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及其前景

作者：郭震远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

　　一、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进入新一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
　　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之间密集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摩擦,成为中美关系明显严峻的主要表现。但中美关系的明显严峻事态，却掩盖了中美关系重要变化的复杂化，即中美关系变化中，多种可能的客观存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实际上，中美关系明显严峻，也正是中美关系明显复杂的主要内涵之一。所以，中美关系明显复杂是中美关系重要变化的最本质特点。
　　1.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后新一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
　　事实表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三轮摩擦多发期，即：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世纪之交，以及从2010年至今的三轮。笔者曾撰文“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起步磨合阶段反思”（“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第1期），对之论述，兹不赘述。笔者希望在此强调的是，中美关系三轮摩擦多发期出现的共同原因是，中美共同战略利益明显弱化，已无法掩盖中美重大战略矛盾；中美关系三轮摩擦多发期出现的独特原因则是，美国对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大为增强而产生日益强烈的疑虑。
　　2017年12月以来密集发生的中美严重摩擦，在时间上与2010年以来一直在发生的，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完全无缝连接，而且摩擦发生的根本原因完全相同（对此，本文后面将专门论述）。此外，摩擦的主要内涵基本相同，但侧重点有所变化。明显的差别是，2017年12月以来的中美摩擦明显比2010年至2017年12月之前的中美摩擦严重得多。无论摩擦发生的频度还是强烈程度，都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摩擦最突出的。显然，对于2017年12月以来的中美严重摩擦准确的定位，应该是2010年开始的，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明确这一定位，是清醒认识、准确把握、有效应对当前这场中美严重摩擦的需要。
　　2.中美摩擦全方位展开，但贸易摩擦是突出的主体和主要特点，成为中美关系更加严峻复杂的主要表现
　　2017年12月以来，中美摩擦已全方位展开。可以说，中美关系历来的摩擦点，全部都明显激化，包括：贸易摩擦、南海摩擦、台湾问题摩擦等等。同时，更值得重视的是，贸易摩擦已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3月8日，特朗普以反倾销为由，宣布对包括由中国进口在内的多国钢材、铝材，分别加征25%和10%关税。随后，在短时间内，又对中国采取了几项重大的贸易制裁措施：3月23日，特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宣称根据特别301调查，将对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并随后在其推文中称，可能对1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4月16日，美商务部宣布对中国中兴通讯禁售任何电子技术和通讯元件。显然，摩擦的规模，特别是摩擦的影响，都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已迅速成为中美摩擦最突出的主题和最重要的特点。
　　人们一直把中美经济关系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压舱石，但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却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无论摩擦规模之大，摩擦强度之高，特别是摩擦影响之深刻，都明显超过此前多年的中美经济摩擦。尤其受到人们高度关注的是，此前的中美经济摩擦，无论是美国对中国的“双反调查”（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还是301调查，都限于具体、“真正”的经济摩擦，但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摩擦，却被人们认为，在贸易摩擦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竞争内涵。这次美国对中国301调查开列的拟进行制裁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涉及的主要是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从而被认为实际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是企图遏阻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战略举措。显然，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特别是人们广泛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内涵，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明显严峻化的重要表现。
　　但是，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主题，同样是中美关系明显复杂化的主要表现。在中美摩擦中，贸易摩擦已经与传统的中美政治摩擦、安全摩擦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甚至还更为重要的地位。这导致中美摩擦从原因到形式，再到内涵的多样化，即复杂化。虽然，中美贸易摩擦已具有战略竞争内涵，而且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但贸易摩擦的经济问题基本属性并没有、也不会因此有大的改变。所以，处理、解决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将受到中美政治安全因素日益明显干扰，但基本上将仍然主要遵循经济逻辑，即主要也只能通过对话、协商、谈判处理、解决。在中美贸易摩擦在整个中美摩擦中地位日益重要的情况下，这将意味着，整个中美摩擦的处理、解决具有更多样的选择与可能，中美摩擦处理与解决前景将因此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随中美摩擦、特别是经济摩擦的继续发展，这一点将会有越来越清晰的表现，并对整个中美摩擦的走向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一直存在经济摩擦，有的还很严重，但像这几个月贸易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问题还从未有过。这当然与特朗普执政直接相关，但在深层次上则是中美经济矛盾长期积累、激化的表现。所以，可以预料，未来时期中美经济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问题，很可能成为常态。
　　3.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中美竞争-合作关系，其竞争内涵的权重明显增加，但竞争-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继续保持
　　2017年12月以来，人们在高度关注各方面中美严重摩擦的同时，对于总体的中美关系及其走向，也予以了高度关注。这从一个侧面清楚反映了，当前正在发生着的中美摩擦的严峻性、复杂性。人们已经因为正在发生的中美严重摩擦，对于总体的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危机感。几个月来，“中美已陷入新冷战”，“美国全面遏制、围堵中国”等判断和论述，已成为对总体中美关系及其走向主流的判断和论述。清楚表现了严重的危机感。但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严重的中美摩擦密集发生，总体中美关系确实发生重要变化，但并没有达到“新冷战”、“全面遏制”的程度。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内涵的权重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其基本框架继续保持。
　　所谓“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是在冷战结束以来的近三十年中，逐渐磨合形成的。这是与1949年到1972年之间，中美全面、严重对抗完全不同的关系，也与1972年到1989年之间，中美“非结盟的盟国”关系，很不相同的关系。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以“既斗争又合作，既摩擦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摩擦而不对抗”，表述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实际上，这就是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即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同时并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关系。竞争与合作，是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两个基本内涵。近三十年的事实表明，尽管因为受国际大形势变化，以及中美两国自身变化的影响，中美竞争与合作两大内涵的权重不断有所变化，但竞争-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一直保持延续。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在197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深入的合作决定了，尽管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竞争、甚至激烈、严重的竞争，但这些竞争都没有转化为对抗，尤其没有转化为全面、严重的对抗。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三次摩擦多发期的事实，已经清楚显示了这一点。特别是，2010年以来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插手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美之间竞争明显加剧；但同一时期，中美的经济合作，处理地区热点问题的合作都在持续推进。显然，中美的竞争没有转化为对抗，尤其没有转化为严重的全面对抗。
　　事实表明，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合作两个基本内涵，并不只是相互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中美合作对于中美竞争激化，进而转化为对抗，尤其是对全面、严重对抗的有效制约，清楚地显示了中美竞争与合作的相互影响。这一点在冷战结束以来的三次中美摩擦多发期，中美竞争加剧之时表现特别明显。但必须清楚意识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即使是激烈竞争没有转化为对抗，根本原因还在于，中美双方都清醒认识到，对抗、尤其是全面对抗，必将严重损害各自重大利益。中美合作的存在，则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为此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保障。2017年12月以来密集发生的中美严重摩擦，实际上都受到中美双方的努力管控。尽管美方首先发难，且调门很高，但具体的动作又都留有余地；中方应对态度坚决而且强硬，但具体行动则明显克制。所以，中美严重的贸易摩擦并未像外部十分担忧的，迅速演化为激烈的贸易战，而且已出现通过对话、谈判，予以处理的前景。须知，通过对话、谈判处理中美摩擦，正是中美合作的重要表现。总之，尽管由于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中美关系中竞争的权重明显上升，但中美竞争-合作关系基本框架继续保持。
　　二、导致中美关系重要变化的主要因素
　　2017年12月以来，以中美之间一系列严重摩擦密集发生为主要内涵的，中美关系的重要变化，让很多人感到突然。但实际上，这一变化的发生既有深刻背景，又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积累发展过程。同时，还受到美国国内政局重大变化，主要是特朗普执政的直接影响。由此可以确认，导致正在发生的中美关系重大变化，有两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双方各自的发展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这主要是基础性、长期性和积累性的影响，既有加剧中美摩擦的影响，也有制约中美摩擦的影响；由特朗普执政集中表现的美国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是具有明显突发性和很强震撼性的影响，直接加剧了中美摩擦。
　　1.中美综合国力对比消长变化，中国日益强劲的上升势头，引发美国明显“恐华情绪”，是基础性影响因素
　　国际社会公认，1979年以来的近四十年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持续、大幅度增强。其中，中国经济总量持续、较快增加，是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大幅度增强的重要基础之一。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201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约60倍，由世界第十三位，上升到第二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仍然存在明显差距，但差距正在不断缩小。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美国的11.7%；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62%。而且在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基础上，中国的科技实力、军力、外交影响力等都有十分明显的加强。这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有越来越突出的表现。2013年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多个重大全球性问题和重大地区问题的解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中国担当在世界和地区产生了越来越显着的影响，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所有的事实都清楚表明，尽管中国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还存在诸多短板，但中国已经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已经确确实实成为综合国力世界第二大国。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后，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可以预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和作用将有更辉煌表现。
　　中国的强大是中国自身发展历史逻辑的表现和结果，但都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2010年10月，奥巴马政府开始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标志着中美进入冷战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与此前两轮冷战后中美摩擦多发期，主要涉及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具体摩擦不同，这一轮主要涉及中美之间新发生的，而且具有明显战略内涵的摩擦，诸如亚太再平衡战略，东海和南海争端，推进建立TPP等。特别是，2010年以来美国同时出现了又一轮关于对华战略、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而且其广泛程度、深刻程度，大为超过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的相关辩论。可以认为，现在这场辩论已经得到重要共识。包括知名的“知华派”人士，都认为中国已不可能按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甚至首要的战略威胁、战略对手。这不表明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这些方面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而是中国发展趋势，特别是完全不同于美国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它们成功的前景，对美国模式、美国道路形成了真正的挑战。这甚至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新内涵，从而引发美国相当广泛的“恐华情绪”。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中国在自己历史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的选择、中国不会将之强加于任何其他国家，但也不可能因为任何其他国家对之不满而有所改变。显然，中美之间的发展道路之争，发展模式之争，已成为中美摩擦具有基础意义的核心内涵。
　　2.中美重大共同战略利益明显减少，战略矛盾大为增多，是中美摩擦多发的关键因素
　　中美是存在重大差异的两个大国。笔者曾经将中美的重大差异概括为：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社会发达程度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其中，前两项不同最为重要，影响最重大。回顾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中美关系，可以清楚看到近七十年的中美关系变化轨迹，即从全面严重的军事对抗到“非结盟的盟国”的合作，再到“既斗争又合作”的竞争-合作。历史一再表明，导致变化的关键因素是，中美重大共同战略利益的变化，及其对中美两国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关键影响。对此，已有大量相关论述，兹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的中美关系和国际环境中，中美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实际上表现为面对重大的共同战略威胁。例如，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苏联扩张，以及本世纪最初十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事实显示，这些重大的共同战略威胁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中美合作与否，以及摩擦与否。
　　但是，中美关系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比以上分析更为复杂。主要是，不仅重大共同战略利益及其变化，或者说重大共同战略威胁及其变化，而且中美作为大国的战略矛盾及其变化特别是这二者的相互关系，对于中美摩擦发生与否及其烈度更有着关键影响。这在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有更突出表现。2010年10月，奥巴马政府宣称开始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由于具有针对中国的明显意图，因而开始了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很明显，2010年这一时间节点，首先是国际反恐战争取得重大进展，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大为弱化；同时，如前述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诸多矛盾，特别是战略性矛盾，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来。2010年以后越来越突出的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美中关系的辩论，就清楚反映了这种状况。虽然中美之间的这些矛盾，实际上一直存在于中美之间，但以新的形式密集表现则表明，首先这些矛盾有所发展，更加严重；同时，还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中美重大共同利益的明显弱化，对矛盾的缓冲作用明显减少直接相关。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特定时期中，中美之间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或重大的共同战略威胁，以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事实一再表明，中美两国执政者对此的认知，特别是共识，才是对中美关系，即对中美的合作或摩擦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这种影响在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节点，表现尤为突出。当前，面临这样的时间节点，中美两国执政者的相关认识、判断，对于中美合作或摩擦前景的影响将再次突出表现。
　　3.特朗普执政，美国反华鹰派人士得势。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理念和政策，直接推动中美关系第三轮摩擦多发期进入高峰阶段
　　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2017年1月20日就职。特是一个几经起落、最终成功的大房地产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商人总统”。特执政一年多以来，其“反建制主义”的行事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导致美国国内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的混乱。但透过政策混乱的表象，可以清楚看到特对其在竞选中强调的，“让美国重新伟大”和“美国优先”理念的执着坚持，以及这些理念对其重要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深刻影响。
　　与很多人的想像不同，特虽然没有从政经历，但对美国的国际事务并非完全无知。从其竞选中的言论和执政后的表现可知，对于美国的重要国际事务，包括中美关系，实际上特已有定见。这对其执政后的相关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综合特竞选言论中的涉华言论：（1）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的衰落，是美国不再伟大的主要表现；（2）中国的“不正当”竞争，是导致美国衰落、不再伟大的主要原因，中国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3）强调执政后，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反制中国的“不正当”竞争，以保证美国重新伟大；（4）表示意愿，而且认为可能与中国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特开始执政后，尽管2010年以来中美的摩擦仍在继续，但中美关系经历了十个月的相对平静。由于四月、十一月的两次习特会，甚至被认为开始了又一个友好阶段。但是，2017年12月，特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其中明确把中国与俄罗斯共同作为“修正主义国家”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威胁、战略对手。此后一个多月中，相继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报告》以及2018年《国情咨文》中，重复、强调了这种判断。这是1986年美国总统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第一次把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威胁、战略对手。这些对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完全就是上述特在竞选中公开宣称的判断，表明这些判断已成为特的执政理念。从2018年3月开始，由于美方的动作，中美严重的贸易摩擦密集发生，表明特的理念已成为其政策。
　　特的执政团队集中了一批鹰派人士，特别是鹰派反华人士。其中，身处决策圈、具有指标意义的是，现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此二人不仅在相关事务上持强硬立场，尤其对中国一贯态度严厉、立场强硬。纳原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经济学教授，长期关注中美贸易问题。2007年以后，纳出版几部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专着，其中《致命中国》一书尤为知名。纳在该书中，以对中美贸易分析为主轴，全面分析了中美经济、政治、军事竞争态势及其前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政策建议。纳的观点和建议受到特高度赞赏，前述特在竞选中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观点，完全照搬于纳。特别是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严重贸易摩擦中，美方的动作更是完全来自于纳的建议。博长期活跃于美国政界，以一贯强硬、尤其是坚决反华“友台”闻名。博刚于4月9日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其影响还没有明显表现。但可以预料，如果未来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重大摩擦，肯定与其有密切关系。显然，纳、博二人对特的执政理念和政策，都有重要影响。
　　事实表明，正是特及其团队的执政理念和政策，直接导致了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发生，即直接推动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进入了高峰阶段。但应注意的是，对于纳、博等人，反华的理念肯定是必然坚持的，而对特则未必。特将更加坚持“让美国重新伟大”、“美国优先”的理念。反华对特，更多的不是理念，而是工具。所以，特是否坚持反华有比纳、博大得多的不确定性。显然，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高峰阶段的前景，必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对此，应予以必要的重视。
　　三、讨论与展望
　　1.中美重大摩擦密集发生，表明冷战后形成的中美竞争-合作关系的竞争内涵大为突出。但中美合作仍然保持，竞争-合作关系基本框架继续存在。中美没有陷入全面对抗的新冷战
　　如本文前述，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之间的严重摩擦密集发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由此，还引发人们对总体中美关系及其变化的重视。“中美陷入新冷战”，就是一部分人的判断。但这一判断并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
　　冷战，是专用于描述二战结束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专用概念。冷战的基本特点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对抗，而且首先是严重的军事对抗。此外，还包括意识形态对抗、军事同盟对抗等。只是由于美苏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冷战没有转为热战。
　　显然，当前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完全不是当年的美苏冷战。首先，当前的中美严重摩擦不是中美争夺世界霸权的表现。美国确实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疑虑，视中国为主要的战略威胁、战略对手，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无意与美国争霸，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其次，尽管严重摩擦导致冷战后形成的中美竞争-合作关系中竞争内涵明显突出，但中美合作继续保持。无论中美密切的经贸活动还是处理相关地区热点问题的合作，都一直进行；中美高层的交往、对话也继续进行。第三，中美建交近四十年以来，中美民间的交流、合作已有强大声势和雄厚基础，中美民众相互好感明显等，都是当年美苏关系没有的。
　　总之，中美竞争明显突出，但没有转化为全面对抗，尤其没有发生严重的军事对抗。这是比冷战结束以来前二十年，更为严峻、复杂的局面，但肯定不是“新冷战”的局面。这是重要的基本判断，也是我战略信心和战略定力的重要表现。
　　2.特朗普执政期间，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开的同时，中美经济摩擦将始终是突出的摩擦主题。必将通过对接、协商、谈判，形成相对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以及整个中美关系
　　笔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提出，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开的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已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分析了其影响，但还须进一步分析。首先，如果不是特执政，中美贸易摩擦不会成为中美摩擦的突出主题。其实，冷战结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没有停止，有时还相当严重，但从未达到2018年3月以来的严重程度和深刻程度。显然，这正是特执政后的中美摩擦的重大变化，是特“让美国重新伟大”执政理念，以及商人特质的重要表现。由此，可以预料，在整个特执政期间，中美贸易摩擦都将是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其次，在特执政期间，中美各领域的摩擦将继续全方位展开，特别是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但这些摩擦的继续，除了它们本身的意义外，特将主要用之为与中国贸易摩擦中的美国筹码，以对中国施压，甚至交易。正如笔者在本文第二部分指出的，反华对特而言，更主要是工具、策略手段。
　　2018年5月3日、4日，中美高级别代表团在北京，就中美贸易摩擦进行第一次会谈。继而于5月17日、18日在华盛顿进行了第二轮会谈，5月19日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这次磋商的最重要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相互加征关税。中美双方都积极评价这次磋商，认为这是一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磋商，为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达成许多共识。当然，落实这次磋商的成果，还需进行多次具体协商、谈判，不仅可能需时漫长，还可能有激烈争执，但大原则、大框架、大方向都已明晰，最终一定可以实现中美双赢。中美这场激烈的贸易摩擦可说是戏剧性的化解，正表明了贸易摩擦必然、也只能按经济问题基本属性处理。未来中美完全可能再次发生激烈经济磨擦，但最终仍然只能通过协商、谈判解决。
　　中美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几十年的磨合中已形成规模巨大、联系密切的经济关系。虽然一直摩擦不断，但斗而不破，在摩擦中不断协调、发展。笔者相信，在经历当前这场严峻、复杂的中美贸易摩擦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败的观念将被更多人接受。可能形成更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以及更稳定的整个中美关系。
　　3.中美关系进入重大转折的关键阶段，面临两种前途的抉择。历史将证明，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将经历比预想漫长、复杂、曲折的历程
　　如前述，笔者认为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是冷战后中美关系进入了第三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实际上，对此还可更深刻地描述为，冷战后中美关系重大转折进入了关键阶段。1989年底冷战结束迄今已近三十年，但只是在201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明显削弱之后，才真正开始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因为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越来越明显地认为，强大、繁荣的中国正在对其实力地位、领导地位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甚至威胁，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其战略对手。虽然经历近十年的磨合，但中美的战略矛盾并未消除，而是不断积累。2017年特执政后，其“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执政理念及相关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冷战后的中美战略矛盾。所以，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发生，正表明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进入了关键阶段。2017年12月特发布的，其执政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大国竞争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威胁”，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主要战略对手”。以后，在相继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报告》，以及特的2018年《国情咨文》中，一再重复了这些观点。这些都是进入特执政团队的鹰派反华人士班农（已于2017年8月离开）、纳瓦罗、博尔顿等人一贯鼓吹的观点。显然，如果美国坚持按这些观点定位中国和中美关系，制定和推行对华战略与政策，中美对抗将不可避免，中美关系必将落入“修昔底得陷阱”，进入“新冷战”。但是，正如本文前述，“反华”实际上并不是特真正的执政理念，而主要是他的工具。所以，他将不会全盘接受那些鹰派反华人士的相应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当前和未来的世界大形势，已完全不是70年前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重对抗；中美关系完全不是当年的美苏关系，特别是，中国明确而坚定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争霸是中国不可动摇的外交战略、政策和策略。所以，尽管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但中美没有、也不会陷于“新冷战”。显然上述事实表明，在当前和可能还将延续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重大转折的关键阶段，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中美两国共同面临两种选择，即经过艰难、反复磨合，形成相对稳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虽经多方努力，但仍陷入恶性循环的严重对抗。前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但后一种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2012年中国就提出“中美共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得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回应。2013年关于新型大国关系形成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框架。几年来，在冷战后的第三轮中美摩擦多发期中，这一概念不断遭到质疑，主要是认为，中美难以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但随中美竞争——合作关系的逐步形成，甚至开始成为常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逐渐成形。但2017年12月以后，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发生，打断了这一进程，确实严重强化了对于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质疑。但是，最终必将出现的中美关系更加斗而不破，中美竞争——合作关系不仅继续保持，甚至更加稳定，都将显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可能实现，而且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选择符合中美两国各自当前的利益，更符合各自长远的利益。同时，需高度重视的是，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出现再次显示，中美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冷战后中美关系重大调整的目标，其实现的进程必将比预想的漫长、复杂和曲折，特别是存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现实可能。对此，必须有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郭震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峡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8/7/25   发布时间：201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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