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静：中美亚太“竞争性共处”模式探析

作者：杨文静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

　　内容摘要：特朗普上台后以“全面竞争”定位对华关系，将此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重要目标，美对华战略出现“范式调整”，也使中美在亚太互动关系发生转变。中美在亚太正在形成“竞争性共处”模式，它介于冷战与竞合关系之间，是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关系模式。这一态势是中美亚太关系长期发展逻辑的结果，把握底线、良性竞争、拓展合作应是“竞争性共处”的应有之义。

　　亚太向来是中美相互利益最为攸关、互动关系最为重要的地区舞台。这里既聚集了中美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也是构建中美关系整体稳定的最重要依托平台。长期以来，中美政府均高度重视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寻求管控冲突、增强合作，双方在亚太的共处相对平稳。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传统思维范式正在改变，双方关系的竞争性突显，而亚太身处折射这一复杂变化的前沿，双方的共处关系更加微妙。本文尝试提出“竞争性共处”这一概念，试图对新现实下中美在亚太的互动态势予以描述，比较其与过去的异同，预测其未来发展态势，从而找到有益的政策预期与建议。
　　一、中美历史上的亚太共处模式：由遏制转向竞合并存
　　美国自诩介入亚太的历史已有200多年。美国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迈克尔·麦克德维特（Michael McDevitt）说，美国两百年来介入亚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进入亚洲市场”，“尽管后来有帝国主义、殖民责任、传道士精神等，但确保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利益一向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底线”。从19世纪的“门户开放”到20世纪克林顿时期赋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直到后来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一个清晰的主线是，美国始终不希望被排斥在亚太特别是中国市场之外，而是要获取足够的经济利益。为此美国首要的目标就是“防止该地区被任何一个大国所主控”。然而，从中国视角来看，美国对亚太的介入首先是从一个殖民列强的形象开始的，这往往与中国的“历史悲情”与民族主义相伴相生，塑造了一个“侵略者”的“消极镜像”，尽管中国民间也有不少观点，把美国与其他“列强”相区分，如认识到美国在华没有殖民地，美国利用庚子赔款作为“善款”帮助中国发展民生等等。而美国政府后来在中国内战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扶植、对共产主义的仇视以及冷战开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台湾分裂态势的确立等，使中美关系进一步对立。美国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则坚定维护独立自主及社会主义道路，使二者在亚太形成相互遏制的共处模式。
　　当时，中美冷战模式与美苏冷战模式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性。不同点在于，首先，中国不是苏联，没有与美国展开全球竞赛、争夺“霸主”地位的野心，但中国对自己的周边高度重视，并因此与美国在朝鲜直接交战，在美越战争中给予越南军事支援。其次，中国虽然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国家，但并未直接干涉别国内政，也没有“卫星国”。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与防御性与苏联的进攻性、扩张性形成一定对照。再次，中苏关系交恶引发中美关系由敌对走向改善，“联美反苏”使中美关系提前走出冷战。由此，中美冷战模式总体烈度较低，范围有限，且局限在中国周边，并在一定条件下启动中美苏大三角，使二者关系由对立转向合作。另一方面，中美的相处模式与美苏模式也有一定相似性。一是体现了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竞争性、对抗性。二是这种对抗在亚太体现得最为集中，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冷、热战，尽管未酿成两国总体战争，但对抗之激烈堪比美苏。三是两国对抗始终局限在一定范围内，没有全面破局。正如美苏以“相互确保摧毁”形成最低水平的战略稳定，并通过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构建《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主动管控冲突一样，中国主动参与朝鲜战争的果敢举措、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亦在能力上对美造成一定战略威慑，起到平衡关系的效果；加上中美对抗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冷战大格局，使中美矛盾未上升为最主要的国际矛盾，为两国处理亚太关系留下一定余地。
　　冷战结束后，美国东亚政策延续了冷战时期确立的、以双边为主导的同盟体系。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美军事存在提供了东亚稳定，维持了地区战略平衡，确保了地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可有效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亚太国家”，维护在亚太的“至关重要利益”。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经济、安全、价值观作为美国东亚政策的三大支柱，小布什政府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明确提出经济与安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表明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仍有意强化在东亚的全方位存在。按照美国学者的解读，美国的目的是维护地区的“陆海战略平衡”，即中国在陆上、美国在海上各有优势，从而使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控制对方的安全区域。此外，美国还充当“忠实的掮客”，令地区国家愿意接受美国在地区内的存在，对冲中国或日本的地区影响。具体而言，当时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阻止朝鲜半岛形势失控，确保地区稳定；确保能“公平地进入”亚洲市场；维护航行自由；防止核武扩散；以及促进民主。结合后来美国政策的发展轨迹可发现，其东亚政策的目标与手法前后并无大的变化，有较强的继承性。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在安全、经济、价值观三大支柱外增添了多边机制，但其目的依然是维护美国对亚太的“持续进入”权以及地区的战略平衡，防止地区大国将美国排除在外。
　　在整个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是灵活运用接触与制约两手，对中国的期待，克林顿时期提出“转型国家”，小布什时期是“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时期是“负责任大国”。美国始终希望通过软硬两手将中国塑造为美国主导体制下的“合作一员”，沿着美国给定的路径崛起。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亚太共处的模式也体现出接触与对冲的两面特征。
　　一方面，美国坚持对华接触是亚太政策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克林顿时期，美国试图通过“参与与扩展”的“浪漫性”接触改变中国，双方在经济、军事各个层面的交往较为深入。在亚太地区层面，美国提出“经济上繁荣、政治上公平、安全上靠同盟”的“新太平洋共同体”主张，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下开始有了很多积极互动，不仅共同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也就朝核、地区“预防性防御”与“信任建立措施”等安全问题加强沟通。小布什时期，出于反恐考虑，美国对亚太多边机制参与下降，但围绕朝核问题，中美主导的六方会谈为稳定半岛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还探讨了将六方会谈发展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可能。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再次回归克林顿政府重经济、重多边、重民主的民主党亚太政策传统，并提升了亚太在美全球政治天平中的分量，加速“重返”步伐。在此期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设立专门的亚太事务磋商，中美在阿富汗、东帝汶等地展开积极的第三方合作；在朝核问题上也形成共同施压、相互协调的局面。由于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亚太多边合作，中美在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及东盟防长扩大会机制下的互动增多，共同参与了有关海上安全、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维和、军事医疗的合作项目。中国还受邀参加了2014、2016年美国“环太军演”，旨在通过军事交往增加战略互信。此外，在上述整个阶段，中美在亚太的多边非政府组织接触也非常频仍，从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到东北亚合作对话等形形色色的“二轨对话”，也为中美在亚太增信释疑发挥了积极的辅助作用。
　　但另一方面，中美在亚太的竞争也在悄然发酵。首先，美国始终担忧中国崛起会造成美国被排除在地区之外的前景，由此坚持将双边同盟作为其维护地区秩序的基石。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通过《阿米蒂奇报告》，提出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政策，建议低调处理美日经济摩擦，鼓励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逐步放开对其“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始终存在一股“亲日派”。而该派势力对华强硬，主张对日关系的重要性超过对华关系，美国应加大对亚太军事投入、强化同盟体系，实现军事“互操性”与情报分享，从而将战略目标转到应对中国崛起上来。该派还主张加强与台湾人员交往与军事交流，防止大陆对台动武，也防止台湾宣布独立，从而维护“两岸稳定”直至达成“政治和解”。其观点尽管支持与中国进行军事接触和多边交往，但反对“为接触而接触”，并指出中国的“亚太新安全观”与美国同盟体系截然相对，是一种竞争关系。到了奥巴马时期，同盟体系更成为“亚太再平衡”的首要支柱，美日同盟通过新版《防务合作指针》，进一步为日本发展军力松绑；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军力态势协议》，美海军陆战队首赴澳轮训。美国还以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加大对东南亚的军事介入，积极扶植菲律宾、越南、印尼等盟友及“新兴伙伴”。美国打造广泛的亚太盟友伙伴体系旨在维护其军事优势与制度霸权，同时也威慑和限制潜在对手。
　　其次，美国担忧中国军力发展，相应调整了亚太军事战略。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一直关注中国政府的军费增长，认为中国的军费开支“超出了正常的安全需要”，有对外实行“军事扩张”的“战略企图”。美国防部自2000年发布《中国军力报告》以来，不断指责中国国防费中存在大量“隐性军费”。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美国始终密切关注。奥巴马政府曾称，中国强化“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旨在使西太平洋成为美军无法插手之地，中国发展针对美军指挥控制系统的军事手段，依赖卫星和互联网，使美难以协调军事行动与后勤保障；中国研发的隐形战机，可能拥有对第一岛链众多目标发动空袭的能力；中国海军研发装备有先进鱼雷和高速巡航导弹的潜艇，对美重要军事基地和在国际海域的行动能力提出挑战。针对中国不断加大对钓鱼岛、东海以及南海海域的维权力度，美认为中国意在“以强权和高压”逐步巩固和扩展领土诉求。为此，美国先后提出“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离岸控制”(Off-shore Control)、“拒止威慑”(Pursue Deterrence by Denial) 等作战理念与战略，其中“空海一体战”被正式写入国防部文件，目的是在面临威胁的条件下提高美军作战能力，维护美国在亚太主导的战略格局。
　　再次，中美在地区治理上竞争性明显加强。在经贸领域，二战以后，亚太地区的经贸格局总体由美国主导，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都是亚太绝大多数盟友国家的头号贸易，直至近十年这一地位逐渐被中国所取代。如今，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四大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亚太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加强，令美紧迫感加深。美国自身经济的衰退也使其亟需亚太国家为其注入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WTO等全球多边制度的作用面临挑战，“10+3”、“10+6”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及其可能带来的规模性贸易转移，导致圈外国家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造成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制定权易手等问题。面对美倡导的亚太自贸区遥遥无期，奥巴马政府2009年11月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PP），即试图以此为范本，推行符合美贸易规则的地区经济格局。
　　从中国方面看，入世后加大了与亚太经贸一体化的力度。2001 年加入《曼谷协定》，第一次通过关税谈判从他国获得特别关税优惠；2003年与东盟签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2012年，东盟提出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邀请中日韩澳新印6国共同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在成员国之间建立统一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等也签订了双边自贸协定。
　　中美两国追求的是不同的贸易目标。中国强调经济发展，倡导灵活性的经贸规则，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和诉求。客观地说，除实现经济目标外，其中也有抵御美国经贸规则及发展周边外交的战略考虑。而美国推动的TPP除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透明度等传统议题外，还附有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劳工合作备忘录》和《环境保护协议》，并要求所有成员实现贸易、投资与服务一体化，赋予商业和资本更高权力。其规则与美与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达成的自贸协定极为相似，目的是在条件成熟时将这些规则推广至整个亚太地区，同时强迫被排除在外的国家接受既定规则，置中国等新兴国家于“重新入世”的困境。为应对TPP挑战，中国坚持在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原则下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并以“低门槛准入”、“共同协商”、“渐进式自由化”的推进路径推动RCEP发展，与美在地区经贸规则上形成竞争之势。
　　与此同时，两国在地区安全上也存在竞争。长期以来，美国的亚太盟友体系主导着地区安全，其强烈的排他性及对地区威胁的指向性令中国担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越来越注重打造自身的亚太安全话语。自1998年起中国已9次发布《国防白皮书》，2002年中国正式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自 2011年起定期参与香格里拉对话，2014年提出“亚洲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积极主动地以合作安全打造自身的亚太安全话语，并在亚太及东盟平台上与美国形成某些良性互动，表示“太平洋足够大”，中国不谋求排挤美国。美国也曾表示乐见中国崛起，其同盟体系不针对中国。但从事实看，中美双方围绕安全规则的竞争甚至对立也一直存在。中国主张构建以合作安全为基础的亚太安全框架，被美认为具有超越和消融美国盟友体系的含义；而美国虽强调亚太同盟安全任务的转型，其在反导、海上安全上针对中国的战略合作含义也难以忽略。由此中美在亚太安全规则上形成了既共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而这与中美在亚太整体相互关系的性质是相互吻合的。
　　二、范式转变：“竞争性共处”
　　如果说中美在亚太长期形成了从冷战遏制到后来竞合并存的互动关系，那么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关系正在向“竞争性共处”调整。所谓“竞争性共处”，一是双方关系主要基调是竞争；二是竞争并非完全的相互排斥，而是为合作留下一定空间；三是美国处于进攻态势，中方处于守式，但中国渐进式扩大地区影响力的举动仍在深化。那么，这一新模式产生的背景和驱动力是什么？它与过去有何不同？在中美的亚太互动中是如何体现的？如何对其进行评估？下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第一，美对华认知与定位转变是中美关系新模式产生的主因。美国对华战略判断的改变可以追溯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赶超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之时。自此各种“中国变得更加强硬”的批评声音增多，直至奥巴马出台“亚太再平衡”，欲通过全方位重返亚太予以应对，塑造中国崛起方向。但奥巴马后期开始，美国对华态度逐步趋于悲观，“接触无用”、“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等观点此起彼伏，直至特朗普上台，其“美国优先”论与美国战略界长期酝酿的消极态势合流，从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抗状态。2017年底美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以“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为开篇，称大国竞争的时代回来了，中国是首要的“竞争对手”（competitor、rival、adversary三词交互使用）。《国防战略》则提出大国竞争替代反恐成为美国的首要威胁。在美国看来，所谓竞争包含以下特征。一是竞争不是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而是渐进的、隐蔽的，逐步侵蚀美国的战略、经济与影响力。这种竞争将是长期、战略性的。由此对其威慑也更加复杂。二是竞争是全方位的，美国必须以全政府手段（whole of government）回应。军事上应以实力求和平，增强军力、信心、强化盟友，经济上加强执行与监督措施，同时提高美自身的竞争力。三是竞争不意味着敌对，也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最好的竞争是阻止冲突，培育健康竞争，即在“公平、对等原则下实现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其潜台词是不否定合作，但需要按照美国的意愿合作。
　　美对华定位的转变使中美关系发生“范式转变”，“竞争性共处”成为新模式。这一模式与美苏冷战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美国对华并未采取全面遏制包围的政策，强调竞争不同于遏制，试图说明竞争本身并非坏事，而是要实现“健康竞争”，通过强硬手段迫使中国让步、服从或者合作才是美目标。二是美国依然认为在重要议题上与中国合作至关重要，如副总统彭斯去年对华政策讲话尽管基调负面，但仍以中美合作作为结语，而特朗普本人也多次提及与习近平主席良好的合作关系。三是中国对美政策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官方表述，主张以谈判解决中美分歧，反映出不愿与美形成零和博弈的主观意愿。四是处于中美之间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亚太国家均不愿在中美之间做选择，而是希望从与二者的良好关系中得益，即便是美国的盟友，也与中国有着很深的经济依赖关系。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不同于此前的竞合模式。过去竞争与合作对中美均同等重要、互为目的，而在新模式下中美则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且合作是“强制性”、非对等的。
　　第二，美对华竞争在亚太体现得最为集中、明显。如果说战略竞争是美国对华的现实认知，那么发展对华“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则是一种外交期许。在其背后，美国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竞争与强制性合作”的对华新政策。换言之，可称为“全面竞争+有限合作”。具体看，是一种经济上脱钩、安全上对冲加威慑、外交上联合制华、地缘上加大博弈、意识形态上抨击反对、情报与司法加强反制、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的对华政策。
　　具体到亚太地区，主要体现为经济上对华实施贸易战和脱钩政策。在通过对华实施惩罚性关税迫使中方达成有利于美的贸易协定的同时，在亚太加大对华贸易脱钩力度。一是试图以双边“互惠、公平”贸易协定为原则重塑地区经济结构，与韩国签订自贸协定修改协议，与日本开启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与加、墨达成新贸易协定；除平衡贸易外，还聚焦“非市场经济体”的“掠夺性经济”行为，设置专门的“毒丸”条款，约束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体”开展自由贸易谈判。美日欧两度发表联合声明，将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制定更严密的措施和执行标准来限制“扭曲市场原则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白宫还表示有意愿与菲律宾、越南签署自贸协定。二是与盟友联合反对中国5G“扩张”，助推“高科技脱钩”。2018年美《国防授权法案》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后，澳大利亚、新西兰积极跟进，日本、印度加强“安全评估”，在高科技领域“划界”姿态突显。三是以透明性贷款与高水平基建金融反制中国“一带一路”。强调“投资透明性际业务可持续性”，联合日、澳、印加大对地区基建投资，统一政府金融机构出资，推动私人资本拓展业务，以对抗“掠夺性”的经济模式。
　　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替代“亚太再平衡”，试图从更大地理范畴与实施强度应对中国崛起。经过一年多发展，其思路日渐清晰，行动逐步实化，已形成较完备的政策体系，即以“美国优先”与应对中国崛起为双重目标，全力确保美在印太地区的竞争优势。军事上以盟友伙伴体系为依托，以“竞争、威慑、获胜”为目标，确保提升美西太战力以应对中国挑战；地缘上以美日澳印“四方同盟”为基础，统合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兼顾印度洋、太平洋，谋获战略优势；外交上以朝核、南海、反恐、网络、跨国问题为抓手，嵌入“繁荣”、“主权”、“安全”等主题，强化外交主导；意识形态上，以印太存在“自由与压迫国际秩序之争”、维护繁荣、安全、负责任政府“共有原则”争夺人心。
　　从美国的具体行动看，一是形成完整政策框架与立法保障。《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2019国防授权法》，以及此后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在不同国际场合的讲话，均为美印太政策谋篇布局。去年底国会通过的“亚太再保证”法案提供立法保障，授权未来5年投入15亿美元促进美印太存在。二是四国协调更趋机制化。美日、美印、美澳、日澳、日印均建立“2+2”机制；美日印、美日澳等三边合作频繁，澳大利亚有望加入“马拉巴尔”军演；四国定期举办安全对话，聚焦互联互通、海上安全等议题，联合军演可能性增大。三是军事合作不断深入。美日围绕“高标准协同作战目标”，提升印太合作。美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人发表鼓吹美日同盟的新报告，提议创设“美日联合统一部队”，由美印太司令负责作战指挥。美澳军事合作强化，美增加驻澳部署规模，两国商讨美远程轰炸机赴澳计划，联手拓建巴新海军基地。美印首次召开“2+2”对话，签署《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允许印度使用美装备上的高端加密通信设施，同意印从美进口高科技武器，印被视为美准“军事盟友”。四是以南海、台湾为抓手加大牵制中国力度。美国将台湾视为印太战略的重要棋子，海军科研船靠泊高雄港补给、“宙斯盾”舰穿越南海、抛出3.3亿美元对台军售案，还计划与台谈判“美台自贸协定”。在南海，美在中美关系的敏感节点加大“自由航行”频度，伙同日澳加强与南海国家安全合作，包括海空军力、联合训练、加大使用其军事基地等，鼓励英、法等域外国家介入。五是以“东盟中心性”为基础将东南亚纳入印太框架，着力打造与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伙伴关系，以“智慧城市伙伴”、数字防御、海上安全为杠杆强化接触。此外，美国防部还在酝酿“印太稳定倡议”五年计划，将“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更名为“印太海上安全倡议”，并将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纳入援助和训练受援国名单。
　　第三，中美在亚太仍有调和空间。尽管美对华全面竞争意味突显，但双方利益并非截然对立，在某些领域也仍有合作必要。
　　首先，美难以在经贸领域完全脱钩。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依赖于中国产品的美国消费者，也不利于农业、能源等依赖对华贸易的群体，从而有损特朗普执政基础。二是美国不少战略界人士担心中美脱钩会导致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对美更加“强硬”，拒绝与美在重大问题上合作，同时中美经贸的脱钩将引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与供应链的根本改变，美国是否有决心承受值得质疑。三是中国与亚太国家经济的深度融合难以被美抵消。2017年美日货物贸易总额为2040亿美元，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2972.8亿美元，美欧贸易总额我7184亿美元，中欧则为6444亿美元，中日、中欧双边贸易规模与美日、美欧旗鼓相当，甚至还略胜一筹。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磋商正在推进中，中欧间还未就自贸协定展开正式磋商，但已开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上菲律宾、越南等对华经贸关系密切，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美国难以在经济上完全孤立中国。
　　其次，双方在安全上不至全面对抗。目前，尚不足以得出结论称美国印太战略已形成全面遏华态势。美国国力捉襟见肘、赤字高企，特朗普经济战略前景不明，使美国难以大规模投入有效资源。日本安倍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澳大利亚政府强调中、美是澳“最重要的两个伙伴”，印度、东盟主张印太战略的“开放性”，表明这些国家均不愿完全随美起舞。从中国看，战略界对美国印太战略倾向于“两分法”的认知。一方面承认其潜在风险，指出该战略导致中国两线受制的可能性上升，更有观点认为美国旨在打造对华“新冷战同盟”，但另一方面，多数学者认为美面临资源困境、盟友矛盾困境、特朗普“美国优先”与国际领导地位困境等，使中国通过理性运筹可加以化解，而无需对美做出针锋相对的过激反应。
　　实际上，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日澳印”搞“亚太小北约”的强烈反弹相比，中方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反应低调而有弹性，一方面是因为对亚太现有格局拥有充分自信，另一方面中美交往深度、广度的扩大也使中国认为美难以真正对华实施遏制。由此，中国会使用避实就虚、渐进稳妥、多方下注、政经并行的方式消解印太战略的不利影响。换言之，中国不会与美国展开公开对抗，但中国会继续以柔性、渐进性、低调的方式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全方位影响力，既实现对核心利益的维护，也尝试拓展海外利益。
　　最后，在一些领域双方仍有合作需求。一是双方均不想承受长时间贸易冲突的代价，均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二是双方均有管控危机的需求。尽管特朗普政府停止了中美曾经建构起来的多种双边交流机制，但对“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情有独钟，体现出其在中美关系不确定状态下要求保持军方沟通、防止误判的需求。2018年11月双方几经周折最终召开的“政治与安全对话”重申危机降级与管控的重要性并展开相关机制磋商，也重申了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美还希望中方在阿富汗、反恐等议题加强合作。
　　第四，地区国家的“选择困境”为中美竞争设定安全阀。在中美之外的亚太国家可以分为几类：一是美国的条约盟友，有日、韩、澳、泰、菲，二是美国的“准盟友”，如印度、新加坡，三是美国的“新型伙伴”，如越南、印尼、蒙古等，四是在中美之间较为中立的国家如马来西亚、缅甸，五是老挝、柬埔寨、朝鲜等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国家。在美国的条约盟友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安全上跟美国关系最为密切，但经济上却与中国难以割舍。就东盟而言，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是第三大贸易伙伴，东南亚已成为区域产业链的重要构成。美对华贸易战使高度依赖出口的泰国、菲律宾、越南和高度依赖服务和转口贸易的新加坡深受冲击，但也为某些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提供了契机。在未来亚太经济结构的重构中，对地区国家最有利的是充分挖掘中美各自优势，顺应两国政策变化，防止中美走向经济零和，从而在新一轮供应链调整中受益。
　　尽管美国一向在地区安全关系占有优势，并试图通过同盟、伙伴、多边平台等形式主导安全话语权，以反恐、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援等议题强化安全存在，但也应看到，中国所主张的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也得到地区国家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各方均将加强安全合作、构筑战略互信作为对华关系的重要方面。中美竞争性上升同时，仍有一定合作空间，这一现实也促使地区国家增强了选择的主动性和弹性，为中美亚太“竞争性共处”提供了可能。
　　三、健康竞争：中美“竞争性共处”的应有之义
　　“竞争”一词在中美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有较大差异。中国文化主张“和为贵”，崇尚“关系”，即便竞争存在，也不愿赤裸裸地谈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这有可能导致被亚太国家批评为对外战略缺乏透明度，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真实意图了解不够准确等问题。而与此相反，美国文化主张公共政策的公开透明，在公开的战略文件中，美国毫不掩饰其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意图。正如上文所言，美国对中国的巨大担忧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接替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之时就已开始，在如此“心魔”的映照下，中国所有的对外行动均被放置在“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结构下加以衡量，中国一些主动举措的含义被放大了数倍。而随着中国外交由“韬光养晦”向“积极有为”的转变，美国对中国的担心更无以复加，从而产生了上文提到的“范式转变”。
　　从中美亚太共处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的竞争从未休止过。这是双方各自的战略所决定的。从美国看，其曾经长期奉行的接触战略不过是要把中国改造为其理想中的样子，按照美国的规矩办，美国从来也不讳言对冲是美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如今，随着中国的发展路径与美国的理想目标渐行渐远，美国干脆摆向全面竞争和强制性合作，以从对华竞争中获得主动权。而中国对美战略中的竞争面虽然是隐形的，但这一面也确实长期存在并随着现实变化而不断强化。中国早期对美“和平演变”的担忧到后来对“颜色革命”的警惕，都表明制度分歧始终萦绕中国外交考虑，从而决定中国绝不会加入到美西方阵营，成为其圈子里的“小伙伴”。这使中国难以真正接纳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体系及军事存在，因为冷战后美亚太同盟体系的主要对手就是中国。而美国在中国近海进行抵近侦察无疑令中方感到安全威胁，美对台海、东海、南海的插手更令中国主权安全受到挑战。在经济领域，中国深化与东盟合作、加强地区经济机制构建也令美反弹，从奥巴马时期的TPP到现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双方竞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澄清如上事实并非要煽动中美走向对抗，而是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崛起必然引发的美国反弹，这是维护双方关系总体稳定并朝积极方向发展的第一步。上文已指出，中美“竞争性共处”既不同于遏制，也不同于对抗，而是以竞争为主导、不排除合作的一种共处模式。在此模式下，健康竞争应成为两国有识之士共同引领的方向。具体到亚太，应遵循如下准则。
　　一是竞争有底线。中国始终坚持“不冲突”、“不对抗”是对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应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尽管中美“竞争性共处”已成大势所趋，但这种竞争决不能以失控为代价。应致力于中美危机管控，形成积极战略稳定而非相互确保摧毁的消极战略稳定。中美在亚太的危机管理经验已摸索了多年，除了中美之间本身的危机管控机制，双方与东南亚国家也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去年东盟防长扩大会还通过了《多边军机空中意外相遇行为准则》，此后中美政治与安全对话确立两军就《危机预防沟通框架》保持沟通，这些机制对于防止竞争转化为冲突至关重要。在南海、东海、台海等事关中国主权问题上，美国长期的介入使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始终面临掣肘，这也成为中美较量博弈的平台。近些年来，中国在维护主权上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步骤，以渐进性、非战斗性方式逐步增强地区存在，而随着美对华全面竞争关系的新定位，其主动调动南海、台湾等议题的意愿上升。中美军舰在南海近距离对峙、美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且提升对台军售的频次似成常态，双方较量、博弈的频率增大了。在此过程中应谨防对峙发展为冲突，除需进一步充实、实化危机管控与预警措施，中美还需保持密切军事交流，否则军方关系的“漂流”状态很可能造成双方误判。长远看，中美在台海、南海、东海应形成一种默契状态，而美国迈克尔·史文、罗伯特·罗斯等学者主张美国接受中国在西太崛起的现实、从而形成“稳定均势”的看法可为美方提供有益借鉴。
　　二是博弈需良性。以经贸为例。美国针对中国“一带一路”从批评到应对采取了多项措施：国会通过法案，设立新机构加大对亚非等欠发达地区投资力度，试图以“私人投资”替代中国的“政府主导模式”；拉拢日澳优先考虑印太的基建项目，强调“基于规则”推进公平透明竞争环境；指责中国银行贷款条件隐蔽，对一些国家形成歧视、使对象国陷入“债务陷阱”而成为中国“附庸”等等。在此背景下，亚太多个国家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马来西亚叫停中企项目，缅甸宣布缩小中国项目规模，泰国放弃中方融资等。应看到，中国在推动海外投资项目中法律、市场、规则等方面的确与发达经济体有一定差距，为防止与美形成恶性竞争，可提高贷款透明度，积极与美、日、澳等加强基建合作，从而做大蛋糕，引导共赢局面。可就何为“债务”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该问题与西方对话，探索既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也符合所在国长远利益的方法。对于投资对象国的意外状况应有所预见，搞好与各政党关系，多做民心工作，实现真正双赢。
　　从安全上看，中美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应就朝鲜半岛危机管控、半岛无核化具体路径、半岛长远政治安排进行沟通合作，防止中美陷入“地缘竞争”。在外交中应慎用“联系原则”，防止将朝核问题与中美其他领域的关系挂钩，同时仍应将无核化作为中国对朝政策的核心目标。应找到中国主张的亚太多边安全与美国盟友体系共存的方法，防止相互排斥，或滑向以中俄为一方、美日为另一方的冷战阵营。应防止在第三国展开恶性竞争，探索中美在第三方合作的可能性。
　　三是合作要拓展。首先应尽快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探索符合各自利益的高水平自贸协定的可能性。应防止中美在地区经贸机制构建上各搞一摊，研究中国与西方标准对接的可能性，如保护环境、劳工利益、加强社会保护，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开放、可信赖的网络竞争，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规则与伦理问题等。可以与美形成对话，使未来中日韩自贸区、RECP与美谋求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全球自贸区有合作空间。加强在亚非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与基建合作，探讨“共通规则”。可借用“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平台强化在东盟平台下与美国多层次的安全合作，推动中美缅、中美泰、中美澳等“中美+”合作，以为中美关系寻求更多防滑垫。
　　总之，尽管中美关系已进入全面竞争时代，但如果本着以上精神经营中美亚太关系，双方仍会形成一种健康、良性的竞争关系，至少也不会滑向热战或陷入新冷战，这应是中美亚太“竞争性共处”的应有之义。
　　（注释略）

来源时间：2019/4/30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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