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

作者：李泽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一期

　　【内容提要】　自“重返亚太”以来，美国的亚太联盟凝聚力整体得到强化。 但出现的经验困惑是：为什么在美国强化亚太联盟的共同背景下，美日联盟、美韩联盟以及美澳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由于单极体系下联盟安全合作的动力是获益，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博弈空间最大，因此，盟国间应对联盟对象国的战略行为匹配程度决定了联盟凝聚力的变化。 通过对美日联盟、美韩联盟以及美澳联盟的比较研究发现，三组联盟战略行为匹配程度的差异性导致其凝聚力强化程度的差异性，战略行为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牵制中国的效果。 在对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变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政策启示是，随着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取代“重返亚太”战略，中国需警惕未来美国的亚太联盟发展成一个高度团结的制衡性联盟体系，且需更加合理地使用对抗和安抚的战略手段，增强或维持美国与其亚太盟国应对中国的战略行为的分歧，使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保持在较低水平，以化解美国“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对抗性特征。
　　【作者简介】　李泽，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一直处于调整之中。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战略，试图将中国吸纳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塑造中国崛起的方向。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开始酝酿针对中国的制衡战略。 奥巴马上台后，明确提出并加强对中国的制衡。 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的战略部署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有转向遏制的趋势，但尚难定论。 从近几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来看，其中既有延续性又有变革性。 延续性在于美国越来越重视对华的战略部署，变革性在于美国基于对中国发展的认知不断调整应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手段，试图实现战略资源的最优配置，而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手段之一就是调整其亚太联盟部署。 因此，研究美国亚太联盟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对于明晰美国对华战略的阶段性调整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十分重要。
　　联盟凝聚力是指针对联盟对象国，盟国之间在安全合作上的紧密程度。 盟国是否能团结一致地应对外部威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联盟战略的有效性。 所以，美国亚太联盟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利用其亚太联盟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效果，进而影响中国未来的周边环境以及印太地区秩序的走向。 因此，从联盟凝聚力视角出发研究美国亚太联盟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虽然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整体得到强化，但各组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美日联盟凝聚力的强化体现在联盟安全合作的各个层面，美国加强了对钓鱼岛问题的承诺并允许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日联盟更新了安全合作制度，如建立“联盟协调机制框架”；同时，美日联盟也加强了具体安全合作。 美日联盟的发展蓝图是实现两国政府和两军在安全问题上的“无缝对接”。 美韩联盟凝聚力的强化主要体现在联盟内部安全合作机制的更新和加强具体安全合作两个层面，如建立“韩美统合防御对话”机制、推迟驻韩美军“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归还以及“萨德”反导系统在韩成功部署。 美澳联盟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具体安全合作层面，如加强美澳两军之间的交流、美国援助澳大利亚加强澳北部地区的军用设施建设。 因此，美日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高于美韩联盟，美韩联盟高于美澳联盟。
　　基于上述经验现象，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在美国强化亚太联盟的共同背景下，美日联盟、美韩联盟及美澳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既有联盟凝聚力理论提出了从体系、联盟到国家等各个分析层次上影响联盟凝聚力的变量，然而现有理论缺乏对它们之间的关联的探讨，而联盟凝聚力的变化往往是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有经验研究大多探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单组联盟的凝聚力变化，缺乏对各组联盟凝聚力变化情况的宏观比较。 在肯定现有成果贡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单极体系下，战略行为匹配程度决定联盟凝聚力的变化。 美日联盟、美韩联盟以及美澳联盟在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上的差异性导致了三组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的差异性。
　　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找出体系、联盟和国家层次上的变量在影响联盟凝聚力上的因果机制，提出单极体系下的联盟凝聚力理论。 第二，从联盟凝聚力视角出发解析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的整体发展情况。 第三，前瞻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应对美国亚太联盟提出政策建议。
　　二　关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的既有研究
　　随着美国亚太联盟的强化，学术界对其强化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探讨。 现有研究成果将研究重点聚焦于解释单组联盟的强化，对美日联盟、美韩联盟及美澳联盟的强化进行了系统分析。 下文将综合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提出的三组联盟走向强化的原因。
　　对于冷战后美日联盟的强化，现有成果主要提出以下四种解释：第一，朝核危机、中国崛起使得美国和日本面临共同威胁。 第二，美国需要通过美日联盟控制日本寻求全面大国化的倾向。 第三，美、日国家政策和战略的高度契合促使美日同盟强化。 第四，日本的国内政治因素为联盟的强化提供了必要的动力。
　　对于冷战后美韩联盟的强化，现有成果主要提出三种解释：第一，美、韩为遏制朝鲜核威胁而强化美韩联盟。 第二，美国出于约束韩国“离心”倾向的考虑而强化美韩联盟。 第三，美国为了防范、牵制中国崛起而强化美韩联盟。
　　对于冷战后美澳联盟的强化，现有成果提出五种观点：第一，安全需求论。 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是为了维护本国安全及地区稳定，在维护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上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取代美国。  第二，“中国威胁说”。 中国崛起对东亚权力格局造成一定冲击，中国崛起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澳大利亚担心中国成为修正主义国家，所以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合作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三，国际地位提升论。 澳大利亚追随美国是为了发挥其作为地区大国的影响力，提升其在美国东亚联盟体系中的地位。 第四，身份认同说。 澳大利亚与美国在历史、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上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身份上的认同感使美澳之间能够不断加强合作。第五，维护海上航道安全说。 澳大利亚的发展依赖于海上航道的安全，而澳大利亚依靠自身实力不足以维护海上航道的安全，所以借助美澳联盟来实现该目标。
　　通过将现有经验研究成果进一步抽象，学者们大概提出如下五个导致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强化的变量：一是外部威胁水平增强，如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二是联盟内部依附关系，美国作为联盟的主导国需要加强对日、韩等盟国的管控；三是获得收益，提升国际地位、影响美国权力的运用；四是身份和观念认同；五是国内政治因素。 这些变量在现有联盟凝聚力理论中都有所体现。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回顾，本文发现以下两个有待深化研究的方向：第一，现有研究成果所谓的联盟强化其实就是指联盟凝聚力的强化，但是现有研究成果较少运用联盟凝聚力理论来解释美国亚太联盟的强化。 因此，有待进一步加强理论深度。 第二，由于缺乏对联盟凝聚力概念的操作，所以现有成果缺乏对各组联盟凝聚力变化的比较，但美日联盟、美韩联盟以及美澳联盟三组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是存在显著差异的，理解这种差异性是把握美国亚太联盟整体发展趋势的关键，所以应该对三组联盟凝聚力变化的差异性进行解释。 因此，本文试图构建单极体系下的联盟凝聚力理论框架，解释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变化的差异性。
　　三　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联盟凝聚力变化
　　对联盟凝聚力概念的清晰界定是构建联盟凝聚力解释框架的起点，因此下文将首先提出本文对联盟凝聚力的界定以及操作指标。 然后，本文将回顾现有联盟凝聚力理论中的主要观点，在批判吸收现有观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尝试建立单极体系下的联盟凝聚力解释框架。
　　（一）联盟凝聚力的定义与操作
　　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将联盟凝聚力界定为“联盟成员国在目标、战略和战术上达成一致以及针对要达成的目标协调行动的能力”。  联盟凝聚力的操作化包含两个部分，即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 态度层面是指联盟成员国对联盟威胁的态度的相似性，即联盟成员国在认知外在威胁上达成共识的程度，具体可用“目标一致性”和“威胁认知”来测量。 行为层面是指联盟成员国之间调解和抑制矛盾的程度，具体可用“战略兼容性”和“指挥结构”来测量。
　　现有成果对联盟凝聚力的界定和操作都存在一定问题。 目标、战略和战术上的一致性以及协调行动的能力实际上就是指盟国间安全合作的紧密程度，但是这种具体化并不能将安全合作紧密程度的内涵概括完整，联盟内部的安全合作内容要更加丰富。另外，定义中提到的这几方面和操作的指标又不完全吻合，从而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现有成果对联盟凝聚力的操作存在的问题是大抵通过描述四个指标的变化为联盟凝聚力的变化定性，但这四个指标的设定存在逻辑问题。 “目标一致性”和“威胁认知”无疑会影响“战略兼容性”和“指挥结构”，它们之间并不是互不影响的。
　　鉴于现存问题，本文重新对联盟凝聚力进行界定和操作化。 为了简化对概念的界定，便于对概念的理解，可将联盟凝聚力界定为针对联盟对象国。 盟国之间在安全合作上的紧密程度。 此外，应该从可观察的联盟成员国的实际行为出发来操作概念，联盟安全合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联盟的承诺，即联盟成员国之间的权责划分。 第二，联盟内部合作机制，包括联盟内部的指挥结构、对联盟对象国的回应方式等。 第三，联盟具体安全合作，包括军备合作、军费分担、军事基地部署以及联合军事演习等。 这三个指标的变化对联盟凝聚力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联盟承诺对联盟凝聚力的影响程度大于联盟内部合作机制大于联盟具体安全合作。 因为联盟承诺规定联盟成员国之间的权责关系、确定联盟安全合作的范围，是联盟的核心内容。 联盟内部的合作机制涉及盟国间在一定时期内的合作关系，而联盟的具体安全合作会发生频繁的变化，除非出现具有长期意义的战略性变革，不然不会对联盟凝聚力形成长期的、根本性的影响。
　　基于对联盟凝聚力的重新定义和操作化，本文提出比较不同联盟的凝聚力在同一时间截面上的变化程度的方法，即通过观察联盟在上述三个指标上的变化比较各联盟凝聚力变化量的绝对值，共存在三种情况：第一，如果两个联盟在同一时期内都只在一个指标上发生变化，而且发生变化的指标并不相同，那么就按照对应指标在联盟凝聚力中的重要程度进行比较；如果是相同的指标，比如联盟承诺，就观察两个联盟在承诺上发生的变化对两个联盟中成员国之间安全合作紧密程度的影响哪个更大。 第二，如果两个联盟都在两个或三个同样指标上发生了变化，比较方法同第一种情况相似，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比较指标变化的综合情况。 第三，如果两个联盟指标变化的数量不同，这种情况最为复杂，但还是可以结合三个指标在联盟凝聚力中的重要程度并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比较。 这是最基本的比较路径，当然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需要结合联盟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机械地使用三个指标进行比较。
　　（二）既有联盟凝聚力理论
　　现有成果对联盟凝聚力的研究和论述十分零散。 联盟政治领域的理论家几乎在各个分析层次上都提出了影响联盟凝聚力的变量。 下文将梳理联盟凝聚力理论中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评述现有理论观点对于理解单极体系下联盟凝聚力变化的帮助和局限。
　　第一，国际体系结构影响联盟凝聚力水平。 国际体系的极化会导致联盟的极化，而联盟的极化则会影响联盟凝聚力的变化。  国际结构是联盟形成的外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联盟的内部关系形态。 例如，格伦·斯奈德就认为两极体系下联盟的安全困境弱于多极体系下的联盟安全困境，斯蒂芬·沃尔特则进一步指出单极体系下联盟的安全困境比两极体系下更弱。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国际结构下，联盟凝聚力也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体系结构只是在宏观层面限定了联盟凝聚力的变化范围，单独从单极结构的性质出发无法解释单极体系下某一组联盟的凝聚力变化情况。
　　第二，联盟的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影响联盟凝聚力水平。 奥利·霍尔斯蒂认为联盟外部威胁的变化决定联盟凝聚力的变化，随着外部威胁减弱联盟凝聚力也会随之减弱。乔治·利斯卡认为，当联盟缺乏一个“单一矛盾”时，联盟的内部威胁水平将会上升，从而影响联盟凝聚力。 帕特里亚·韦茨曼则认为联盟面临的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共同决定了联盟凝聚力的水平。 当联盟的内部威胁弱、外部威胁强的条件下，联盟的凝聚力将会较高。必须肯定的是，威胁视角在解释多极和两极体系下联盟凝聚力的变化时，解释力是较强的，但是在单极体系下，对于霸权联盟而言，外部威胁严重弱化，并且由于单极国家成为体系中最可靠的安全提供者，其盟国会加强对单极国家的追随，内部威胁也比较低。 所以，威胁视角对单极体系中联盟凝聚力变化的解释力较弱。 单极体系下，联盟成员国之间凝聚力的增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略利益和战略行为的一致性。
　　第三，联盟的制度化水平影响联盟凝聚力水平。 克里斯蒂安·图施霍夫提倡从制度主义视角解读联盟凝聚力，他认为北约在冷战之后还能增强凝聚力，是因为北约作为安全制度使得成员国可以管理由战后德国崛起所导致的联盟内部均势的变化。 制度主义视角在解释北约凝聚力变化上确实很有解释力，但是其解释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它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联盟制度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联盟凝聚力却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显然联盟的制度化程度不是解释联盟凝聚力变化的充分条件。
　　第四，国家属性和国内政治因素影响联盟凝聚力水平。 有学者认为如果联盟成员国的官僚制度存在很大差异，那么协调联盟战略、统筹联盟行动将变得十分困难，从而降低联盟凝聚力水平。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首席政治顾问和选民是否支持国家的政策影响联盟凝聚力的水平。
　　第五，国家属性和国内政治因素有时确实会影响联盟的凝聚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国内政治较为脆弱或仍处于政治转型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但国内政治并不是始终都会影响联盟凝聚力的变化，联盟关系的调整主要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话题。 因此，在构建单极体系下的联盟凝聚力解释框架时可以不把国家属性和国内政治因素考虑在内，它们可以用来解释联盟凝聚力的突变。 比如我们可以观察到 ２０１６ 年以来美菲联盟凝聚力似乎减弱了，这可能要归因于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变化。
　　虽然现有研究成果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变量，对构建联盟凝聚力理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一，现有成果没有在不同的体系结构下探讨联盟凝聚力理论，这样探讨联盟凝聚力理论意义不大，因为在不同的体系结构下，塑造联盟凝聚力的逻辑是不同的。 第二，很少有将处于不同分析层次的变量结合起来分析联盟凝聚力变化的尝试，但是，联盟凝聚力的变化显然不是由单一原因导致的。 第三，现有成果忽略了一个影响联盟凝聚力变化的重要变量，即盟国之间的依附关系。 在非对称联盟中，联盟从属国严重依赖联盟主导国，即使在某些安全合作中从属国没有与主导国进行合作的动机，联盟主导国也可强制其服从安排。 这样的联盟同样具有很高的凝聚力。
　　针对上述提出的改进方面，本文将在以下三个方面部分完善现有理论：第一，只探讨单极体系下的联盟凝聚力理论，因为本文的重心是解释当前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的变化，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 第二，梳理体系结构、联盟结构、联盟成员国战略行为一致性以及国家属性和国内政治因素在影响联盟凝聚力上的逻辑关系。 第三，提出单极体系下联盟成员国战略行为匹配程度是影响联盟凝聚力变化的主要变量。
　　（三）联盟凝聚力变化的因果机制
　　通过对联盟凝聚力理论主要观点的回顾可知，现有成果几乎提出了各个分析层次上的变量。 因此，在推导联盟凝聚力变化的因果机制时，需要理顺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找出其中的自变量、干预变量，理清对联盟凝聚力产生长期、稳定影响的变量和产生偶尔、短暂影响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为解决该问题，本文从联盟安全合作的理想状态切入，先将一部分变量剔除，然后再将其找回。 所谓联盟安全合作的理想状态包括三个假定：第一，将联盟简化为最简单的二元关系，即只有两个联盟成员国。 第二，两国间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严重的依赖关系以及随之产生的“抛弃—卷入”困境，两国间进行安全合作的动力就是共同利益。 第三，将国家看作一个“硬球”、单一实体。 在此理想状态下，联盟安全合作的紧密程度完全由两国应对联盟对象国的战略行为一致性来决定，联盟结构不会对盟国的行为选择造成压力，也不会受到国内因素的阻碍。 盟国应对联盟对象国的战略行为匹配程度决定了联盟的凝聚力。
　　但这毕竟只是理想状态。 在实际情况下，联盟结构可能会影响盟国的行为以及联盟目标的制定，盟国间一旦确定安全合作方式还要经过国内立法程序的批准和国内公众的同意（尤其是民主国家）。 但是一般情况下盟国都能基于本国战略利益以及应对联盟对象国的战略，决定参与联盟安全合作的方式。 联盟结构和国内因素虽然会影响国家的联盟行为，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只会在某些情况下起干预作用。 因此，可以将战略行为的匹配程度作为自变量，将联盟结构和国内因素作为干预变量。 另外，联盟结构和国内因素对联盟凝聚力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联盟结构是盟国决策时始终要考虑的因素，而国内因素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才会对盟国的联盟行为造成影响。 由于国内层次的影响因素只是偶尔影响联盟的凝聚力，且国内层次因素过于冗杂，下文在进行理论框架建构时不再将国内层次的因素纳入其中。
　　基于上述推论，下文将探讨联盟结构、国家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联盟凝聚力变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探讨单极体系下联盟凝聚力变化的因果机制。
　　（四）单极体系下联盟凝聚力变化的解释框架
　　联盟结构包含两个部分：第一，盟国间的依附关系。 只要是非对称联盟，盟国之间就存在依附关系，从而影响联盟的凝聚力。 因为联盟从属国对联盟主导国的依赖程度会决定联盟目标的制定，还会影响盟国在安全合作上的博弈空间。 高度的依附关系势必极度压缩博弈的空间。 第二，联盟安全合作的动力，即盟国进行合作的动因是制衡权力、制衡威胁还是获益。 这也会影响盟国在安全合作上的博弈空间。 在制衡威胁的动因下博弈空间最小，因为在联盟面临明确威胁时，盟国间的合作要完全服从于遏制或威慑敌国；在获益的动因下博弈空间最大，因为既然是获益就存在获益大小的问题，盟国间可以基于自身的安全需求和战略认知在安全合作的方式上相互妥协；在制衡权力的动因下博弈空间居中，因为权力对比变化不直接等于联盟威胁的变化，只是意味着潜在威胁的变化。 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联盟目标制定以及盟国在安全合作上的博弈空间，所以将它们称为联盟的结构性因素。

　　国际体系是影响联盟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它决定了联盟结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状况。 多极体系下的典型联盟是制衡型联盟，盟国之间的实力对等，不存在明显的依附关系，联盟的动力是制衡权力，联盟的目标由盟国共同决定。 两极体系下的典型联盟是制衡威胁型联盟，盟国间存在严重的依附关系，联盟的动力是制衡威胁，联盟的目标由联盟中的主导国制定。 单极体系下的典型联盟是管理型联盟，盟国间的依附关系最强，因为国际体系中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能够提供可靠的安全，从属国为了应对未知的安全风险，严重依赖联盟中的超级大国，联盟的动力是获益，即维持并提升整个联盟体系的实力地位，联盟目标由联盟的主导国决定。冷战后的美国联盟体系就是典型的管理型联盟，美国继续维系联盟体系的动机是防止潜在制衡国的出现，让盟友分担其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成本，盟国继续与美国结盟的动力是利用美国的权力增强实力、提升国际地位并影响美国的权力运用。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对不同国际体系下的联盟在安全合作上的博弈空间进行比较。 从依附关系上看，由多极到两极再到单极，联盟内部的依附关系是逐渐增强的，因为国际体系中能够提供可靠的安全产品的国家逐渐减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博弈空间和从属国的自主性逐渐减少，这是因为还受到联盟合作动力的影响。 在两极体系下，联盟面临明确威胁，联盟行为需要高度一致，再加上联盟中的依附关系很强，因此博弈空间和从属国的自主性最小。 对单极体系下与多极体系下的博弈空间进行比较难度较大。 从依附关系上看，单极下的联盟要比多极下的联盟更强，但是由于多极体系下的联盟毕竟面临着潜在的威胁，所以博弈空间和从属国的自主性要更小。 因此，单极下的联盟中博弈空间最大。 至此似乎出现了反直觉的悖论，为什么单极体系下联盟内部的依附关系最强，而博弈空间最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单极体系下的联盟的动力是获益，另外，由于联盟的实力超群，大多数情况下联盟不面临紧张的安全压力，因此依附关系所带来的压力会被极大缓解，导致博弈空间最大。但存在一种例外，如果单极体系下联盟突然面临明确威胁（特别是联盟中的从属国），联盟的博弈空间会比两极和多极情况下更小，因为只有一个大国可以依赖，同时又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 所以，盟国间的博弈空间从单极体系到多极体系再到两极体系逐渐变小（见表 １）。

　　由于单极体系下联盟结构对联盟成员国的联盟行为限制最小，盟国间在安全合作上的博弈空间最大，所以联盟主导国可以根据本国的战略认知，确定联盟安全合作的目标，决定与盟国合作的程度。 联盟从属国对于联盟对象国也有本国的战略认知，可以据此决定与联盟主导国的合作程度。 因此，联盟主导国与联盟从属国针对联盟对象国在战略行为上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其安全合作的程度，也就决定了联盟凝聚力的大小。
　　单极体系下联盟主导国（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或潜在制衡国）的战略大体有六种：遏制战略、制衡战略、接触战略、整合战略、容纳战略和离岸平衡战略。 六种战略的核心都是防止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霸权地位，其军事对抗和遏制的倾向逐渐减弱，合作的倾向逐渐增强。 虽然接触、整合与容纳战略存在差异，但目标都是将崛起国整合到现有秩序中，只是对崛起国的接触程度和容忍程度不同，所以出于分类和简化的需要，可以将这三种战略统称接触战略。 因此，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遏制战略、制衡战略、接触战略和离岸平衡战略。 联盟从属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行为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疏远战略、对冲战略、制衡战略和追随战略。
　　因此，将单极体系下联盟主导国和联盟从属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行为进行匹配，会形成 １６种组合，从而形成战略行为匹配程度的 １６ 种情况。 其中联盟主导国的战略行为是遏制并且联盟从属国的战略行为是制衡，联盟主导国的战略行为是接触并且联盟从属国的战略行为是对冲，或者联盟主导国与联盟从属国的战略行为都是制衡的情况下，联盟凝聚力较高（最后一种情况联盟凝聚力水平最高）；在联盟主导国的战略行为是遏制或制衡、联盟从属国的战略行为是对冲，联盟主导国的战略行为是接触、联盟从属国的战略行为是制衡的情况下，联盟凝聚力处于中等水平；在联盟主导国的战略行为是离岸平衡或联盟从属国的战略行为是疏远和追随的情况下，联盟凝聚力水平较低（见表2）。

　　四　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的变化、解释与预期
　　自“重返亚太”以来，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整体得到强化，但是美日、美韩及美澳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因此，下文首先将测量三组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并分析其差异性，然后分析三组联盟战略行为匹配程度的差异性，进而解释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变化的差异性。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奉行“美国优先”的整体战略，在地区战略上以“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取代“重返亚太”战略，美国亚太联盟的凝聚力随之发生变化。 本文将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的发展趋势进行一定程度的评价和展望。
　　（一）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的差异性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美日、美韩及美澳三组联盟凝聚力都得到强化，但是三组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是不同的。 下文将具体分析三组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的差异性。
　　美日联盟凝聚力强化最重要的节点是 ２０１５ 年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近年来，美日联盟在联盟承诺、联盟内部合作机制和联盟具体安全合作上都得到了强化。 美日联盟从联盟目标到行动协调高度一致，美日联盟的发展方向是“无缝对接”。
　　美日联盟承诺的强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美国允许日本扩大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空间。 近年来，美国鼓励日本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国内政治上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使自身在应对周边安全问题时拥有更大的使用军事力量的空间。 第二，美国对钓鱼岛问题做出承诺。 ２０１２ 年１１ 月 ２９ 日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决定，在 ２０１３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一个附加条款，明确规定《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
　　美日联盟内部合作机制的加强主要体现在三个新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上：第一，建立联盟协调机制框架（ＡＣＭ）。 该机制用于有效地解决影响日本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或处理其他需要联盟回应的事态。 它可以用来协调从和平时期到紧急事态的各种活动，既包括政策层面也包括操作方面。 它有助于及时地共享信息和提高对事态的感知能力。 第二，强化操作层面的协调。 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队加强了人员交流以更好地协调国际行动。 第三，建立双边计划机制框架（ＢＰＭ）。 建立该框架的目的是落实双边计划的执行，以便对紧急事态做出有效回应。 它的功能是确保部长级的指导和监督、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参与以及在双边计划发展之下指导各种形式的美日合作协调。通过建立上述三种机制，美日两国能够提高联盟应对紧急事态的能力，加强两国政府和两军在具体合作上的协调能力，同时又能确保双边计划的稳步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美日两国共同应对安全问题的联合能力和协调能力。
　　美日联盟在具体安全合作上的强化主要是在安全合作领域的扩展。 安全合作领域的扩展包括六个方面：第一，加强情报、监视和侦察（ＩＳＲ）合作。 两国于 ２０１３ 年 ２月建立国防 ＩＳＲ 工作组，它由美日国防部高级官员组成，ＩＳＲ 行动的扩展提高了美日威慑能力，有利于实现美日从平时到紧急事态全时段的无缝合作。 第二，导弹防御。通过共享信息和建立回应程序，美日联盟的导弹防御能力得以增强。 第三，海上安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规定日本和美国可以共享海上监视信息，美日计划通过联合训练维持和增强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第四，太空和网络空间合作。 美日两国建立了太空合作工作组，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国防部门在太空领域的合作。 在网络空间合作上，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建立网络防御政策工作组（ＣＤＰＷＧ），成为两国国防部之间进行专业磋商的框架。 第五，联合训练。 美日两国的陆、海、空军都加强了联合训练，两国的联合作战能力得到增强。 第六，国防装备技术合作。 鉴于美日技术合作的进展、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决定向美国转让军事技术，而不考虑武器出口三原则和相关的政策。
　　美韩联盟凝聚力从冷战至今的变化轨迹是从强化到弱化再到强化。 冷战时期，由于美韩都面临苏联、朝鲜的威胁，美韩联盟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并且不断强化。 随着冷战结束，冷战时期的联盟形态不再适用于冷战后的国际环境，美韩联盟在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开始着手调整，目标是提升韩国在美韩联盟中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性。 但自李明博上台执政之后，美韩联盟重新开始强化，经过朴槿惠政府以及当前的文在寅政府，美韩联盟得到进一步强化，美韩联盟再次回到了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强化联盟的轨道上。 总体而言，自李明博执政以来，美韩联盟凝聚力的强化主要体现在联盟内部合作机制和具体的安全合作上，联盟承诺并没有明显的实质性变化。
　　美韩联盟承诺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美韩同盟共同愿景声明》和《纪念美韩同盟 ６０周年联合宣言》两份文件当中。 李明博政府将恢复韩美联盟放在第一位。 美韩两国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共同发表《美韩同盟共同愿景声明》，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第一，联盟的基础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相互信任。 第二，建立全面的战略联盟关系。 第三，联盟的调整。 韩国将在联合防御中起主导作用，美国将在其中起到支撑性作用。 韩国将加强军事实力，利用美国的核保护伞应对安全风险。 第四，深化两国之间的双边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 第五，共同促进朝鲜半岛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朴槿惠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与奥巴马举行首脑会晤，双方共同发表《纪念韩美同盟 ６０ 周年联合宣言》。 由于两份文件内容相似，不再赘言。 两份文件提出了对美韩联盟的未来展望，但是并没有调整美韩之间的权责关系，美韩联盟承诺并没有实质性变化。
　　美韩联盟内部合作机制的调整出现在李明博政府时期。 根据 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３ 次韩美年度安全协商会议达成的协议，两国发起韩美统合防御对话（ＫＩＤＤ）。 它统合了韩美安全政策倡议（ＳＰＩ）、战略同盟 ２０１５ 共同实务会议（ＳＡＷＧ）、延伸遏制政策委员会（ＥＤＰＣ）和导弹应对能力委员会（ＣＭＣＣ）。这种联盟合作机制调整的好处是提高两国政府和两军之间统一目标、协调行动的效率，使联盟能够更快地回应外部威胁的变化以及更有效地指挥行动。
　　美韩联盟具体安全合作上的强化出现在朴槿惠执政期间，具体体现在驻韩美军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和在韩国部署“萨德”上。 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陷入了无限期推迟归还的状态。 在 ２０１０ 年的第 ４２ 届韩美年度安全协商会议上，两国签署了“战略联盟２０１５”，将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时间推迟到 ２０１５ 年。 在 ２０１３ 年的第 ４５ 届韩美年度安全协商会议上，提出“以条件为基础”的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路径，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第一，具备合适的朝鲜半岛安全环境。 第二，韩国具备足够的军事实力主导韩美联合防御。 第三，韩国军队具备应对朝鲜核威胁的能力。在 ２０１４ 年的第 ４６ 届韩美年度安全协商会议上，两国宣布无限期延迟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直到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的某个时间点。这使得从卢武铉政府时期就开始进行的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被搁置。 在“萨德”问题上，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韩美公开表示将在韩国部署“萨德”；２０１７年 ９ 月 ７ 日，“萨德”反导系统完成在韩国的部署。 “萨德”反导系统的成功部署促进了美国“重返亚太” 战略的实施，两国进一步加强了在应对东北亚局势上的军事统筹。
　　美澳联盟强化的标志性事件是 ２０１１ 年《美国在澳大利亚兵力部署倡议》的出台，自此美澳联盟开始了新一轮的强化。 该倡议是美澳原有防务关系的延伸，支持美澳在维持地区安全稳定上的共同利益。 但总体而言，美澳联盟凝聚力的此轮强化主要体现为具体安全合作。 该倡议的内容和实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澳大利亚北部轮驻。 在比较成熟的状态下，在澳海军陆战队将会成为一支空地特遣部队，人数会达到 ２５００ 人，并配备各种飞机、车辆和设备。第二，美澳两国加强空军合作。随着美国空军部队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轮驻，美澳两国空军的操作互通性得到增强。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一次空军联合训练在廷德尔皇家空军基地展开，美国空军 １２ 架 Ｆ⁃２２“猛禽”战斗机和澳大利亚空军 ７５ 中队的 Ｆ／ Ａ⁃１８Ａ／ Ｂ“大黄蜂”战斗机参与训练。 第三，加强澳大利亚北部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个基础设施项目“探路者”在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实施，美国拨款约 ３０００ 万美元用于该项目。
　　综上所述，自 ２０１１ 年美国“重返亚太”以来，美日联盟凝聚力在联盟承诺、联盟内部合作机制和联盟具体安全合作上都得到了扩展、完善和强化；美韩联盟凝聚力的强化主要体现在联盟内部合作机制和联盟具体安全合作上；美澳联盟的强化则主要体现在具体安全合作上。 因此，２０１１ 年以来，美日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大于美韩联盟，美韩联盟大于美澳联盟。 下文将探讨导致三组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
　　（二）美国亚太联盟战略行为匹配程度的差异性
　　２０１１ 年以来，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的变化发生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体系之下。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单极体系下联盟结构的性质是联盟从属国严重依赖联盟主导国，但联盟的动力是获益，所以联盟安全合作的博弈空间最大。 因此，联盟凝聚力主要由盟国围绕联盟对象国的战略行为的匹配程度来决定。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美之间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安全困境也逐步激化。 美国“重返亚太”，中国成为美国亚太联盟的主要防御目标。 因此，可以从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战略行为的匹配程度着手，分析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变化的差异性。 下文将首先界定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战略行为，进而比较三组联盟战略行为匹配程度的差异性，从而得出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差异性之间的关系。
　　现有成果对美国“重返亚太”以来的对华战略性质的探讨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美国的对华战略是对冲战略。 由于中美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赖，一方面美国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美国联合盟国防止中国发展成地区霸权。第二，美国的对华战略主要是接触战略。 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保持接触，将中国纳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防止中国建立封闭的地区霸权。第三，美国的对华战略是接触加制衡战略。 接触是为了塑造中国崛起的方向，制衡是用来劝阻中国发展不对称实力改变现状，总体目标是防止中国谋取地区霸权。 内部制衡体现在美国加强在亚洲的军事部署以及发展更加先进的军事科技。 外部制衡体现在美国用网络式联盟结构取代传统的辐辏结构，不仅加强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还加强盟国间的双边关系，形成对中国的整体压力。 扩展的接触主要体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之间仍保持频繁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以及良好的外交关系。
　　由此可知，美国的对华战略是综合性的，其中至少包含制衡和接触的成分，但是两种成分在美国对华战略中所占权重并不是固定的。 从冷战结束一直到美国正式提出“重返亚太”，美国对华战略主要是接触。 美国“重返亚太”以后，制衡变得越来越明显。 此外，对美国是否对中国实施了遏制战略则存在争议。 尼娜·斯洛傅认为由于美国并没有对中国实施军事上的对抗和经济上的封锁，所以不存在遏制的成分。但是中美贸易战似乎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方向的转变，由于该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尚难为其定性。 不管怎样，当前美国对华战略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遏制，这种遏制主要并不是军事、经济上的“硬遏制”，而是政治、外交上的“软遏制”。
　　美国对华的软遏制主要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周边行为的反应上。 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发表声明对中国的行为进行指责，同时很快派军机进入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在南海仲裁案中，美国全力支持菲律宾。 为了回应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美军加强在南海的巡航，宣示“航行自由”。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宣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虽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中美国始终指责中国，但是一旦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升级，美国仍然会进行管控以防止矛盾升级，阻止冲突和战争的发生。 由此可见，美国的主要意图是通过发表声明或者采取一些宣示、示威行为对中国释放信号，抑制中国可能的“改变地区现状”的行为倾向，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硬对抗。 所以，美国的对华战略中存在软遏制因素，但是这种软遏制是美国对华战略中最次要的成分。 美国的对华战略其实是接触、制衡加软遏制的多元战略综合。 如果对其中不同战略行为的比重进行排序，制衡的成分最高，接触次之，最低的是软遏制。
　　在现有成果中，关于日本的对华战略有四种观点：第一，合作性接触和软对冲。 该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会产生新的国际挑战，因此需要明确表示美日联盟制衡中国的作用，同时要保持与中国的接触。 第二，竞争性接触和硬对冲。 该观点怀疑中国随着实力增长继续遵循合作性战略逻辑的可能性，担心实力对比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主张强化美日联盟。 第三，日本对华采取对冲战略。 但是这种战略有别于接触加制衡，而是制衡加遏制。 第四，日本对华采取制衡战略。 庆贺认为，２０１０ 年钓鱼岛海域的中日撞船事件加快了日本对华战略明确转向制衡。 ２０１２ 年日本“购岛事件”则进一步加快了这种转变。 从那时起日本就开始明确地对中国进行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内部制衡体现在放宽日本宪法对发展军事实力的限制，而外部制衡体现在提高在美日联盟中的成本分担以及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安全合作。
　　总体而言，现有成果在概括日本对华战略时出现了概念使用重叠、混乱的问题，主要是在不同的含义上使用接触、对冲、制衡、遏制、追随，没有划分清楚这五种战略行为的范围和界限，对对冲概念的使用尤其混乱。 但是上述所有观点都承认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变得更强硬。 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日本自卫队建设、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更多地分担联盟成本、加强日美联盟，同时还加强与韩、澳、印之间的安全合作。
　　其中最主要的争论在于两点：一是日本的对华战略是遏制性的还是制衡性的；二是日本对华战略采取的是单一战略还是混合战略。 对于第一点，日本的对华战略应该是制衡性的而非遏制性的。 因为遏制战略包含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日本虽然加强了日美联盟和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安全合作，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围堵中国的意图。 对于第二点，庆贺认为日本在经济上并没有严重依赖中国。 虽然之前日本在稀有金属上对中国进口的依赖超过了 ８０％，但自从中国限制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日本已经通过多元化进口将对中国的依赖降低到 ５０％。 因此，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互动是低风险和低成本的。 一直以来日本对华战略的经济和外交手段并不明显。 所以，日本 ２０１０ 年以来采取的应该是偏向单一性质的战略。 考虑到２０１０ 年以来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可以将日本对华战略概括为“强化制衡”。
　　在分析韩国的对华战略时，不能忽视的问题是韩国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复杂性。 在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三国中，韩国在制定对华战略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最为复杂，韩国被牢牢嵌套在中美朝韩四边关系中，使得韩国在制定对华战略时很难做出最优选择。
　　韩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最优的战略选择是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国对韩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都十分重要。 但是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朝核问题又制造了中美角力的空间，使得韩国不能继续在中美之间保持模糊立场。 从当前的韩国战略选择来看，韩国已经确定了自身的立场，在中美之间出现安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韩国选择站在美国一边。 主要表现在继续加强美韩联盟，推迟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归还以及完成了“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的部署。
　　韩国的安全战略似乎与日本很相似，但是韩国加强韩美联盟并不是为了制衡中国，而是加强韩美联盟的威慑力，以更有效地应对朝核危机。 从实质上看，韩国对中国采取的战略仍以接触为主。
　　韩国的安全战略是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而发展成当前状况的。 韩国安全战略的转变有着内在逻辑，其起点就在于近年来朝鲜核试验越来越频繁，韩国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威胁。 为了应对紧迫的安全威胁，韩国只有两种应对手段：其一，通过内部制衡，发展核武器和常规力量，提升军事实力，维持半岛均势。 其二，外部制衡，即依靠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话语权或者依靠传统的韩美联盟来威慑朝鲜。 第一种手段明显是行不通的，中美等大国不会同意韩国拥核，因此只能依靠第二种手段。 在朴槿惠上台初期韩国曾寻求过加强韩中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但是在朝鲜实施第四次核试验和发射“光明星 ４ 号”卫星之后，韩国不仅认为中国在关键时刻不可信而且认为中国不是真正的战略伙伴，所以转而寻求加强韩美联盟。但是在韩美联盟强化的过程中，韩国长期的立场是联盟的强化不能对中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因此在美国起初提出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时，韩国是拖延、拒绝的。 但是随着朝鲜密集地进行核试验，韩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强，美国则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在韩国部署“萨德”。 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目的不排除有应对朝鲜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为了完成美国“重返亚太”的军事部署。 在此情况下，韩国不得不通过满足美国的战略利益来确保自身的安全，虽然这会对中韩长期形成的友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并造成韩国战略利益的损失，但是韩国的安全利益更加重要。
　　因此，韩国偏向美国的战略选择是迫不得已。 在朝核危机没有变得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虽然韩美联盟也会走向强化，但是至少韩国不大可能同意在加强韩美联盟的同时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即使同意也会拖延实施，韩国本质上仍想保持与中国之间良好的战略关系，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 正是在朝核危机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抓住机会加快完成“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而韩国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配合美国，从而造成表面上看韩国似乎在配合美国制衡中国的局面。 韩国本质上是不想配合美国制衡中国的，但是在事态的发展过程中却起到了帮助美国制衡中国的作用，因此韩国的对华战略是“不情愿的制衡”。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美国“重返亚太”，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加剧，东亚各国特别是澳大利亚、韩国等中等强国面临强大的结构压力。 在此背景之下，澳大利亚国内对于澳大利亚的联盟战略和对华战略展开激烈争论。 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已经到了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时刻， 也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弱化澳美联盟，避免绑在美国制衡中国的战车上，应该更多地容纳中国崛起。
　　事实上，澳大利亚已经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这不仅是基于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安全保障，更是基于两国享有共同的秩序观。 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推崇以“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标志的现有国际秩序，澳大利亚是澳美联盟坚定的拥护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愿意与美国一道制衡中国。
　　澳大利亚没有对中国采取制衡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澳大利亚不具备制衡中国的实力，即使与美国一起制衡中国，对美国的帮助也并不大，而且澳大利亚可能招致中国的惩罚。 第二，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是利大于弊，澳大利亚可以从中获得发展红利，况且有美国提供延伸威慑，澳大利亚并不惧怕中国发展带来的安全压力，澳大利亚没有制衡中国的现实需要。 第三，美国没有迫使澳大利亚服从其战略部署的契机。 澳大利亚不像韩国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需要通过满足美国的战略利益来换取可靠的安全保证。 澳大利亚也不像日本受到东亚权力格局变迁的冲击，需要借助美国的实力来恢复国际地位和重拾信心。 现阶段的美澳关系接近一种平等的战略合作关系，两国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共同国际秩序观，澳大利亚有决定对华战略的自主性。
　　澳大利亚对华战略的制定完全基于澳大利亚对中国行为的认知。 澳大利亚对中国发展最大的担忧并不是直接的安全威胁，事实上中国也确实没有对澳大利亚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澳大利亚也曾多次表示不再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 澳大利亚最担心的是中国通过强制力单方面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成为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 因为澳大利亚受益于现有国际秩序，可以说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拥护现有国际秩序，澳大利亚就在多大程度上拥护现有国际秩序。
　　由于对中国可能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忧，澳大利亚采取的对华战略是“软对冲”战略。 软对冲战略是指一国对对象国采取“经济上追随，外交上制衡”的战略。 经济上的追随无须赘言，外交上的制衡主要体现在澳大利亚通过政治、外交的方式对中国的行为表示不满，特别是对于那些澳大利亚认为是在改变地区现状、现有国际秩序的行为。 在 ２０１３ 年，澳大利亚尖锐指责中国在东海地区建立防空识别区。在 ２０１６年的南海仲裁案中，只有 ７ 个国家要求中国遵从南海仲裁裁决，澳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 在 ２０１７ 年，由 ６ 艘军舰和 １３００ 名士兵组成的澳大利亚海军舰队进入南海，开展“印度洋—太平洋奋进 ２０１７”联合军演。
　　所以，澳大利亚并没有强硬制衡中国，而是通过政治、外交方式表达对中国行为的不满企图通过对中国的政治、外交施压来塑造中国未来在周边特别是在南海地区的行为倾向。 因此，澳大利亚对中国采取的是软对冲战略。
　　通过以上对美、日、韩、澳四国对华安全战略的判断可知，美日联盟对华战略行为的匹配程度大于美韩联盟，美韩联盟大于美澳联盟。 因为在美国的综合战略中，制衡占据最大比重，而日本的强化制衡战略与美国的制衡战略相对应。 接触战略在美国的综合战略中所占比重次之，以接触为主的韩国对华战略与之相对应。 软遏制在美国综合战略中所占比重最小，澳大利亚对华的软对冲战略与之相对应。
　　（三）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差异性
　　通过上文论述，可以发现美日联盟、美韩联盟及美澳联盟战略行为匹配程度排序与三组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的排序是一致的，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此部分重点说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冷战结束后，国际结构由两极变为单极，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可靠的安全产品供给者。 虽然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亚太联盟出现松散化的现象，但为了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美国的亚太盟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联盟，调整联盟只是为了使联盟能够更加适应新的国际环境。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盟国从根本上更加依赖美国，这决定了将由美国制定亚太联盟的目标。 在单极结构下，联盟的动力也由制衡威胁变为获益，因为美国实力超群，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抗衡。 因此，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利用亚太联盟保持实力优势，而美国的亚太盟国的目标则是借助美国确保自身安全，提升国际地位，维护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秩序。 由于联盟合作的动力是获益，就存在获益多少的问题，因此存在较大的博弈空间。 只要美国制定的联盟目标和战略部署得到亚太盟国一定程度的支持，亚太盟国就可以继续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而只要美国在要求亚太盟国为自己的战略部署分担成本的情况下能让亚太盟国有利可图，亚太盟国就会甘愿替美国分担成本。 这种单极结构影响下的联盟结构特征使美国对其亚太盟国的约束力较弱，两者能够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迅速发展，美国逐渐将中国确定为亚太联盟体系的对象国，美国的亚太联盟凝聚从而得到整体强化。 由于在单极结构下美国与亚太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相对平等，美国的亚太盟国可以根据本国的战略利益应对中国的战略行为，不必与美国亦步亦趋，且受美国的干预作用比较小。 因此，美国与其亚太盟国应对中国的战略行为匹配程度决定了美国各组亚太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
　　美国的对华战略是一种综合性战略，其中包含制衡、接触和软遏制等成分，并且三者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中所占的比重依次降低。 日本的对华战略是强化制衡，与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制衡相契合。 韩国的对华战略是不情愿的制衡，与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制衡有较少的契合，与接触有更多的契合。 澳大利亚的对华战略是软对冲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软遏制相契合。 因此，美日联盟、美韩联盟及美澳联盟的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依次降低，从而导致了三组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依次降低。
　　（四）“印太战略”下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的发展预期
　　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的整体安全战略是“美国优先”战略，在地区战略上以“印太战略”取代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 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美国的亚太联盟未来几年内必然也会随之调整，而美国亚太联盟的调整方向则会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地区甚至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美国亚太联盟重新调整的最直观体现就是联盟凝聚力的变化。 因此，下文将结合上文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的发展情况的研究和美国新的安全战略设计，对“印太战略”下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未来的发展做出一定的预估和判断。
　　“美国优先”战略的核心逻辑是重新让美国变得强大，压制他国的挑战。 “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以美国原则为基础，明确评估美国利益，决心应对美国所面临的挑战的总体战略指导方针。 该战略遵循的是现实主义原则，以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导向。 “美国优先”战略是建立在对过去 ２０ 年的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反思的基础上，美国认为越来越多的挑战的出现意味着美国过去奉行的接触战略的失败，使对手和敌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将其转变成朋友和伙伴。 这使得美国的国家战略转向以现实主义逻辑为主，强调以实力求和平。 这意味着美国会继续加强在军事领域的优势，不会放弃主要盟国反而会加强联盟关系，美国要追求的国际结果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各地区内的均势。
　　“印太战略”是在“美国优先”战略指导下的地区战略，其核心逻辑是抑制中国对印太地区国家的“强制”，维持印太地区的均势。 美国认为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和朝鲜。 美国认为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代表着两种国际秩序之争，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来自多个方面：第一，中国利用经济诱惑和惩罚影响他国行为。 第二，中国运用军事“威胁”说服他国遵守中国倡导的政治与安全议程。 第三，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贸易战略强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能力。 第四，中国在南海地区建立军事化前哨阵地危及贸易的自由流动、他国主权并破坏地区稳定。 第五，中国军事的现代化提高了对美国进入印太地区的拒止能力。 国认为为了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盟国和伙伴的合作至关重要。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要加强印太地区的制度化，将印太地区构建成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和原则的“印太共同体”。 贺凯认为印太地区的制度化存在两种路径：第一种是建立起一个不包括中国的排他性制度，这种模式符合现实主义的逻辑，目的是加强对中国的制衡。 第二种是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包容性制度，这种模式将有利于未来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虽然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印太地区制度存在很多现实障碍，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根据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对“印太战略”的发言，可以看出美国的“印太战略”对中国的针对性较强，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从政治上看，美国将加强对东盟的扶持，其目的是发挥东南亚小国和中等强国的“集聚效应”，防止被中国逐一击破，同时加强美国主导的“民主”力量之间的联合，即加强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在政治发声上的协调一致。 美国最期望实现的理想效果是东盟与美国主导的民主集团之间能够达成一致。 同时美国还将继续干涉两岸关系，使两岸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分散中国在对外行为上的精力和资源，从而在政治上形成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 从经济上看，美国要重塑印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同时对美国认为是违反规则的国家进行惩罚。 从美国战略设计上看，未来中美在东南亚的经济竞争将会更加激烈，这种经济竞争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美国实际上是反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模式的，美国认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结构存在问题，无法确保东南亚国家在未来能够有效偿还债务，会加深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依附并削弱其主权。 所以，未来美国可能会加强对东南亚投资，防止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 从安全上看，美国除了将加强传统的亚太联盟，还将印度纳入其中，试图使印度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
　　未来印太地区是否会形成一个排除中国的地区制度，走向现实主义的制衡逻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行为。 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经验看，美国之所以没能有效制衡中国，是因为美国的亚太联盟凝聚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这是由各组联盟应对中国的战略行为匹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造成的。 在近年来的中国发展进程中，美国亚太盟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是中国既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全威胁，这使得它们难以形成针对中国的一致的战略行为。 但是如果未来美国的亚太盟国对中国对外行为的认知是严重的安全威胁，即使美国的亚太盟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很强的经济相互依赖，美国的亚太联盟也可能变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制衡性联盟，毕竟安全利益是国家最基本的核心利益。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美国的亚太联盟变成了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制衡性联盟体系，就意味着印太地区建立了一个排除中国的地区制度，那么中国将不仅面临安全上的威胁，还将面临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下降。 但是，未来中国确实不大可能成为美国亚太联盟的一致威胁，除非中国采取给美国的亚太盟国造成严重的安全恐慌的行动，比如封锁南海地区的海上航运通道，采取强力措施占据越南、菲律宾等国目前实际控制的南海岛礁，或不惜与日本发生战争而攻占钓鱼岛。
　　综上所述，从美国“印太战略”遵循的现实主义逻辑来看，美国的亚太联盟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会进一步加强，但是各组联盟凝聚力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仍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这是建立在亚太地区经济、安全结构现状和对中国对外行为理性预期基础上的。 中国在未来的对外行为中需要更合理地把握对抗和安抚的分寸，管控美国亚太联盟和伙伴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和针对中国的战略行为，使美国未来的亚太联盟凝聚力保持在较低水平，难以成为针对中国的高度团结的制衡性联盟体系，这将有利于化解美国“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对抗性，从而使未来的印太地区环境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五　结论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整体得到强化。 但是，美日联盟、美韩联盟及美澳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本文通过对联盟凝聚力理论的研究，提出单极体系下联盟凝聚力由盟国间应对联盟对象国的战略行为匹配程度决定。 因此，本文从战略行为匹配程度视角对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的变化进行了解释。
　　通过采用新的操作指标，本文得出结论：虽然美日联盟、美韩联盟及美澳联盟凝聚力整体得到强化，但是三组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有所不同。 美日联盟的联盟承诺得到了更新，建立了新的联盟合作机制，提高了联盟内部安全合作的协调能力。 同时美日联盟在具体的安全合作上也有所加强，合作的地域和领域都有所扩展。 美韩联盟凝聚力的强化体现在联盟内部合作机制和具体安全合作上，合作机制的强化主要体现在美韩统合防御对话的建立上，具体安全合作的强化主要体现在美国无限期延后归还战时作战指挥权和在韩部署“萨德”上。 美澳联盟凝聚力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具体安全合作上，如美国向澳大利亚派遣轮驻部队、加强军事技术交流和人员交流。 总而言之，美日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高于美韩联盟、高于美澳联盟。

　　导致上述差异性的原因是三组联盟应对中国的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不同。 由于中日实力对比易位、领土争端和由历史问题导致的互不信任，日本近年来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并与美国一道制衡中国。 韩国并不想制衡中国，但是由于朝鲜近年来频繁的核试验，不得不通过满足美国的战略利益来换取坚实的安全保障。 澳大利亚则担忧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改变有利于澳大利亚发展的现有国际秩序，因此与美国一起塑造中国的行为倾向。 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是用实力劝阻中国改变现状，引导中国继续保持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支持，通过政治和外交施压遏制中国改变现状的倾向。
　　这三种战略手段在美国的战略行为中的重要程度依次降低，而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战略行为分别与上述三种战略手段依次对应，从而导致美日联盟战略行为匹配程度大于美韩联盟大于美澳联盟。 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的差异性就是由战略行为匹配程度的差异性所导致的。
　　通过对“重返亚太”背景下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变化的理论和经验探讨，并结合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判断，本文认为“印太战略”下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仍将整体强化，但是各组联盟凝聚力强化程度仍会存在差异性。 在此判断基础上，中国的对外行为需要更合理地把握强硬和安抚手段的分寸，管控美国亚太盟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和战略行为，使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确保其难以转变成针对中国的高度团结的制衡性联盟体系。 这将有利于化解美国“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对抗性特征，从而使未来的印太地区环境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来源时间：2019/3/1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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