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美国国际战略信誉的受损及其原因

作者：郭振家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

　　内容摘要：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以及西方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然而，如何处理好冷战遗产，例如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与世界各地区的关系等，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还是独霸世界的新秩序，考验着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智慧。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借反恐之名来扩张其全球势力范围，但这同时也造成了这些地区动荡不安，反美情绪不断。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美国更呈现出了实力透支严重和国际战略信誉下降的趋势。美国国际战略信誉的下降主要是其坚持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对主要大国以遏制姿态而不是强化合作以及将其国家利益凌驾于地区和平之上所造成的。美国只有正视与其他大国的合作，才能塑造更好的世界秩序。
　　关 键 词：美国；国际战略信誉；受损；遏制；合作
　　作者简介：郭振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3)04-0020-25

　　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以及西方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推动“新经济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出现奇迹般长时期的繁荣，美国逐步攀登上了世界权力的巅峰。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不无得意地说：“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1]而著名地缘政治大师、前国务卿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则更加豪迈地指出：“新千年即将降临之际，美国雄踞各国之上，哪怕是昔日最辉煌的帝国都望尘莫及……美国的军队遍布全世界，从北欧平原一直到两军对峙的东亚前线。在维和的名义下，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卷入几乎成了永久性的军事义务。”[2]然而，强大的实力是否能恰如其分地得到运用考验着美国战略界的智慧。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美国从克林顿政府积极支持北约“东扩”，到小布什政府积极推行“反恐”战略，再到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重心东移”，其层出不穷的战略设计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演变。然而，美国国际战略并不总是“节节胜利”。自“9·11”事件之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化和长期化屡遭质疑，再加上在其他地区重大热点问题上的处理不当，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呈现出受损的趋势。
　　美国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不仅影响其长期外交战略的贯彻，而且，对于其“相对实力”的下降(尤其是软实力部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国际战略信誉受损的根本原因，是其独霸世界的雄心不能适应世界多极化的现实。
　　一、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战略信誉”
　　国际战略信誉是国际关系中界定一国对外战略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概念。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信誉，是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在对外战略的拟定、宣示和实施中，能够保持其政策内容较为长期的连贯性。由此可见，战略信誉是别国对一国战略及相关政策贯彻彻底与否的整体评价。美国前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曾经说过，“在国际事务中，信誉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资产。它是最难获得和最难维持的，但一旦拥有，就会使得迫使(别国)行为改变成为可能。”[3]从长期稳定性来看，由于评判对象是国家，因此，该国战略信誉表现在换届之时政府是否能保持其外交战略和对外承诺的相对一致性。如果该国频繁调整其对外战略，则该国战略信誉必定受损；从可信性来看，战略信誉还包括该国是否具有战略筹划能力和战略实施能力。战略筹划能力取决于其历史经验和战略文化是否能够应对当前外交挑战，战略的实施能力取决于其资源投入是否能够将筹划战略付诸实施。因此，一国战略信誉的维护不仅需要国内各界对该国外交战略重点和应对政策有较为一致的判断，而且需要在强大国力支撑下长期外交资源的投入。
　　国际关系中，国际战略信誉良好是“外交质量”的体现。摩根索曾经提到，“在构成国家权力的所有因素中，外交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4]事实上，国际战略信誉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外交政策和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对外交和军事使用的统筹兼顾则深刻体现了外交战略的复杂性。战略信誉对于大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相较于小国而言，大国的国际战略(体系)十分复杂，例如，美国战略体系可以分为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战区战略4个层次，其战略目标评估和战略资源投入需要经过复杂的计算。大国战略信誉的维护取决于其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是否一致，以及战略实施结果是否理想。如果战略手段不当和实施效果不理想，则不仅影响该国的战略信誉，其大规模资源投入的低产出也会影响该国国力。而如果战略实施效果理想，则战略信誉增加，从而强化其战略可信度和促进综合国力提升。
　　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信誉，并不单单指其外交表态“言而有信”和“口碑甚佳”。首先，国家的外交宣示并不等同于对外战略。外交部门的发言人针对某一事件发布的看法和态度与该国真实的立场往往并不吻合。甚至在紧急的情况下，外交部门发言的内容可以作为迷惑敌人的“烟幕弹”。其次，由于一些国家实行选举体制，选举人在上台之前的外交表态并不能看作其胜选后的对外战略。因为选举人往往会指出即将卸任总统的外交不足，却缺乏对于内政外交方方面面的统筹能力和认识，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最后，一个国家对外战略通常会根据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些调整是必要的，也并不事关战略信誉。所以，对于一国战略信誉的评估，首先需要对该国对外战略进行评估。
　　对一国战略信誉的评判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因为只有从一项战略实施的效果甚至对相关地区的影响才能看得出信誉如何。另外，并不是国力强大战略信誉就一定强，国力弱小战略信誉就一定差。战略信誉最终取决于该国战略文化、领导人的外交理念、该国战略资源投放与战略筹划一致性等多方面。因此，战略信誉良好是容易评判的，战略信誉不佳，却有可能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二、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的几次调整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这使得美国迎来重塑全球秩序的大好时机。倪峰把冷战后初期美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归纳为三大特点，分别是：“未设主要敌手，维系战略同盟；推动全球化，加强国际制度建设；享受和平红利，对外经济扩张。”[5]可见，冷战后初期美国已经没有像前苏联一样的主要敌手，其维系战略同盟和强化制度建设的举措，不过是把美国的战略优势进一步扩大。当然，当时美国的战略思路仍不可避免带有“冷战思维”，即如何最大限度地“捆缚”俄罗斯和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防范中国这样“潜在挑战国”的崛起。因此，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战略重点就放在了积极推进“北约东扩”上。“北约东扩”巩固和扩大了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势力范围，同时也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可以说历次“东扩”都是在挑战俄罗斯的忍耐极限。此外，由于当时中国国力甚弱，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也仅仅表现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贸易问题等方面的介入和干涉而并未有完整的围堵战略。然而，美国在东欧对俄罗斯空间不断挤压的成功助长了其霸权主义气焰，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也在逐渐地升级。1999年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可看作是美国严重的挑衅之举。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初，中美之间的撞机事件，预示着两国关系的未来更加不明朗。
　　然而，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使得美国认识到了恐怖主义才是其最大威胁，美国迅速把注意力转向了“反恐”。正如200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美国自由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6]据此美国先后发动了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并推出了2004年《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the Great Middle East Initiative)，并且2005年以来美国对伊朗遏制的武力升级一直是美国战略界探讨的热点。如果美国真正掌握了“大中东”的话，则其权力之大会超越冷战时期的巅峰之时；然而，“前方打仗，后方起火”，美国的国内经济形势却在小布什任期即将结束之时严重恶化。2007年以来，美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经济步入低迷，失业率在2009年初竟然攀升至8.3%。而两场战争则致使美国消耗巨大，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得不面临着调整。
　　为此，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不久就表示要纠正前政府的做法，其中包括要结束两场战争，将更多的资源和战略关注投向亚太地区。两场战争方面，2011年12月18日，美军全部撤出了伊拉克；而阿富汗局势则比较复杂，在2011年5月1日美国击毙本·拉登之后，6月，奥巴马宣布了从阿富汗撤离美军的“三步走”计划，撤军行动将在2014年结束。[7]转向亚太方面，奥巴马第一任期的东亚战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9年采取的是与东亚“全面接触”，包括提升与中国、东盟国家的关系。奥巴马在2009年曾自豪地说：“我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2010年之后，美国的政策逐渐调整为构建政治、军事、经济的包围网，加强对中国的防范，这就是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再平衡战略)。正如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1月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中声称的那样，“未来的全球政治将决定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战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将大量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8]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调整反映了美国对其威胁来源的认识，体现了其战略筹划和实施能力。由于在21世纪初期，美国国际战略“新保守主义”色彩浓厚，导致了武力的作用被过于强调，其国际战略信誉受损的情况逐渐一步步显现出来，并一直延续至今。
　　三、当前美国战略信誉受损的表现
　　冷战后的最初十年美国并未发生大的战略失误。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阵亡人数为仅仅148名，远低于之前越战死亡人数；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发动空袭实现了零伤亡，由于本国士兵并未丧命，美国大多数民众并不反对这样的战争。[9]然而，美国以高科技战争赢得国内支持和世界瞩目的同时，也伴随着自信心的无比膨胀。新世纪以来，从小布什总统到奥巴马总统，美国的战略失误频出，战略信誉出现严重受损。具体表现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
　　1.军事行动方面，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成果有限且影响恶劣。
　　新世纪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的两场战争重创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不仅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而且其强悍的“单边主义”作风更暴露其战略筹划的成熟度不够。
　　为了报复发动“9·11”事件的基地组织，2001年10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包庇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发动袭击，该战争标志着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在战争初期，美军迅速击溃了奥马尔领导的塔利班，并成立以卡尔扎伊为首的新政府；2011年5月1日，美军还在巴基斯坦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2012年5月2日正在对阿富汗进行突击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阿富汗战争即将结束。然而时至今日，阿富汗仍然存在着局势翻盘的可能。一方面，阿富汗形势十分复杂，卡尔扎伊领导的新政府治理范围有限，而奥马尔领导的塔利班在阿富汗仍有广大的支持者。2013年4月2日，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表示，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有资格作为候选人参加2014年的阿富汗总统选举。[10]另一方面，阿富汗民众反美情绪仍然高涨。例如2012年2月，驻阿北约士兵焚烧古兰经事件导致了阿富汗民众发动大规模抗议，阿富汗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不断。总之，2014年的迫近和阿富汗局势的复杂性，说明了美国的“大中东政策”面临破产。
　　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在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这种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一开始就争议不断，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纷纷表达反对意见，美国恃武逞强，不听劝阻。然而，伊拉克战争可谓“攻克易，治理难”，到2010年8月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为止，历时7年多，美方最终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迄今，伊拉克也并未建立一个稳定的、真正意义的民主政权。前总统顾问罗斯如此评价：“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成果是消除了萨达姆政权，但代价非常巨大，教派争端已导致数万人死亡、国家四分五裂、大批的人流离失所”。[11]因此，伊拉克战争不仅使世人质疑美国发动此战争的合法性，还对其情报能力、战略判断能力、筹划能力和实施能力提出质疑。
　　2.战略扩张方面，美国在俄格冲突中的表现暴露了其主持下北约“东扩”的脆弱性。
　　2008年8月8日，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为了争夺南奥塞梯的控制权而爆发了战争。尽管在国际各方的调停下，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分别于15日和16日在停火协议上签字，俄军于18日开始撤离格鲁吉亚。然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于26日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此举尽管招致美、英、法等欧美国家以及北约、欧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反对，但美国并未有进一步的军事动作，这实际上意味着北约“东扩”走向停滞。
　　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缘何敢于在俄罗斯屡次警告的情况下主动发动攻击？这是因为其背后一直有美国和西方的支持。北约“东扩”一直希望把前苏联国家，比如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给包进来。格鲁吉亚国内加入北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再加上此前2008年2月17日，在多数欧盟国家与美国支持下，科索沃总理塔奇刚刚宣布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因此，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总统最终铤而走险，主动军事控制南奥塞梯地区。然而，格鲁吉亚向北约靠拢将严重危害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不可能坐视不管，俄军马上展开军事行动，夺回南奥塞梯并在随后几日占领了南奥塞梯以外的格鲁吉亚领土和军事基地。俄格战争的后果是，在俄罗斯的强硬政策面前，美国以及北约对格鲁吉亚的虚假承诺“现形”。北约“东扩”开始停滞，这点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战略信誉。
　　3.核政策方面，在美国放任下的卡扎菲之死重创美国核战略。
　　美国历来把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视为对美国实施攻击的重大威胁，在1996年和2000年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中，“预防、遏止并减少以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对美国实施攻击的威胁”列为“生命攸关的利益”的第1条[12]和“核心国家利益”的第1条，[13]可见其重视程度。2009年，奥巴马甫任总统，便在布拉格的欧盟—美国峰会上表态：“美国希望并致力于在一个无核化世界里实现和平与安全。”[14]
　　2011年10月卡扎菲之死所产生的“坏”的示范效应或许超出了美国的想象。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于2003年12月宣布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计划，然后，西方和卡扎菲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2011年，当“阿拉伯之春”迅速燃烧到利比亚的时候，在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干涉下，最终卡扎菲政权倒台，卡扎菲竟难逃悲惨的结局。美国在处理卡扎菲问题上的轻率重挫其核政策的推行效果。针对卡扎菲在2003年放弃核武的重大“投诚”表现，美国本应该“宽大处理”甚至“优抚”，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中像对待也门前总统萨拉赫一样促使其和平下台，或者令其和平流亡海外。然而，美国最终选择的是为了自由和民主的继续推动，要抛弃独裁者卡扎菲。在即将垮台的2011年3月，卡扎菲曾公开表态，当下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制造出核武器，否则西方将不敢擅自入侵。[15]卡扎菲悲惨的下场导致了所有反美的中小国家领导人对于自身不安全感的加剧，因此，伊朗、朝鲜等国纷纷学习那些获得核能力的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为了自身的安全加快核研发，至少藉此以加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于是，2012年初期，伊朗总统内贾德公布核计划取得进展；2013年3月，朝鲜高调宣布重启宁边核实施。这些事件背后尽管有各地区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因素，但美国对卡扎菲的轻率处理无疑加强了一些国家的拥核决心。
　　4.其他方面也存在着战略信誉下降。
　　除了以上军事、地缘布局和核安全方面之外，美国在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表现也挫伤其国际战略信誉。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本应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但美国往往会根据自身战略或利益的需要，任意修改各种政策，单边主义思想十分严重，甚至有时会“以邻为壑”，输出危机。例如，《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通过控制自身行动以减少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个国际文书，它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标准。然而，2001年3月，美国政府以“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由宣布退出，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不满。同年12月，为了确保其绝对安全，以建立涵盖陆基、海基、空基乃至太空基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后者一度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再如，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为了稀释国债压力，美国政府多次宣布“量化宽松”政策，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债权国不得不多次敦促美国要“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等国的)资产的安全”[16]。
　　四、美国国际战略信誉下降的原因
　　比较冷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我们可以得出，在冷战后初期的十年，美国战略信誉在上升；而新世纪以来，其战略信誉下降趋势十分明显。这样的趋势，表面上看是美国战略筹划和实施能力出现问题，实质上是美国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失误，而当前美国实力一定程度的下降只是加重了其危机处理的难度。
　　1.指导思想上，冷战后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大行其道。国际社会重大事务的处理和应对离不开各个国家的共同合作。冷战的结束使得国际秩序面临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当时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倡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希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话，美国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历任政府所倡导推动的“新秩序”则是希望巩固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美国霸权思想的核心是痴迷于超强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同盟。上世纪90年代的北约“东扩”和日美“新合作指针”成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安全基石，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新军事技术的应用及军事干涉科索沃危机与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崇拜无不透露着“黩武主义”思想。而美国单边主义思想的本质则是其根深蒂固的傲慢，“不需要也不屑于在多边框架内解决争端”。在伊拉克战争中，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绕开联合国去攻击一个主权国家，开了很坏的先例；另外，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不满，退出了反导系统和“京都议定书”，其“单边主义”的傲慢透露出“美国利益优先”的自私。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尽管倡导在朝核问题、伊朗问题等方面的多边合作，但并未重返反导系统和“京都议定书”，可见从本质上美国霸权主义思想并未改变，当然也就难以修复已经受损的国际战略信誉。
　　2.国力评估上，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影响其推行“民主输出”战略和追求地缘优势。美国实力相对下降还影响其推行“民主输出”战略。冷战后，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把人权列为三大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与经济和安全并列。1999年，美国支持下的北约武力干预科索沃危机，就是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小布什政府尽管刚一上台就面临“反恐”难题，但在推行人权外交方面不遗余力。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其藉口之一是“萨达姆是独裁政府，美国应该帮助其建立民主政府。”随后2004年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更是暴露了美国在该地区“以民主促演变”的图谋，自2003年以来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颜色革命”的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然而，2008年以来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导致了其推行“民主输出”战略的力度在减弱。比较典型的是在2011年利比亚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反政府运动发展为战争，是法国冲到了最前面，而美国虽然表示参与北约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但并不打算派遣地面部队；再如，美国虽然一直批评叙利亚的人权状况，但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至今美国并未强有力地支持反对派。
　　此外，自2008年起应对危机的大笔投入加上长达10年以上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导致了美国财政赤字一直居高不下。201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联邦开支中被削减的各项安全项目包括国防部、国土安全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家核安全局和国务院的国际事务、情报机构的管理部分。为响应国会的要求，国防部需要在未来10年削减487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17]面对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军费的不断增加和技术上的不断追赶，美国尽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军费仍然遥遥领先，但保持技术的代际领先优势的难度在增大。以应对中国崛起为重点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还引发了西欧一些国家关于“美国退出欧洲”和中东一些国家对“美国放弃中东”的担忧。而美国在朝鲜问题、伊朗问题、中东巴以问题、中东叙利亚问题等方面“力不从心”也越来越明显。凡此种种，无不暴露了美国实力在下降，而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国际战略信誉也在下降。
　　3.战略设计上，美国对一些地区大国的防范遏制容易导致战略框架过大。当今世界，求和平与求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然而，美国并未跳出冷战的思维，仍谋求地缘政治上的有利地位甚至是打压“地缘对手”，这样导致了美国战略框架太过于庞大。冷战后至今，美国主要防范俄罗斯“东山再起”和中国“挑战美国秩序”。1991年7月，当以苏联为核心的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的时候，其对应的军事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未解散，反而在不断扩大，而北约“东扩”的主要“假想敌人”就是俄罗斯。而奥巴马上台以来推动的“战略重心东移”，希望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加强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从而对中国崛起形成围堵和遏制。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防范遏制政策，牵制了其诸多的战略资源，导致其真正威胁恐怖主义长期存在。换言之，美国应当看到，国际关系中力量此消彼长和国家兴盛衰落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围堵遏制的冷战思维已经不能适应大国交往的时代特征。当今世界各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人员往来和贸易依存度在不断增加，没有哪一国可以独立于国际社会发展壮大自己。围堵遏制战略除了容易导致地区军备竞赛加剧甚至有“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风险之外，对美国自身而言，战略框架过大无疑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为其国际战略信誉下降埋下隐患。
　　4.战术选择上，美国对一些地区问题应对失当。由于美国总是从其全球战略的视角来看待各个地区的局势，因此，其外交战略选择往往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地区和平。例如，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放大了全球恐怖威胁，以“反恐”名义发动了两场战争，寄希望于在两个国家以武力建立“民主政权”。而对于两个国家的复杂宗教背景和社会发展状况考虑不周，甚至不予考虑。奥巴马上台后，其面临的首要任务又是如何从这两个国家撤军而不是如何维护两国的发展和稳定。比较两任总统外交战略的实施，就是美国始终存在着“强迫”别的国家接受其政策，而政策的持久性则受到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调整的影响。此外，美国尽管披着客观公平的外衣，但对于一些地区问题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这也一定程度损害了其战略信誉。例如，中东巴以问题上，美国往往偏袒以色列，对其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美国责备力度往往很弱，而对于巴勒斯坦的合理建国要求则并不支持。[18]再如，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一方面表态主权问题不持立场，另一方面，又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以及声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19]其推动局势不明朗化的意图昭然若揭。
　　由上可见，美国之所以出现国际战略信誉下降，有其霸权思想和单边主义盛行而实力却相对下降的矛盾，也有其全球战略过于宏大和战术选择舛误较多的矛盾。美国只有调整其战略思想和战略内容，正视大国合作，放弃傲慢的姿态，才能塑造更好的世界秩序。

来源时间：2018/8/13   发布时间：201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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