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引 言

美国近年来的变幻引起全世界关注，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些变化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全球背景，反映出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正在面临挑战。对于熟悉20世纪初期美国和世界史的人来说，今天的西方世界似乎正在重复一个世纪前的悲剧——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狂欢之后紧随而至的是尖锐的社会矛盾、精英治理的失败、民粹主义的泛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国际秩序的幻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而与以往不同，今天的挑战基本上来自西方社会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自我调整的艰难。也就是说,贯穿于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在今天已经让位于对社会矛盾和国家关系的治理机制调整上。但是，西方国家，尤其对于美国来说，战后的长久繁荣稳定和全球化引擎的优越地位不可避免地抑制了这个社会自我调整和创新的动力，导致在巨大的全球变革的洪流中显得内外交困，精疲力竭。

如何认识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面临的挑战以及在此背景下的运作治理体制，是理解全球治理困境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前提。在各种棘手的难题中，经济不平等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核心问题，当今美国政治中出现的所有重要现象无不与其有关,如政治极化、左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自由贸易、抵制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等。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在2016年大选中的异军突起，也离不开美国经济不平等加剧。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很多学者甚至担忧不平等引发的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美国民主体制的衰败。因此，不平等问题集中反映了美国社会内部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美国政治力量在处理这些关系中的特殊作用，从而为我们理解美国的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

对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并非罕见。在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畅销于世之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问题(美国是其中最主要的案例)变得十分明显。但是，更为深入的研究依然匮乏。特别是尽管皮凯蒂和其他经济学家已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和政治的视角，对此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依然欠缺，尤其对经济不平等的政治根源的分析远远不够。

因此本文将更多着眼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动力，探讨公共政策、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政治要素在影响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重要角色，并将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进行详尽的梳理，提供一个比较完整、动态的逻辑关系。同时，这些复杂关系也将被置于一个比较和历史的宏观视野当中，使我们对美国不平等的全球背景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文认为，不平等本身虽然令人担忧，但更需要关注的是造成今日不平等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因素——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不平等以及制造美国精英分裂的结构性要素。这些要素是最终造成美国民主治理失败的根源。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考虑如何解决问题时，简单地反对不平等、提倡推进平等的公共政策，而不解决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对不平等本身的狭隘的攻击只会助长反市场和反全球化的力量。鉴于不平等已经成为21世纪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复杂根源上获得启发，对各国自身面临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好地制定解决方案。

2富豪回归与节节败退的美国中产阶级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同时又是一个争论的热点。对这个现象的深入认识必须在一个历史的视角下才会足够清晰。对一个国家不平等的最常见的描述工具是基尼(GINI)系数。尽管基尼系数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测量工具，但历史的轨迹仍然可以让我们对美国不平等有较为直观的感受。

(一)在1%和99%之间:财富的聚集与美国富豪回归

从图1可以看出，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始持续上升，只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略有下降。总体的变化趋势似乎与执政党派无关。在经历20年共和党(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16年民主党(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后，2014年的系数远高于1979年以来的大部分时期。虽然里根时期(1980—1988年)增长最快,但克林顿后期(1996—2000年)的增长似乎并不慢。很明显，系数的变化更多受制于经济周期的影响:1987年股市崩盘、1991年经济衰退、2001年互联网泡沫崩溃2008年次贷危机等是基尼系数下降的主要推动力。

更深入的分析需要超越基尼系数，将人群分类比较，并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背景中。以下数据将从收入和财富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两者尽管给出的图景略有不同，但结论相同: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第一个显著状况并非单纯的收入水平在各类人群中差距拉大，而是财富向最高收入人群的集中。

收入变化可以从比较1%高收入人群(富豪)与其余99%人群(大众)的收入增长状况开始。图2给出从1913年以来的实际收入状况。可以看出，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到70年代初，大众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是美国中产阶级最好的时期，富足安逸，就业压力小。此后大众收入增加趋于缓慢，仅在20世纪90年代末略有上升。而富豪的收入则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扶摇直上。即使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到2012年就已经回升到危机前的家庭平均收入100万美元/年的水平。相反，大众收入则在2008年后持续低迷,即使是2015年的最高值(4．7万美元/年)也仅达到2005年的水平，远低于2007年的4．9万美元/年。而这些比较并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图3和图4是对10%高收入人群的详细分析。图3显示排名在前10%的高收入群体的总体收入占比的变化。图4则把这组人群进一步细分,比较各组人群的差异和各自的变化。从两个图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从一个历史视角来看，美国收入不平等并非一成不变，更不像很多人假设的，是根植于特殊的美国文化中(潜台词是因此可以被接受甚至有益无害)。相反，美国的不平等在过去一个世纪呈现出明显的U型走向。20世纪初的巨大不平等在大萧条之后被逐步抑制，从3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所谓的“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时代，高收入人群的财富被压缩，财富分配向中产阶级倾斜。但从70年代末开始，情况开始发生逆转，收入分配向20世纪初的不平等状况回归。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10%人群的收入占比就已经超过了大萧条前的最高值(2007年49．74%，1928年49．29%)，在2012年后甚至增至更高(50．6%)。

第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似乎并没有像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那样，让财富的平均分配紧随其后。相反，不论就10%的高收入人群总体而言，还是内部三组细分人群的收入占比(也包括图2的实际收入)，在2009年之后都稳步回升，几乎达到甚至超出它们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也就是说，20世纪大萧条所引发的财富分配调整并没有在21世纪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发生。在10%高收入者内部的两组当中，5%—1%的人群受到的影响最小,收入恢复也更快；而1%的最高收入人群虽然受冲击最大，但其恢复能力也让人惊讶：在2012年的收入占比已经恢复到22．8%，高于2007年前大部分时间的状况。而这个新值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短短三四年间，足以显示富豪们在这个新时代不同寻常的敛财能力。结合大萧条之后发生的政治变化，一个可靠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其他公共政策的配合，经济危机本身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财富分配状况。

第三，越是富有的人，其收入变化越符合U型结构，也就是说有能力回到他们在20世纪初的收入占比水平。例如，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比变化最为激烈，在两个世纪初都远远高于其他两组(5%—1%和10%—5%)人群的收入占比，而在“大压缩”时代也降低得最多。但是他们目前的收入占比已经与20世纪初的最高水平几乎持平(2007年的23．5%相比1928年的23．9%)。相反，虽然同是站在收入金字塔的顶端，10%—5%人群的收入占比变化平平，仅有微小的增长(尽管对90%的人群来说这些增长绝非小数)，远没有达到相同区位的高收入人口在一个世纪前的地位。介于1%到5%的人群稍好些，他们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较为明显，但距离一个世纪前也仍有0．8%的差距(1934年的17．3%相对于2015年的16．5%)。相比于这两个人群，最高1%的富豪的收入占比扶摇直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9%跃升到2007年的23．5%。如果我们进一步将1%的富豪细分，他们当中的超级富豪，即最高0．01%人群的收入恢复得更快，不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还是之后，都已经远远高于一个世纪前的水平(如图5)。

第四，这个差异同时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从10%高收入人群变为富豪的路有多远?以2015年的家庭年收入水平计算:前10%人群的家庭最低收入必须要达到12．48万美元，前5%人群则需要达到18万美元，前1%俱乐部的成员则需要达到44．3万美元的家庭年收入标准。也就是说,从10%变成5%需要5．5万多美元的额外收入，但晋升到1%俱乐部还需要再增加26万美元。这个差距需要被放在一个历史的视角中才能更清晰:今天，1%人群的家庭年收入分别是前5%人群和前10%人群的2．45倍和3．55倍。回到1981年，这两个数值分别是1．84和2．35。

以上两点显示的高收入群体内部的显著差异对我们理解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意义重大，因为我们通常过于简单地把处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一小部分人群(例如前10%)视为同质的、利益相关的群体或社会阶层。事实上，这个群体中的不同部分对美国经济不平等有不同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

收入仅是财富的一部分。这一结论对于收入高的家庭来说更准确,因为他们的财富中可积累的部分会更多。相反，收入越低，可积累部分越少，收入与财富的差距越小。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的平均储蓄率为11．4%。但从图6可以看出，不同人群的储蓄率有极大差别，尤其是普通大众与高收入阶层之间分野巨大。在正常年份，1%和0．1%富豪的储蓄率都高于20%，并且持续上升，近年已经达到40%—50%之间，意味着富豪们接近一半的收入被积累起来转化为财富,可以产生新的利润，让他们变得更富有。而10%—1%高收入人群和90%大众的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下降趋势。虽然10%—1%高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依旧能够维持在可观的10%以上，90%人群的储蓄率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是负值，意味着他们总体上债务高于收入，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图7显示财富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以及变化趋势。首先，从财富占比来讲，今天的1%人群的家庭财富占全部财富的比例达到41．8%，10%—1%人群的占比为35．4%，两项合计为77．2%。也就是说，90%的大众的财富总和不到国民财富的23%。其次，从历史角度看，这两类人群的财富占比变化呈相反的趋势:在“大压缩”时代，富豪们的财富受到强烈挤压，财富占比剧烈下降;其他高收入家庭则呈上升趋势，尽管相对较为温和。20世纪70年代末对两个群体来说都是一个重要转折，此后两者的财富占比都开始向相反方向发展。1%的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占比从1978年的22．9%迅速上升，到2012年达到41．8%，尽管这与他们的历史最高点——1928年的50．6%——仍然相去甚远，但已经与20世纪早期的绝大多数时期的水平相当。其他较低的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占比也基本回归到一个世纪之前的水平。

以上对财富分配和变化的分析与前面对收入的分析一致:高收入人群与富豪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两者的收入和财富的绝对值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两者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这产生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尽管10%—1%人群的收入和财富远远高于90%的大众，但相比于1%富豪来讲，这两部分人群的地位变化事实上更为一致(虽然图中没有显示，但90%人群的财富占比变化趋势与10%—1%人群完全一致)。

图8是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另一种比较。在这里，收入入口以“五分位法”分为四组，分别为最低20%人群，中间介于21%—80%的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属于81%—99%的高收入人群，另加上最高1%人群。如果以1979年为起始点，假设各组人群的收入为零，图中数据显示，1%富豪的收入增长远把其他人群甩开，在2008年增长到1979年收入的314倍，2012年达到273倍。相比之下，其他几组人群的收入增长逊色得多。高收入人群最高达到过73倍，中等和低等收入人群则只增加了40多倍。

以上分析是基于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相对于1979年水平的变化。假如比较各组人群的收入占比与他们各自在1979年时的位置，低收入人群的状况更为窘迫。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分析，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比在2007年达到1979年的130倍左右，前20%人群达到25倍左右，而其他几组人群的增长是负值且一路下滑。

以上数据都指向一个结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不平等最主要的特点是财富的高度集中，即一小部分经济精英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绝大多数利益，而其余的人群，甚至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只能获得这些精英的残羹冷炙，尽管这99%人群本身的收益状况差异巨大。为了印证这一结论并理解其重要性，让我们再给出一组数字。

表1给出不同人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收入增长率，意在比较1%富豪与其余人群如何分配这个快速增长的蛋糕。第一栏的数据显示各个历史时期的平均收入增长率。第二栏和第三栏分别是1%人群与99%人群的收入增长率。可以看出，两者的差距巨大。平均而言，在整个历史时期，富豪的收入增长了94．5%，而其余大众只有14．3%。

如前所述，金融危机对富豪的影响并不深远，因为2009年后的经济恢复期内他们的收入增长率依然是可观的37．4%，而大众的收入增长仅为7．6%。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栏数据:最高1%人群从每个时期的平均增长中获得的份额。例如，从全部历史时期看，美国的平均增长率为25．7%，但最高1%人群从这些增长中获得52%的收益，而其余大众的份额只有48%。克林顿时期的财富集聚状况相对弱些，最高1%人群获得的份额为45%，但此后一直在50%以上，在小布什时期最为严重，达到65%。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恢复期内，13%的增长率中仍然有52%归1%人群所有。

(二)经济极化:对美国经济平等的双重打击

经济不平等可能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如果收入和财富分配只是在各个收入人群中差距拉大，后果可能不一定是灾难。因为随着蛋糕的日益变大，各个人群彼此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会不可避免地拉大，但低收入者尽管收入微薄，也仍然可以在经济增长中获益。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喜闻乐见的“滴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不幸的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并非如此。在收入和财富向极少数人群集聚的同时，大多数人群不仅远远跟不上前者的增长节奏，有些群体实际上被逐渐挤压和边缘化，产生的后果令人担忧。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消失以及随之产生的经济极化。

前文的某些数据已经给出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下面的数据将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和财富状况进行分析。中产阶级被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即占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3(67%)到两倍(200%)之间的家庭(以三口之家标准进行调整)。从人数比例看，表2显示，中等收入家庭中的成年人的占比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5年的50%。其他人群中，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占比变化都很小，而两极的人群占比变化增长显著。例如，最低收入人群的比例增长4%，而最高收入人群则增长6%,显示出人口占比上的极化:两端膨胀，中间部分缩减。

不同阶层的收入情况与人口比例的变化一致。在图9中，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略有上升，90年代之后则开始下降。与此同时，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上升明显，只是在最近几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低收入家庭的变化不大。在中等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之间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两者收入占比的历史变化。在1970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比为62%，是高收入家庭(29%)的两倍多。但此后双方的份额差距开始拉大。到21世纪初，高收入家庭占比开始超过中等收入家庭的占比。与此同时，低收入家庭的占比从10%降到9%，基本维持原状。

以上这些数据都显示，从经济收入上讲,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极化。如皮尤中心研究报告的结论所言:“中等收入美国人已经不再占有美国社会的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失去领地。”对一个不平等正在严重化的社会，消失的中产阶级无异于雪上加霜，让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失去了重要的缓冲机制。更关键的是，来自中产阶级的焦灼和不安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威胁，将左右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

3不平等的国际比较

大量对美国不平等的成因的分析基于经济学考虑，把主要原因归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去工业化浪潮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8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和教育(人力资源)等。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不可否认。贸易带来的市场扩张和技术进步为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收入，放大了能力和天赋上的自然差异。

特别是从比较竞争优势的角度讲，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更有利于高技术人才，从而使得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增长远高于普通工人。这个论点背后的假设是，目前观察到的不平等的扩大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在某个时间段之后，随着国际贸易“平等化效应(equalization)”的深入，更多的个人会从技术革新中获益，不平等也就会随之下降，也就是前述的滴漏效应。但是这种说法的假设是，与美国具有相同资源禀赋的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在不平等方面应该经历相似的状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全球化、科技进步和教育不是美国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图11是对西方发达国家2007年与2013年两年间基尼系数的比较,这个非常粗略的比较至少可以显示，美国不平等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相比其他大部分国家，美国的不平等在金融危机之后继续加剧。我们在前面的数据中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这里的疑问是为什么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收入较高的国家，例如北欧和西欧国家，甚至包括同属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英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它们的不平等会下降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显然很难用经济周期或技术进步等因素来解释。

再看高收入人群的状况。图12中，欧洲和美国在二战后经历了同样的“大压缩”时期，前10%人群的收入占比一路下滑，20世纪70年代后也同样看到他们收入的回升，但这个回升的势头在欧洲远远低于美国。

从财产聚集的角度看，如图13显示，不论是以高收入的10%还是1%人群来比较，在20世纪前期，欧洲的财富集聚高于美国，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则低于美国。

(二)不平等背后的公共政策

以上这些粗略的比较可以证明，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不平等状况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并非普遍现象。这些国家与美国共同享有的资源禀赋和全球化的结构性影响并没有为它们带来与美国类似的不平等的回归，至少在程度上远不可比。因此用全球化、技术、教育等因素来解释美国的不平等是有问题的。合理的分析有必要超越经济层面，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解释美国独特的不平等现象。

这里着重分析两个公共政策:第一个是税法，第二个是最低工资。税法是30年来分裂美国政治的最重要的一个政策争议点。美国税收自里根以降的右倾趋势已是不争之实。图14的数据显示，在1979年之前，高收入1%人群及以上的平均税收都在45%以上，而最高收入人群的平均税收更达到75%左右。此后的30年间，这些人群的平均税收趋于一致，都降到40%上下，与其他几组人群的平均税率相差无几，最高一组与最后四组分别相差大约3%、7%、9%、11%;而在1970年，这些差距分别为39%、50%、53%、55%。而且请注意，与前五组高收入人群的下行方向相反，最低三组人群的平均税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实际上是在上升的。

将最高收入人群与其他收入阶层比较，如表3中的数据显示，虽然在平均收入上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差距惊人，税率之间的差距却远非如此。中等和中高收入与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差距几乎是五到三倍,而他们的税率相差仅有14%—9%左右。

如果把20%最高收入的人群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出，在2013年，最高1%人群与其他高收入人群之间同样存在着收入与税率的强烈反差——最高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紧随其后的最高5%—1%收入人群的近5倍,而他们的平均税率差别只有8%。

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社会保障政策，即通过提供社会福利来拉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缩小收入不平等。美国的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里，不论是以政府福利开支比例、福利待遇，还是覆盖人群范围来论，都居于末位。

尽管今天的美国人习惯于骄傲地把低福利看成是美国文化崇尚自由竞争的表现，但这种观点显然是反历史的。图15对比了美法两国最低工资的历史发展趋势。最低工资比大部分其他福利制度都更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对最低20%人群的收入影响直接而明显。图中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之间，美国的最低工资呈上升趋势，以后一路下滑，从最高的1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7美元左右。而同期的法国的最低工资一路上升，增长4倍以上。

税率和最低工资这两项政策的比较足以显示，经济不平等在美国具有深刻的公共政策原因。但究竟是什么使得美国政府采取与欧洲政府大为不同的政策?是什么力量推动美国政府偏离新政以来的平等政策，让美国社会回归到“咆哮的二十年代”，让美国政治再次卷入汹涌澎湃的社会运动旋涡中?

4美国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强调政治经济动力对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影响,这其中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其一是共和党力量上升带来的政治极化。其二是共和党上升背后的经济动力，也就是大资本的回归和资本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

(一)政治极化与经济不平等的互动

图16显示美国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的紧密关联，为了解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动力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其中，如前面已经介绍的，经济不平等用最高1%人群收入占比来代表。政治极化曲线中每一个数据点代表一个特定年份中温和的两党党员在议会全体两党党员中的占比。而每个党员的保守和自由倾向度用他们在众议院中的投票倾向来测量，具体技术可参看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等人的详细解释。

图16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化呈现高度正相关，两者的发展趋势可谓亦步亦趋，紧密相随。前文对经济不平等的U型趋势分析可以用在政治极化的发展趋势上。在20世纪中期的“大压缩”时代，国会两院的政治极化程度也是最低的。在这个时期，两党都被温和派所控制，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少被意识形态绑架，因此两党党员之间交叉投票是普遍现象，意识形态之争导致的政府功能失效极为罕见。而此前和此后，当经济不平等现象严重之时，也是议会内部党派之争白热化之时。20世纪40年代之前最严重的分裂是在20年代,而当时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比急速攀升，至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到达巅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两组数据同时快速攀高，在21世纪初都超过了一个世纪前的水平。

那么经济极化和政治极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同时上升意味着什么?一方面，经济不平等直接助长了政治极化。很自然，高收入人群会投入更多时间和资源去支持反对再分配的政党。底层的民众当然也会支持另一派。另一方面，政治极化也推动保守的共和党倾向于制定那些增加不平等分配的公共政策来获得政治支持。如果共和党在议会中占多数，就会利用这种优势去制定减少再分配的政策，例如在里根和小布什期间的减税改革。如果共和党不占优势，就会成为阻碍改变现状(例如提高富人税收的税改政策或者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的力量。总而言之，在一个分裂的政治环境当中，共和党可以有效地用积极的立法和消极的抵抗两种方式来实现其政策意图，而且非常成功。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由非政治的原因引起的不平等——例如技术、教育、社会习惯的改变等——无法通过政治过程来改变，反而被强化。

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共和党变得日趋保守极端进而阻碍不平等分配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为什么民主党没有能力去抗衡?毕竟，在美国这样的两党对抗的制度环境里，如果双方势力均衡，政治极化可能带来政策革新的停滞，但并不必然导致整体政策的右移。而且，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代表左翼势力的民主党已经统治美国政治长达40多年。保护平等的政策已经深入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什么让民主党如此轻易地溃退?

图17的数据显示，美国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并非简单地日趋极化、左右对峙，而是在整体向右偏离的过程中发生的极化。可以看出，共和党在这个时期向右大幅度偏移。相比而言，民主党的整体左移幅度要小得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民主党人几乎没有太多的偏移。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民主党在南方的阵营快速丧失。今天，整个南方各州几乎都已经成为保守派的势力范围，而大部分北方地区由民主党控制，让人不禁想到内战前的南北分裂。从图17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之争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温和的民主党人普遍被共和党人取代，只能留下那些足够强硬的民主党人在这个日益敌对的环境中生存。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民主党和自由派本身的变化。在共和党和保守派急速远离再分配政策的同时，民主党和自由派在同期也同样偏离它们原先热衷的福利政策，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一些更具有个人化的社会议题上,例如种族、环保、性别、性取向、堕胎、女权等问题。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民主党和自由派在收入平等和社会福利等问题上的投入。

从一个更大的角度讲，民主党和自由派的这个转变也是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变动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虽然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平等，但也造成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新分裂。针对民主党和自由派对种族、性别平等问题的推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开始复苏(即新保守主义)。早在1964年，以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bGoldwater)参选和败选为标志，大量共和党资深政客与戈德华特的同时败选也使得年轻一代的美国保守派得以在党内崛起，以激进的方式来取代共和党内的建制派。

从此以后，民主党实现了从基于阶层的党派到种族联盟的转变，而共和党也随之把自己定义为反民权和反移民的党，为日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埋下种子。1972年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Mc Govern-Fraser Commission)修改了民主党选择被提名人的规则，要求为女性、少数族裔和年轻人提供一些席位，一定程度上更刺激了共和党保守派中的激进势力。

这些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化分歧取代经济福利政策，成为两党之争的新焦点，也成为两党选民在地理和种族方面日益分化的要素:一方面是南北分化，另一方面是白人中产阶级和其余人群的分化。对于共和党来说，文化分歧成为在反击民主党和美国社会要求修改经济不平等政策的时候转移目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例如，规模庞大、思想保守的福音派教徒是共和党重要的选民基础。他们中的低收入者要远比同样收入水平的非福音派信徒更倾向于投票给代表高收入阶层的共和党。在2004年协助小布什连任时，被称为“布什的大脑”的卡尔·罗夫(KarlＲove)成功煽动很多州把Anti homosexual marriage作为州宪法修正案,从而激发保守派选民出来投票。

简言之，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带来的政治极化对美国的经济和福利政策的影响深远。尽管两党的分歧日益严重，阶级差异却不再成为分歧的焦点。相反，文化分歧产生的身份政治开始主导美国政治。经济平等和社会福利仍然是民主党纲领的重要内容，但民主党已无力抗拒经济政策整体右移的大环境。

(二)大资本回归和资本利益集团的兴起

美国经济政策整体右移的大环境虽然有党派和社会文化背景，但并非简单的文化和政策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结果，也就是权力分配的结果。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国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是美国社会究竟是被谁统治的——普通公民、经济精英还是利益集团?以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政治由军界、财阀、政府高层人员组成的权力精英统治。他们制定的决策决定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并左右了中下层人们的生活。但争论的结果是罗伯特·达尔(Ｒobert Dahl)的多元民主理论获胜:权力广泛分布于相对平等而多样化的公民团体、利益集团和政党之间，没有单一的占绝对地位的团体或联盟。这些组织彼此竞争影响政府，从而保证普通公民的基本利益需求能够在公共政策中得到表达。

但是前面的数据却显示，当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美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他所描述的以经济平等和政治妥协著称的“大压缩”时代与此前此后的美国社会都大为不同。对于那些经历过所谓的“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美国人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汹涌澎湃的社会运动不过是一个世纪以来又一次经济分化、政治衰败的结果。

与20世纪初的情况类似，主导21世纪初社会变动的是大资本对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控制。同样，今天的研究再一次证明，美国政治越来越被精英和利益集团控制。传统理论所宣称的选民控制和多元民主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普通选民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资本利益集团的影响是一般大众组织的两倍。而且，利益集团很少代表普通选民的意见。有时，例如在持枪问题上，美国枪支协会的意见和普通公民的意见相左但依然能够左右政府决策。

美国学者雅各布·海克尔(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分析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时，把这个过程的最主要的特点称为“胜者通吃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美国政治成为资本控制的有组织的战斗(organ-izedcombat)。在此背景下，资本利益集团卷土重来，通过影响金融市场、企业规制、劳工关系以及税法等公共政策和政府规制，改变市场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结构，使其向大资本(例如1%的高收入人群)倾斜。到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共和党成功地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政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这和大资本的资金帮助是分不开的。到80年代中期，共和党的资金量是民主党的5倍之多。

但是不同于20世纪早期，今天的美国资本利益集团不再依赖于类似于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少数商业巨头的个人影响力，而是聚集在美国商会和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之类的游说集团下面，以更庞大、更复杂、更隐蔽的方式实现利益表达。就资金而言，代表劳工和下层民众利益的利益集团(例如工会)，从来都不是资本利益集团的对手。但近年来这个差距日益扩大。一项2014年的学术研究显示,在联邦政府层面上,84%的游说花费来自大公司和代表大资本的商业协会。

但金钱并非资本利益集团唯一使用的工具。通过游说直接影响政治家和决策过程也已经显得过于直白，难以被今天的大众接受。相反，通过学界和智库为它们的利益和主张背书，利用在学界、政界、商界之间形成的“旋转门”可以将它们的主张和要求更好地表达出来。这些人的社会和学术背景高度一致，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密不可分。

此外，借助各种社会团体进行全民动员，增强它们的公共影响力,已经成为今日资本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战术。例如，以积极参与政治著称的商业巨头科奇兄弟(Koch Brothers)资助甚至直接建立了大量保守的基金会、智库(包括著名的卡托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和民间团体,在减税、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产生巨大影响。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它们最近组织的一个民间团体——繁荣美国人协会(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在人力和资金规模上可以匹敌民主党和共和党，堪称美国第三大党。

再如，代表大资本家的利益集团会隐藏它们的出资身份，组织各类草根组织，将它们的商业利益借用这些草根组织的外衣更为隐秘地表达出来。这种策略被讽刺为“人工草根(astroturfing)”但的确极为有效，成功帮助它们避开美国大众的监督。

除了利用各种途径表达观点和维护利益，今天的美国资本利益集团更注重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甚至社会价值观上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和运作，从而将政府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上整体向右转移，更为主动地接受甚至积极推动资本利益集团主张的政策，这使得它们在利益表达和维护上更为多元、灵活、隐蔽，因此也更加有效。这种策略被称为“思想洗白(thought laundering)”，其影响的力度和持续性远非20世纪初的商业巨头们所能想象。

就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言，美国资本利益集团在过去30多年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是培养出一个对政府持有相当敌意的民众。经过利益集团几十年的努力，里根总统的名言——“英语中最令人恐怖的几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是来提供帮助的”以及“政府扩张意味着自由的萎缩”——已经深深扎根在今日美国民众的政治潜意识里。自里根以降，减税、放松管制、小政府等词汇，已经逐步变成美国政治文化中的Political Correctness，成为资本利益集团控制共和党政治家的有力武器，帮助它们成功地将温和的共和党成员排除在主流阵营之外。在“大压缩”时代，统治美国政坛的是温和派，“保守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在当时是溢美之词。而今天，这些人被视为骑墙者。尤其是在某些议题上认同左派观点的共和党人会被称为“犀牛(ＲINO，Ｒepublican In Name Only)”，意思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并列入黑名单而口诛笔伐。

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不仅是把共和党向极端方向推动。更重要的是，在金钱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下，民主党政治家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无力抗衡。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日渐重要，因此向左倾斜的代价显而易见;而借助于民间社会力量来抗衡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并不现实——左翼社会力量在新政以来长期缺乏动力形成新的力量将各方联合起来。“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说是左翼社会力量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主义运动，但尚在初期,而且缺乏美国精英层面的强力呼应，远不足以与保守势力抗衡。

最重要的是，向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屈服并非一个党派问题。民主党并非没有机会来改变现状，反击美国共和党的政策。克林顿时期(1992—2000年)民主党控制议会两院，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变现状。相反，克林顿政府在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方面丝毫不逊于共和党政府。当戈尔在2000年参加竞选以不平等为竞选议题时，受到党内无情攻击，足可显示民主党内右倾的意识形态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虽然分歧越来越深，但实质区别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因为无论是哪个党派入主白宫，华尔街和大资本集团的根本利益都难以触动。更重要的是，两党都已经完全在意识形态上臣服于华尔街。如前所述，自然的结果是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并没有在金融危机之后下降，而是很快回升并进一步增加，因为没有公共政策相随，危机对财富集中的负面影响短暂而微弱。奥巴马主政期间的增税改革对富人的收入仅做了微调而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尽管奥巴马尽全力挽救华尔街于金融股灾，但并不代表华尔街买他的账。金融危机过去不久，在一次到华尔街的造访中，奥巴马试图游说华尔街同意控制经理人日益攀高的薪酬，帮助平息公众的愤怒。但没有任何华尔街代表出席他的演讲会。又如，根据2016年4月的一个新闻，希拉里·克林顿拒绝公布她与高盛银行和其他华尔街代表见面时的演讲词，遭到伯尼·桑德斯的质疑。民主党已然如此，共和党则更成为这个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被完全俘获。

5哪一种不平等更值得担忧?

以上的分析给出了足够的证据来解释当前美国社会汹涌澎湃的反精英情绪的原因:财富向富豪们集中，金钱日益与权力挂钩，让富豪们用财富左右政治，将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替换为“财阀”，使美国社会向21世纪初的“财阀政治(plutocracy)”回归。

但是简单地把目前看到的现状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形相比较，显然忽视了当今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和美国在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的独特地位。再回到前面已经触及但尚未深究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政党政治会被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绑架，但类似的情形在其他(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发达民主国家没有发生?为什么这些欧洲国家的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没有能力享受它们美国同行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将这个复杂因果关系做进一步处理，让其变得完整。也就是说，需要进一步分析今天的财阀政治背后的经济根源——经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一)经济金融化与精英间不平等

如前所述，“财阀政治回归”理论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它假设居于这个陡峭的分配金字塔顶端的经济精英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他们享有类似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因而共同分享并齐心维护他们的特权。也就是说，这个分析无可避免地将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归因于阶级冲突，一如米尔斯在分析20世纪初的精英统治时所假设的。

但这个假设缺乏对经济精英的实证分析。如果把最高1%收入人群(也就是美国富豪——最有能力影响政治的人群)进一步分解，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美国经济精英内部，也就是收入金字塔顶端的这个群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造成了美国经济精英内部的严重分裂。换句话说，今日美国社会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精英统治及其失败，而是美国精英分裂导致的治理失败。

造成这个金字塔顶端不平等的恰恰是帮助美国登上全球金融霸权地位的金融业。今天，与华尔街金融业相关的人群，例如投资银行家、金融律师、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及各类基金的经理人，已经取代传统的企业经理人，成为占据收入金字塔最顶端的人群。

根据一项对最高收入人群的研究，2004年在最高0．01%的超级富豪中，非金融领域的上市公司经理的收入只占不足6%。而来自那些金融资产管理的行业，例如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等的超级富豪，远比10到20年前所占份额要高。在2004年，年收入超过一亿美元的华尔街投资经理人的人数是上市公司总经理的9倍。其中，最高收入的25个对冲基金经理人的总收入超过标普500公司所有首席执行官(CEO)的收入总和。这个趋势在2004年以后发展更快。到2007年，最高收入前5位对冲基金经理人的总收入就已经超过了后者。

其他与华尔街相关的行业，例如金融律师，也在过去几十年间改变了他们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位置。在2004年，最大的前100个律师行的1．8万名合伙人的平均收入是100万美元。而在1994年，1．3万名合伙人的平均收入仅为45万美元。也就是说,金融律师的收入上升2．2倍,人数增加了40%。相应地，金融律师在超级富豪中的占比也极大上升。这个研究还发现其他传统行业，例如职业运动员，在超级富豪中的占比在1995年到2004年间少有变化。这项研究的作者称，与现任职于华尔街的一位前美国财长分享他们的数据，对方认为他们低估了华尔街经理人的收入。

与前一个研究的结论相似，另一项对最高收入人群职业分布的研究发现，从1979年以来，最高收入1%的人群在传统行业，例如医药医疗、房地产、科技工程、艺术、媒体、体育等行业所占的比重几乎不变。但是人数在金融领域的占比从1979年的不到8%增长到2005年的13．9%。他们的收入占比的变化同样显著:从1979年的11%增长到2005年的18%。而这个收入占比在那些最高0．01%收入的富豪那里增长更快。根据这些研究中的数据，与金融行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行业中的超级富豪人数占比几乎接近1/3。收入水平越高，这个比例也越高。

这些数据与前面的不平等的数据有何不同?带来什么新的信息?这些数据揭示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经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影响。这也许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发生的最重要变化。

从1972年到1987年，美国前50家股票交易公司的雇员增加了170%;从1987年再到2004年，增长比例为79%。这些人操控的资本额从1972年到1987年增长了10倍，此后从1987年到2004年又增长了20倍。在1970年，最大的23个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不超过1600个，每人平均掌控的资本额约为75万美元。到2004年，每人掌控的资本额达到300万美元。

与此相应，美国金融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2．5%上升到金融危机前的8%以上，日益主导美国经济。其在企业利润中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16%左右上升到90年代的接近30%，再发展到21世纪初的40%以上。从1948年到1982年，金融业的平均报酬是所有国内产业平均值的99%—108%;从1983年开始，这个比例逐步上升，到2007年达到181%。

与此同时，非金融行业也不断参与到金融业当中，更多地依赖华尔街获得收益。例如，早在2000年，一份华尔街报告估计标普500企业40%的收益来自借贷、风险投资等金融行为。这种非金融产业金融化的现象，使华尔街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入。其结果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已经从一个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转型为金融为主导的经济，企业也逐步向金融业看齐，对金融市场变得日益敏感并受其制约，而与生产市场的关系日益疏远。换句话说，金融业的角色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从一个对整体经济的服务部门演变为控制整体经济的主导部门，美国经济也因此从“财富创造”演变为“财富汲取”的资本主义。

图18显示，资本收入和资本收益是最高0．1%人群收入中非常庞大的两部分，几乎占总收入的一半。而在0．01%人群收入构成中，资本收益的比重更为巨大，在2007年的最高收入年份占到总收入的一半。资本收益所占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趋上升，而且对于0．01%人群尤其明显，显示出富豪与华尔街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但对于大部分其他美国人来说，资本收益几乎不存在。如图19显示，他们今天的主要财产是房产和养老金。

(二)“金融陷阱”中的美国精英分裂

大量研究显示，经济金融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机会成本，例如，收入分配的扭曲造成收入在各个层面向金融业集中;对人力资源分配的扭曲导致过多的高素质人才向金融业集中，造成其他产业人才短缺;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医疗、教育、培训等基础建设投资乏力;产业布局的扭曲导致制造业凋敝。

尽管奥巴马上台后大力提倡振兴制造业，但即使抛开政治极化对改革造成的障碍，改革本身的侧重点是阻止大企业的离岸外包和鼓励购买国货等见效明显的政治策略，而不是目光对内，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金融化的经济结构中面临的窘迫境况和资源匮乏。前述资源配置的扭曲都在不同方面对制造业产生影响，很难通过税改和补贴等政策手段取得实质性改变。

在这种产业不均衡的结构中，金融主导造成的各产业间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以及金融领域寻租机会的增大对美国社会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感，这些问题虽然难以量化却不容忽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金融、地产、法律等行业的富豪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阻碍社会流动。他们彼此之间结成家庭的比例，从1979年的3．5%上升到2005年的8．8%。他们的政治观念接近，更多的人倾向于共和党。

最重要的是，华尔街为他们的经理人及其他富豪带来惊人数额的回报，却并不必然会为社会创造财富;也不需要像传统投资人那样，在把资本交给一个实体经济生产者手中时需要考虑承担的风险——因为资本来自他人。这些经理人从变得日益庞大和复杂(以及相应产生的法律和政府规定的复杂化)的资本市场的运行中而非从市场本身获益。这个庞大的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不仅挤压实体经济，而且丧失掉金融市场在引导资金流动、促进和调整资源配置、促进企业组织制度的完善、利用金融工具分散实体经济部门运作风险方面的原初功能。

相反，过度的金融杠杆、金融创新产生的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都导致泡沫经济对整体经济形成巨大威胁，而这些投资经理人在推动这个投机市场的过程中获取巨额利润却不需要承担责任——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救助让他们永远有机会和勇气追求更大的投机。

这显然会产生危险的后果。一小部分人造成的损失由美国社会来承担，而这部分人可以很快继续盈利，似乎这些银行在美国社会大池底下凿开一个小孔，通过一个吸管心安理得地吸取利润。最糟糕的是，每个美国政治家都在向他们的选民解释:这些人是美国经济无法取代的创新支柱，理应得到特殊礼遇。

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值得忧虑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造成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不平等的因素。这些因素令这个金字塔在冷战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变得极为陡峭而且向右倾斜，最终导致美国精英分裂。用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逻辑来解释，那就是美国精英由过去的包容性(encompassing)——能够与尽可能多的社会利益相契合——的组织而异化为一个狭隘的寻租集团，以卡特尔的保护主义体制扭曲市场激励机制，阻碍技术和组织创新，抑制经济的持续发展。

这是最终造成美国精英治理失败的结构性根源。换句话说，当我们考虑如何解决问题时，简单地反对不平等实际上无济于事。如果不能控制主导金融市场的银行,让它们回归到原本应有的金融服务的角色和地位，而是任由其利用社会代价去投机，整体经济将永远面临威胁，对不平等本身的狭隘的攻击也只会助长反市场和反全球化的力量。

上面对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的讨论中提到美国的“胜者通吃”政治。尽管资本利益集团对左右两党、公共舆论、政府各部门的影响始终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常规项目，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幕后操手实际上已经转移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因此更为准确地说，“资本利益集团的兴起”应该被称为“金融利益集团的兴起”，因为前述的各种影响政策决定的力量已经越来越集中在金融业手中，而非广泛地散布在各类产业和经济板块中。因此，美国政治决策也变得越来越缺乏代表性，精英内部的分裂自然导致美国精英治理失败。

结合前述美欧比较的分析来看，这个精英分裂很明显是一个独特的美国现象，是美国于冷战之后利用全球化过程追求金融霸权的结果。美国在掌握金融霸权的过程中受益良多，远非其他发达国家能够相比。但回首看来，这个成功的代价巨大。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世界都在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感到惊愕。

但是，沉浸在金融膨胀带来的富足感，美国人此后继续将更高比例的储蓄和财富进一步投入到已经高度膨胀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中，而不是用来进行新产品开发和创新，似乎丝毫不在意这种做法带来的长期后果。此后的美国，无论是在克林顿的民主党还是小布什的共和党治理下，都在义无反顾地沿此路径继续向前。如一位观察者所言，在所有人都在因为这个猛兽战栗时，美国人却把华尔街当成宠物抱在怀里。而当音乐停止，泡沫破裂，需要有人付出代价时，造成灾难的华尔街却成了首先被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的对象。整个实体产业奄奄一息，却没有政治家愿意为此做任何努力。

这才是令美国社会如此分裂和愤怒的最主要原因。对于那些拥护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收入和财富的下滑。以生活水准而论，今天的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好过以往大部分时期。奥巴马任期内美国经济持续回温,失业率逐年下降,在2016年已经降至5%以下，创历史新低。因此单纯从收入来讲很难解释美国中产阶级目前的困境。

真正对他们形成打击的是支撑这个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美国梦:人人皆可通过勤奋努力实现繁荣富裕。大量的美国人开始对此深表怀疑,据称相信美国梦的人数降到20年来最低点。尤其是年轻人更为悲观，一半以上不相信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经济体系。大量研究显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日益下降，世袭精英制似乎正在统治美国劳动力市场，使年轻人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一项调查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千禧一代中自认为中产阶级的比例从45．6%下降到34．8%。这些人中，56．5%自认为是工人阶级，8%自认为是下层阶级。

不幸的是，陷于自我分裂的美国精英们似乎对这个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束手无策无力给出任何有效的方案。在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拥护者眼里，这个美国精英阶层——美国政治家和他们的富豪朋友——的无能是灾难的渊薮。他们无力感受大众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遭受的心理压力，固执于旧有的制度和教条，在Political Correctness和有效政策之间犹豫不决，常常首鼠两端。他们无法为未来指出方向，同时却又热衷于彼此拆台。

美国在这样一个疲惫无力、方向感尽失的年代，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反建制、反精英领袖才能成为众人拥戴的英雄。他们指出的方向不一定是对的。尤其是特朗普，在很多方面可能不具备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但对相信不破不立的美国中产者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他们需要的吗?抨击民粹已经成为今天知识界的时尚，似乎非理性的普通美国老百姓真的有能力绑架民主。事实上，所谓的民主暴政从来没有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存在过。所有的冲突都是美国精英主导的冲突。如何化解精英之间的矛盾，在各个社会团体和经济部门之间寻求平衡，才是重建治理机制、解决社会冲突的前提条件。

6结 论

美国经济不平等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平等至少可以被分为三种:一是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各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能力的不平衡;二是经济极化造成中间收入阶层被压缩排挤;三是产业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精英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每一种不平等都会带来相应的社会和政治矛盾，但如本文分析所指出的，后两种不平等造成的后果显然不是第一种——也是我们通常最习惯于理解的——不平等所能比拟。而美国目前面临的不平等问题恰恰在于后两种。

对后两种不平等的分析显示，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和教育(人力资源)等因素。相反，不平等的最根本来源是公共政策，而这些公共政策的制定本身又受制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

因此本文所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图谱,其核心论点在于强调，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超越美国本身的问题。在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当中，经济不平等既可以作为自变量来影响公共政策和政治极化，也可以作为因变量，成为这些因素的影响结果。因此，试图清晰地描绘出“经济不平等→扭曲的公共政策→政治极化→经济不平等……”这一线性因果联系往往难以让人满意。由此而言，本轮经济不平等的现实与逻辑起点也就成为一个无法证实的猜测

美国的公共政策往往和美国民主体制紧密相关。美国民主在这个政治经济纠葛的过程中负有多大责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本文没有更多讨论。但无可怀疑的是，美国民主制度,如福山等学者近年来反复警告的，正在面临一个异常艰难的历史挑战,因为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强化一些保护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公共政策和对大资本和商业利益集团的管制。同时，作为现代自由民主基石的资本主义也面临彻底改革的需要。过去30多年来，基于金融深化和金融扩张的美国经济制度造成的危险后果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

然而美国社会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造。金融部门通过游说能力来摆脱严格的监管，财富集中已具有自我强化的能力，然而美国社会似乎找不出一种抵消这种状况的民主动员机制来平衡形势。福山等学者主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改变这种现状，避免美国民主的衰败。其实，这些主张的核心内容本质上是借鉴北欧和德国等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混合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在桑德斯之前从未被严肃考虑过。对社会主义分配经济的近乎仇恨的意识形态让任何实验都难以形成实质性影响。福山同时也指出，美国的政治衰败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对美国例外论的狂热坚持使得这个国家更难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在一定意义上说，精疲力竭的美国民主或许是美国“衰落帝国综合征”的一个表现。相比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美国这个全球金融霸主受惠于金融扩张最多，但今天也比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更多地受制于其精心缔造的这个体系。很难说美国精英不了解或不愿意去改变现状。但像所有面临挑战的帝国一样，最可怕的改革阻碍来自一种身心疲惫的愤怒，如旋涡一样，把所有人拖进去。

这也可能是2016年美国大选和近年来美国现状最让世界不安之处,特朗普可能无法长期左右美国的发展，但被他的个人特点进一步推动的漩涡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或减弱。

在金融危机前夕，一位美国观察家表达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担忧——美国经济正在延续过去的帝国普遍遭遇的衰落: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始于16世纪，荷兰贸易帝国始于18世纪，大英帝国始于19世纪。这些帝国都以金融作为它们最后阶段的经济基础，也都是以金融崩溃为结局。该作者引用美国19世纪末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的观点，认为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深刻的思想观念上的改变:人们的精力不再像以往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表现出来，现在是以资本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样的看法或许过于悲观,低估了美国民主的活力和它的独特性。毕竟，这个国家在19世纪成功地克服内部分裂，建立统一市场，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在20世纪30年代成功地击败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奠定其全球霸主的经济实力。虽然30年代之后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历史幸运(例如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带来的改革机遇)，毕竟有相当部分源自美国民主的活力——20世纪初兴起的进步主义持续了30多年——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动员起来，最终帮助罗斯福实现新政。

一个世纪后，美国社会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这一次,对手和环境已全然不同。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民主的新挑战来自自身:这个雄踞于世界强国巅峰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国家是否还具有当年的活力，让进步主义浪潮再一次点燃创新之火。与此同时，如何让这个在衰落中焦躁不安的大国愿意继续承担全球化和世界和平的重任，不仅是美国精英的责任，也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