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作者：钟飞腾  来源：《外交评论》2018年第6期

　　在中美贸易战这一引起全球关注的重大议题中，各方普遍认为中国实力地位已迅速增长，但在分析中美双方的目标和动机时，观点却差异极大。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一种可信的原因在于各方判断中美关系所依据的理论有较大差异，依据不同理论进行前景推导，而得出了多样化的前瞻性结论。中美双方应评估引发彼此利益增减的因素到底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一方实施了一种旨在降低另一方实力地位的大战略。将贸易战定性为争霸战，不仅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对各自国家发展的作用，也混淆了实力与意图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中美经济实力变化与“新冷战”恐慌
　　在中美贸易关系上，英文学术界最近几年颇受关注的文献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美国工作流失的重要原因。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非常显著，工人就业问题引发了美国对中美贸易的担忧。
　　此外，较之中美GDP差距的急剧缩小，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速并不算快。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的数据，美国自中国的进口额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从2003年的8.8%升至2017年的14.5%。在所谓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革的最近一个阶段，美国的贸易格局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美出口增速非常缓慢，与美国同期进口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而且，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就贸易占GDP比重而言，中国于2006年达到峰值的64.5%，到2017年已降至37.8%，美国也从2011年的峰值30.9%降至2016年的26.6%。因此，很难说中美贸易导致了中美经济总量的此消彼长。
　　在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美国一些舆论甚至认为，中美正在进入“新冷战”。这主要有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是指政治、安全竞争将超越经济关系，主导中美关系发展。第二，这种政治安全关系主要是负面的。美防长詹姆斯·马蒂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国防战略》报告发表演讲时重点提及：“强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但是，我们也不应夸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作用。2018年10月16日，据彭博社报道，詹姆斯·马蒂斯表示，美国“并不试图遏制中国”，仍将尽一切可能合作。
　　从特朗普的施政重心来看，很难说中美关系在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中占据着如同当年美苏关系那样的压倒性地位。更合理的一个推断是，美国正在大幅度调整以往的战略，不仅是国内，也包括国际，其中虽然包括中美关系，但似乎并不完全局限于中美关系，这是我们在讨论当前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局势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性质。
　　二、全球供应链与中国周边经济关系
　　我们要从多元角度、比较视野理解美国的贸易政策变化。首先，尽管从金额上看中美贸易战规模庞大，但美国经贸重心还是在发达经济体。其次，美国对传统盟友实施了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迫使发达经济体调整区域化发展方向。再次，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其政策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并不能获得最大化的整体利益。在观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时，有一些之前我们熟悉的前提或者假定需要改变。
　　在真正的冷战时代，美苏几乎没有贸易，而今天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都存在贸易，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影响全球经贸格局。受此影响，人们在推测中美经贸关系变化如何影响政治安全关系时，产生了重大认识分歧。按照罗伯特·吉尔平的现实主义理论预测，不管是特朗普式撤退还是改革，其都很难取得成效，衰落将导致冲突。但在地区层面，霸权是否是自由经济关系发展的必要条件，理论上并没有解决。
　　在中国周边地区，现实主义的逻辑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日本似乎并没有奉行一套“新冷战”的现实主义逻辑，没有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反而派出庞大的商人代表团随安倍来华，意欲加强对华经贸合作。在东南亚，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争执最严重的越南，超过马来西亚开始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南亚地区，中国与印度的贸易投资关系也在持续深化。
　　周边经济体目前的考量，与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时的处置是一致的。但与80年代中期相比，现在美国与东亚的贸易关系结构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其主要背景是价值链贸易的兴起。利用价值链数据，对过去几年东亚和美国贸易三角关系的分析表明，地区国家对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关系正在进行一场深层次的转变，其源头是2001年中国加入国际生产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这种转变。从贸易关系来看，从80年代后期到特朗普之前，现实主义逻辑在东亚似乎并不起主要作用。
　　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形下，各国将依据产业分工格局进行调整，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所有产业上都获益。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应考虑产业链分工造成的利益分配，跟进全球经济的新特点，比如数字经济以及贸易对不平等的影响，对旧理论做出系统性的修改。
　　三、新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美关系的性质处于不确定性当中，还未到霸权之争的时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大幅提升了国内议题的权重，而显著降低了国际目标权重，很多时候国际政策成了服务国内目标的手段。中国政府尽管提升了国际目标的权重，但仍然将国内发展视作核心任务。中美贸易发展既不是中国权力增长的主要来源，也不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原因。特朗普政府将贸易视作国内调整的首要手段，也难以实现其目标。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而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两国以及深嵌在国际经济关系之中的其他国家都面临战略的重新选择。
　　（一）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完全扭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需要比中国花费更长的时间
　　与美国只是从最近才开始纠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同，中国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更见成效，而且中国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推出了“一带一路”，主张包容性、普惠性的全球化。
　　（二）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服务于美国国内就业效果不会太好
　　一方面，美国的资本家难以完全服从特朗普的意志。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全球性资源分配如果拉回到美国本土，调整成本需要时间。对于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产业回来并不意味着就业能回来，比如用机器人代替工人。另一方面，美国如果要调整跨国公司利益，则意味着要大幅度调整其与传统的北美、欧洲国家间的关系，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工资差额如果持续扩大，那么非法移民问题就难以解决。
　　（三）美国打击中国高技术产业与恢复美国的就业存在内在矛盾
　　按照多数国际贸易经济学家的统计分析，美国就业消失的主要根源是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占比不到20%。美国与中国的技术差距越大，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就越有动力将产业转移到中国以及其他制造业国家，美国国内的就业就越不可能恢复。如果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拉大，中国也没有动力往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周边国家更不会欢迎这种局面，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美技术差距缩小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四）特朗普只有同时调整投资和贸易关系，才能真正对美国经济本身进行再平衡
　　特朗普贸易战的一个目标是进一步打开新兴市场的大门，让美国公司投资还不多的国家进一步开放国门，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政府与跨国公司存在利益一致性。但在对美国就业至关重要的国家，特朗普必须打压跨国公司，两者目标背离。
　　总的来看，中美两国都在调整适应新型全球化，也都在深化国内改革，但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两国在国际经济政策上表现出了不同诉求，这种要求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推动力，本质上并不是争夺霸权。在新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和主导所有产业，更不可能控制其他国家的命运，人们需要适应新时代，用新的观念看待局势的变化。周边经济体更喜欢一个开放的、收入不断上升的中国，而不是让跨国公司回国的美国。一旦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转向主要照应国内利益，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力将显著下降。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都将面临一场深度调整。

来源时间：2019/3/6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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