求法院对犯第三次重罪的累犯采用强制性量刑准则，从而大幅延长其被监禁时间。“‘对犯罪强硬’的政策，使克林顿政府成为美国历史上联邦与各州监狱犯人数量增长最多的一届政府。”但这种犯人数量的增长是高度种族化的。到 2008 年，每 106 个白人成年男性中有一个被监禁，每 36 个拉美裔成年男性中有一个被监禁，而每 15 个黑人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个被监禁。在 20 岁到 34 岁的黑人男性中，竟然每九个就有一个被监禁。“2008 年被监禁、缓刑或假释的非洲裔美国男性，比内战开始前的 1850年被奴役的黑人男性数量还多。”
　　克林顿政府还彻底重组了联邦社会福利政策，大幅减少了福利受惠群体的规模。克林顿对肯定性行动等民权运动的遗产保持“只修补、不扩大”的消极态度。强调“法律与秩序”、要求削减社会福利、反对肯定性行动和“逆向歧视”，这些都是共和党“狗哨”政治的核心主题。因此，有学者指出，克林顿政府和民主党对民权问题不冷不热的态度，与美国内战和重建期之后共和党对种族平等原则的实质性放弃，存在相似之处。
　　三 美国政治“种族化”的现实原因
　　上述美国“种族化”政治的历史根源孕育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种族社会与政治环境，在奥巴马执政后，因其第一位黑人总统的特殊身份而被彻底“激活”。种族政治的“星星之火”通过奥巴马的“引雷针”(lightning rod)作用，迅速扩散，终于在特朗普时代变成“燎原大火”:“种族化”成为当代美国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为了说明奥巴马被“种族化”的强大溢出效应，我们必须首先弄清如何区分和测量美国社会中不同形式的种族主义。
　　(一)老式种族主义和现代种族主义
　　学者通常将当代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偏见分为老式种族主义(old-fashioned racism)与现代种族主义，其中现代种族主义又称“象征性种族主义”，可通过种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种族刻板印象(racial stereotypes)、反黑人感情(anti-black affect)、隐性种族歧视等维度进行衡量。如何定义和测量种族偏见是美国舆论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老式种族主义是指从美国奴隶制时代遗留下来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又称吉姆·克劳(Jim Crow)种族主义、大老粗(redneck)种族主义或生理种族主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主张白人与黑人之间保持一定社会距离，反对种族融合;认为黑人具有“生理上的缺陷”;支持用公共政策将种族隔离与歧视合法化、正式化。
　　20 世纪中叶的大部分美国白人仍然公开持有这种意识形态。在当代美国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公开宣称老式种族主义的个人与政客早已为大众所唾弃，但极端右翼、“另类右翼”团体中不时爆发的游行示威、寻衅滋事和恐怖主义活动仍带有明显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仇恨色彩。社会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在其着作《美国困境》中指出，老式种族主义源于白人非理性种族偏见与维护自身特权的利益诉求之间的一种毁灭性结合。
　　也就是说，老式种族主义为美国社会普遍的种族不平等辩护。与老式种族主义不同，现代种族主义不主张黑人的“生理缺陷”或正式种族隔离，而是基于刻板印象，认为黑人具有“文化上的缺陷”:“懒惰、暴力、毒品滥用、未成年母亲———许多白人把这种‘病态综合症’视为黑人社区的特征”，并以此为美国社会的种族不平等开脱。现代种族主义深信黑人目前实质社会地位低下，是由黑人的“文化缺陷”造成的，是黑人“罪有应得”。大多数白人之所以视这种观点为常识，除了维护自身种族优越地位以外，更因为他们从道德上憎恶和谴责刻板印象中的“黑人文化”。它似乎与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并且违反了个人主义、自力更生、敬业精神和自律等美国传统价值观。也就是说，许多白人题:黑人不再受歧视;黑人的劣势地位反映其敬业精神低下;黑人要求的太多、太快;黑人所得的比应得的多。
　　在美国政治研究中，衡量现代种族主义最常用、也是公认最有效的方法是种族怨恨情绪调查问卷。自 1986 年至今，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一直用它来揭示象征性种族主义的思维体系。该问卷依据被调查者对以下四个表述的认同程度给出综合分数:第一，在过去几年中，黑人所得的比应得的少;第二，爱尔兰裔、意大利裔、犹太裔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均已克服偏见，通过努力工作提升了自身地位。黑人也应当如此，而非依赖任何特殊照顾;第三，问题确实是有些人不够努力;如果黑人更加努力，他们可以像白人一样富足;第四，过去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奴役与歧视使黑人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下层阶级地位。
　　(二)奥巴马被“种族化”的溢出效应
　　尽管有美国媒体在奥巴马当选后欢呼美国“后种族社会”的到来，但事与愿违:作为第一位黑人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强大政治意象及其象征意义“激活”了种族保守派白人选民与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使得种族再次上升到政治议题的中心位置;保守派和自由派选民按照种族问题划线，进一步进行政党选择和极化。这是近十年美国政治种族化程度不断加深最重要的现实原因。
　　在 2008 年总统初选和大选中，选民的种族怨恨、反黑人感情、老式种族主义分数与对奥巴马的评价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种族主义情绪越重的选民投票给奥巴马的可能性越低。奥巴马是一个被严重种族化的政治人物。作为首位黑人总统与非洲裔总统，奥巴马自身似乎就是种族在美国的化身和代表。在美国主流选民，特别是白人选民眼中，他永远首先是一个黑人、非洲裔或非白人总统，具有某种与白人文化和价值观不相容的异质性。
　　在其执政期间，美国政治使奥巴马被“种族化”，对公共政策、大众政治和政治人士都施加了“溢出效应”。当奥巴马成为医疗改革、经济救市计划与累进税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军人物后，种族怨恨情绪对公众就这些议题的看法都产生了显着负面影响。
　　奥巴马时代，美国白人的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因与白人的种族态度紧密相连而变得更加种族化与两极化，更多的种族自由派白人进入民主党，更多的种族保守派白人进入共和党。大众党派性(mass partisanship)对美国人的投票、政策、婚育、住房偏好，以及他们对政治、社会问题的感知都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而选民的政党依附一旦形成，在一生中往往非常稳定。因此，奥巴马时代白人政党认同的极化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在短期内极难逆转。
　　此外，与奥巴马存在直接联系的政治人士的民调支持率由于种族态度而出现较大波动。2008 年大选中，副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支持率受种族怨恨的影响比 1988 年至 2004 年间所有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均高出一倍。1992 年至 2004 年间，选民的种族怨恨分数始终与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呈负相关关系。2008 年民主党初选中，当希拉里·克林顿与奥巴马展开激烈竞争时，她在种族保守派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上升，而在种族自由派和非洲裔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下降;种族怨恨分数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民调支持率首次出现正相关。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奥巴马政府国务卿任期结束时，种族怨恨情绪却再次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呈现相当程度的负相关。当希拉里·克林顿与奥巴马由对手变为合作伙伴，她在种族保守派中的支持率显着下降，在种族自由派白人和非洲裔中的支持率则上升了至少 30 个百分点。在进入 2016 年大选时，希拉里·克林顿便已是一个被高度“种族化”的候选人，并与奥巴马的公众形象与政策立场紧紧捆绑在一起。她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比奥巴马更自由化，加之特朗普反少数族裔的分裂性言辞与种族主义的极右立场，使得选民对两党在种族意识形态上差距的感知达到 40 年来最大值。
　　结 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随着美国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时代，民权运动与权利革命成功地将种族问题推至国家政治议程的中心位置。保守的南部白人彻底逃离民主党，涌入共和党，引发整个美国范围内的政党重组过程。以尼克松与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精英借机运用“南部战略”和“狗哨”政治等策略动员和集结种族保守派，并与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对权利革命的反弹政治活动相结合，促使怀有种族怨恨的民主党人和中间派加入共和党选票联盟。选民也根据种族问题划线，进行政党选择。现在几乎所有的种族自由派都在民主党内，几乎所有的种族保守派都在共和党内。奥巴马作为第一位黑人总统成为被高度种族化的公众人物，进一步分裂了保守派白人和少数族裔选民。这种种族化的溢出效应迅速渗入大众政治的各个方面，使选民对公共政策和政治人士的看法呈现两极化。特朗普的崛起进一步激化了已有的种族矛盾与冲突，美国政治的种族化与极化由此相互加强，存在愈演愈烈之势。
　　如前所述，选民的政党依附一旦形成，便很难逆转。因此，两党在种族问题上预计将进一步两极化，种族问题成为党派“纯洁度”的试金石。共和党精英和保守派核心选民逐渐簇集在特朗普身后。议员害怕自己公开对抗特朗普会造成连任失败，致使中间派数量在过去两年中进一步锐减，不少前温和派议员在种族与移民问题上向右移，在意识形态极右端与特朗普一同形成共和党新的建制派。与此同时，以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已无法阻止以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奥卡西奥－科尔特斯(Ocasio-Cortez)为代表的更自由化、更进步主义的民主党左翼发展壮大。该左翼势必将在保障少数族裔与移民权利、促进经济再分配政策等方面提出更激进的要求。在 2020 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极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利用种族主义、本土主义言论动员更多的核心选民投票，由于现在民主党控制众议院，特朗普的政策诉求很难通过国会实现;“通俄门”调查报告已经公布，众议院很可能开展新一轮针对特朗普的调查听证活动，甚至不排除对特朗普启动弹劾程序的可能。特朗普意识到自己四面受敌，必然在大选之路上发起反扑，发泄怨怒。
　　据研究显示，温和派候选人与强意识形态候选人在国会选举中的胜选概率在2012 年后基本持平，而此前温和派一直握有较大胜选概率。此外，许多美国民众对政治话语中明确的种族煽动性内容已习以为常，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民主党已宣布参加 2020 年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中，大多数都拥有少数族裔背景或进步主义运动履历。预计种族政治将成为 2020 年大选民主党的核心议题之一，将有更多候选人提出种族自由主义的政策立场，并与特朗普在这方面展开缠斗与论战。选民在种族问题上整体将呈现更加极化的态势。

来源时间：2019/9/10   发布时间：2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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