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武：“三角火灾”与美国社会认同的重构

作者：颜昌武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摘  要:进步时代美国社会治理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使工业资本主义变得人性化，如何在纷争的社会冲突中重建社会认同。1911 年的“三角火灾”被公认为一场兴邦之难，它使社会分化问题凸显为美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推动了一系列人道主义法律制度的出台，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治理变革的起点。基于转型期“社会认同基础性领域”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三角火灾”之所以能够改变美国，关键在于它推动了这一时期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三者间的有机协调，使社会各阶层能够在危机语境下凝聚社会共识，进而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化危为机。
　　关键词:进步时代；社会治理；工业灾难；社会认同；三角火灾
　　中图分类号:D7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4-0169-10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2017 年度资助项目（201706785009）；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2016GZYB32）

　　进步时代（约 1880-1920  年）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美国在此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贫富分化触目惊心，火灾矿难频频发生，劳资冲突愈演愈烈，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一系列的工业灾难过后，美国人终于冲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束缚，更多地关注起“另一半人”的生活，积极保护妇女、移民和劳工等底层人民的权益，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谱写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新篇章。本文以一场改写美国历史的“三角火灾”（the Triangle ShirtwaistFactory Fire）事件为个案，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审视进步时代的工业灾难治理，探讨美国人何以能够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化危为机。
　　一、文献综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大转型，其“当前生活的中心事件”，是整个国家从一个“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迅速地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1]（P9）。1890 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工业自此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工业在全世界的地位也越来越显著：1894 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1913 年，美国工业产值占到了世界工业总产值的 1/3 以上，超过了英、法、德、日四国工业产值的总和[2]（P24-26）。在工业飞速发展的同时，美国工业事故所造成的灾难也在成倍增长，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清醒地意识到：“机械制造工业的巨大进步，意味着其所雇佣的工人所遭受的事故（包括可预防的事故和不可避免的事故）的数量也在相应增长。”[3]（P1302）工业事故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也催生了大量文献。早期的文献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来自于媒体的新闻报道，可被称为“民间文献”[4]（Pxiv），以灾后的即时报道与评论为主，辅之以一些纪实性的资料汇编或深度访谈，如事故现场的图片集、灾难亲历者的口述实录等。这类文献真实地再现了灾难现场，为后续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原始资料。如斯坦（Leon Stein）于 1962 年出版的《三角火灾》（The Triangle Fire ）一书[5]，作为三角火灾的第一本始资料汇编，成为三角火灾研究的奠基之作。另一类来自政府部门或工会、基金会等 NGO 对于工业灾难的调查报告，即“官方文献”[4]（Pxiv）。仅 1909 年到 1913 年间，联邦与各工业州就有 28 个委员会研究了工业灾难问题并形成了厚厚的调查报告[6]（P6）。相较于民间文献，此类文献更习惯于用数字来呈现问题，且多偏重于提出政策性建议。如伊斯特曼（Crystal  Eastman）基于匹兹堡的调查报告《工作事故与法律》凸显了工作事故对伤亡者家庭的毁灭性打击，该报告呼吁政府制订工人赔偿方面的法律， 以期强制要求雇主赔偿所有在工作中伤亡的雇员及其家属[7]。
　　上述两类文献为我们理解工业灾难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但它们的读者群主要面向大众或政府而非学术圈，因此更着墨于情景再现，或侧重于事实记载，或着眼于政策建议，较少对事实加以学理性分析。
　　关于工业灾难的学术性文献最早出现在历史学领域[4]（Pxiv），可以说历史研究成果占据了工业灾难研究文献的大半江山，除了通史性著作会提及某个重大的工业灾难外[2,8–10]，一些研究劳工、女权、黑人或移民的专门史文献也会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的工业灾难加以梳理[11,12]。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学术文献，大体可区分出三种不同的研究主题。一是从社会抗争的角度，聚焦于弱势群体（如女工、移民工人、童工等）如何通过工业灾难促成工业民主[13,14]。二是从法律史的角度考察工业灾难与法律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如工业事故是如何引导美国走向政府赔偿立法之路的[6]。三是从灾难社会学的角度，对灾难情境下的行为、灾难的组织应对、灾难的发生是促进了社会合作还是加速了社会分化等议题进行了探讨[4]。
　　中文学术界对美国进步时代工业灾难的研究最初散见于各种历史文献中。进入 21 世纪，随着美国进步时代研究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5]，开始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工业灾难，相关的译著也先后出版，如田雷所译《事故共和国》[6]、刘怀昭所译《兴邦之难》[16] 等。
　　总体来看，现有的中外文献或是好的新闻报道，或是好的档案汇编，或是好的历史记载，或是好的政策建议，但总体上缺乏明确的理论对话，对灾难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缺乏一种反思性的学理追问。灾难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夸兰特利（Enrico  Quarantelli）多年前的批评仍然值得我们谨记：这些研究“缺乏明确的假定、模型、理论、假设、概念，与非灾难研究文献没有关联，等等……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你严肃地对待社会学的话，你将为此感到困惑”[17]（P4）。
　　有鉴于此，本文以李友梅提出的转型期“社会认同基础性领域”的概念为依托，尝试把三角火灾事件这一特殊个案放置于美国进步时代社会变迁这一宏大的历史情景下加以分析。李友梅将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区分为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三个维度，其中福利渗透是指经济发展对相关公共领域的贡献程度，主要反映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关系；意义系统由象征符号（如价值）构成，主要体现一个社会主流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社会组织则旨在向其成员灌输行动逻辑、塑造特定注意力分配结构以及营造组织文化。这三者的匹配程度决定了社会认同对社会成员行为进行整合的有效程度[18]（P183-186）[19]（P11-13）。这一概念对本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和指引的意义，本文通过在“三角火灾”与“社会认同基础性领域”之间建构起恰当的逻辑联系，以加深我们对历史个案的理解，同时展现理论框架的解释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运用一个理论观点去分析一个历史个案”[20]（P118），期待能为“灾难何以兴邦”提供一个既具历史厚度、又具理论张力的回答。
　　二、三角火灾：进步时代美国社会分化的缩影
　　三角衣厂位于纽约市艾什大厦（Joseph Asch Building）的第 8-10 层，是当时纽约市最大的女装制衣厂。该厂也是纽约市最著名的血汗工厂之一，雇用了 500 多名工人，以女工为主。他们大多是来自东欧的新移民，每天工作的时间长达 12 小时，但薪酬仅够糊口。
　　1911 年 3 月 25 日下午，临近下班时间，8 楼剪裁车间的 100 多名工人正在排队领取周薪，9 楼缝纫车间的数百名工人正在接受防范夹带的检查。8楼车间一个装满碎布头的垃圾箱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到 9 楼和 10 楼，整个工厂顿时笼罩在大火中。工人们惊慌失措，冲向逃生通道，一部分逃生通道因年久失修而崩塌，一部分逃生通道被反锁。消防队迅速赶到艾什大厦，但消防梯却到达不了 8 楼。部分女工选择了从楼上跳下。大火造成了 146 人死亡，三角火灾也因此成为纽约市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工业灾难。
　　一周之后，在都市大剧院的纪念会上，妇女工会联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的代表施耐德曼（Rose Schneiderman）说：“这不是我们城市里女孩子被活活烧死的第一例惨案。每周我都听到我的工人姐妹们殒命的噩耗。每年我们都有几千工人被摧残！”[21]（P251）诚如斯言，这一时期美国工厂工作环境异常恶劣。1880-1990 年，美国平均每年有 35000 名工人死于工厂或矿山的生产事故，“这个死亡率在工业世界名列榜首”[22]（P763）。1900 年前后，每年每 50 名工人中就有一位因工作事故而死亡或者伤残超过 4 周以上[6]（P4）。在 1907 年这个美国“工业事故历史上最糟糕的年份”，共发生了 18次矿难事故，夺去了 918 名工人的生命，特别是年底发生在西弗吉尼亚的莫农加矿难，造成 362 人遇难，1000 多名孩子失去父亲[6]（P5）。有数据表明，美国人在“和平时期的工业经济造成的伤亡已经超过了此前的战争浩劫”[6]（P40）。
　　三角火灾事件不仅是美国进步时代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的反映，更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分化、贫富悬殊的一个缩影。两个巨大的阶级——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富可敌国的企业主出现在 19 世纪末期美国的地平线上，威胁着合众国的安全与稳定[23]（P46-47）。据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方纳（Eric  Foner）考证：1890 年，占全美人口 1% 的最富有美国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美国人口底层一半人的收入总和， 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超过其余 99% 的美国人拥有的财产[22]（P765）。
　　进步时代一位著名的扒粪者里斯（Jacob Riis）在其题为《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的名著中，真实记录了 19 世纪末期纽约市贫民生活的惨状。在贫民窟，家家徒有四壁，一家数口人挤在一间狭小阴暗的房子里。为了赚取额外的收入，有的人甚至腾出床位出租，一个床位甚至可以同时租给几个人，一个人起床去上班，另一个人正好下班接着睡[24]（P68）。这样的贫民窟并非纽约市的专利，几乎每一座美国大城市都不例外。另一位著名的扒粪者斯蒂芬斯（Lincoln Stevens）在对圣路易斯、匹兹堡、费城、芝加哥等城市调查采访后，将贫民窟及造成贫民窟的腐败斥为“城市的耻辱”[25]。贫富的巨大反差，滋生了底层社会的仇富情绪。里斯记载了这样一个仇富的案例：在纽约市繁华的第五大道街头，一名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男子盲目地挥舞着刀杀向人群。该男子因无力养家糊口，眼见富人穷奢极欲，于是做出了上述疯狂报复之举[24]（P263）。
　　三、三角火灾如何推动美国治理改革
　　灾难意味着问题的存在，也孕育着可能的答案。美国进步时代社会改革的点滴进步，几乎都是化危为机的历史。三角火灾之后，美国人是如何应对重重危机，从而改变美国的呢？
　　在三角火灾之前，工人们的抗争不绝如缕，但收效甚微。“仅 1893-1898 年间，大大小小的罢工全美就发生了7029 起，平均每年  1171 起。”[26]（P158）罢工一次次遭遇政府与资本的联合压制，劳资双方由此经常性发生充满仇恨且激烈的暴力冲突，许多冲突在美国劳工史上留下了永恒的记忆[27]（P176），形成“另一种内战”[28]（P182）。“警察挥舞着棍棒，妇女和儿童尖叫着四处逃散。人们夺路而逃，互相践踏。骑在马背上的警官毫不留情地抽打着被撞倒的旁观者”[28]（P206），这样的“内战”场景几乎成为每一次社会冲突的标配。
　　三角火灾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工人抗争失败的必然结果[29]（Chapter IV.）。1909 年 10 月4 日，三角衣厂的十几名女工走上街头示威，而工厂则雇佣招摇的应召女郎和新聘女工来反制示威。类似这样的劳资冲突一再发生，最尖锐的一次冲突发生在同年 11 月 4 日，三角衣厂的工人们再次走上街头抗议，警方直接逮捕了女工领袖德雷尔（Mary Dreier）。德雷尔的被捕成为规模庞大的“两万人暴动” 的导火线。这场罢工前后持续 11 周之久，723 名工人被捕，500 多家工厂受到罢工的影响[30]（P53-55）。罢工取得了一定的胜利，70 多家小工厂对工人作出了让步，这些工厂的工人获得了加薪，工会的地位也获得了认可。虽然三角衣厂的老板们也被罢工的规模吓坏了，但他们坚持寸步不让，通过发动肉搏战、政治战和心理战，有效地遏制了罢工，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这一切点燃了三角衣厂“3.25”的熊熊大火。
　　1911 年 3 月 25 日三角火灾发生之时，正值下班高峰，无数路人见证了这一悲剧的发生。随后数日，火灾都占据着当地媒体的主要版面。各社会团体也积极行动起来，呼吁人们关注此次火灾，并为此组建了“铭记三角工厂大火联盟”（Remember the Triangle FireCoalition），以期唤醒公众对火灾背后劳工们悲惨境遇的关注、同情和反思。著名女权主义者肖（Anna Shaw）在演讲中如是反省：“我低下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都是有责任的。不要将责任甩给其他人。不要将责任甩给某个官员。”[5]（P139）肖的自责，令每一位正直的纽约市民感同身受。正是这种“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应为死难者负责”的良知被触发，使得工人悲惨的境遇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问题被广泛关注，从而推动政府开展了人道主义的劳工立法。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劳工部长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公众良知的苏醒及其忏悔的行为使纽约州通过了工厂立法，时至今日，纽约州依然是各州工厂立法的典范；也正是这种良知的苏醒，为 1932 年整个美国的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5]（P212）
　　三角火灾最直接的历史贡献，是推动了纽约州乃至全美一系列人道主义法律制度的出台，特别是劳工权益保障法案的出台，为改善劳工们的生存与工作环境提供了稳定的法律基础。
　　火灾发生后，人们追问最多的就是：“谁应对无辜生命的消逝负责？”无论是建筑部门、消防部门还是警察部门，都在努力推卸责任，政府的调查也倾向于认为，各个部门在法律上都是无辜的。人们于是把愤怒的目光投向了三角衣厂的两位企业主布兰克（Max Blanck）和哈里斯（Isaac Harris），他们随后以一级与二级杀人罪被起诉。1911 年 12 月 27 日，历经一个月的审判有了结果：布兰克和哈里斯被宣布无罪释放。
　　令世人震惊的灾难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个从法律上应该对此负责任的人，这个结果令人震惊的程度 丝毫不亚于灾难本身[31]（P6）。既然没有人应该对灾难负责，既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无辜的，那么，这个法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正如施耐德曼所控诉的那样：“政府官员只会警告我们——我们必须遵纪守法，必须顺从而不要闹事，如果我们不听警告，就会有黑房子等着我们。每当工人奋起抗争时，强大的法律之手就会把我们打回来——打回让我们难以承受的工作环境中。”[21]（P251）如果法律沦为罪恶的帮凶，需要改变的就应该是法律本身。
　　显而易见的改变是政府推出了消防安全方面的法律。火灾发生前的 1910 年秋，纽约卫生控制联合委员会（New York Joint Board ofSanitary Control）调查了该市 1243 家服装工厂的工作环境，发现99% 的工厂存在安全隐患。其中 14 家没有防火通道；101 家的防火梯有毛病；491 家只有一个逃生通道；23 家工作期间锁着门；58 家楼道黑暗；78 家的防火通道堆满了杂物；1172 家，也就是 94% 的工厂的门是朝里开而不是朝外开的；只有一家曾举办过消防演练[5]（P25-26）。妇女工会联盟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显示：三角火灾发生时，纽约市61.2万工人中有一半在七楼或更高楼层工作，超出了该市消防部门所能救援的高度[5]（P28-29）。面对调查结果，企业主们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政府部门也无力采取什么强制性的改善措施，只剩下个别消防官员零星的警告声被淹没在见怪不怪的冷漠中。
　　三角火灾成为改善工人工作条件、保障工人安全的催化剂。当布兰克和哈里斯受审时，时任纽约市消防局主管的克罗克（Edward Croker）作为证人在法庭上陈述了艾什大厦所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尽管证词并没有坐实两位企业主有罪，但其所呈现出的恶劣的工作环境与糟糕的防火设施令人触目惊心，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纽约州乃至全美消防法规的相继出台，如  1916年的《纽约市建筑法令》和《纽约市消防法令》等，其中一些规定迄今仍然有效。这些法令的出台，使得“艾什大厦曾经暴露的所有防火漏洞都有了相应条文规管”[16]（P223）。
　　三角火灾后，为了更好地防范火灾，纽约市开始谋划城市区划法案，以期从根本上保护劳工乃至全体市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在三角火灾前，纽约市许多高楼大厦里都开设有工厂，它们以集约经营的方式替代先前分散的小作坊，通常被称为“工厦”。在雇主们看来，“工厦”的主要优势是既能在单位面积内塞进更多的工人，也便于更好地监管工人，还节省了大量时间与运输费用。因而，从 1901 年到 1911 年短短十年间，仅曼哈顿就有 800 余栋工厦拔地而起。但其最大的隐患就是工厂人员密度过大，不易疏散，且都挤在消防梯不能企及的楼层里工作。三角衣厂不过是当时为数众多的工厦之一。火灾过后，纽约市出台了厚达 194 页的《纽约市区划法案》。这部全美最早的综合性城市规划功能分区法规，对纽约市所有新建的楼宇高度、城市道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红线、最大可建土地面积等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并将纽约全市依功能规划分为居住、商业、制造业等不同板块，每个板块都有严格的规定。居住功能分区规定最严，只能建设居住建筑。该法规完全改变了纽约市的城市面貌，由于其有力地保障了市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美国许多城市后来都以它作为本市城市区划法案的蓝本[32]（P361-383）。
　　劳工权益保障法案的出台无疑是人道主义法律最重要的体现。前已述及，工业事故在进步时代是家常便饭，一场接一场，总是以无法抵挡的规律反复出现。仅 1910 年的纽约市，与三角衣厂类似的制衣厂就发生了 42 场火灾[30]（P37），但一切照旧，直到三角火灾。
　　迫于火灾后强大的舆论压力，1911 年 6 月，纽约州议会批准设立了工厂调查委员会，其初衷是调查血汗工厂的工作状况。起初，FIC 的调查范围仅限于纽约州最大的 9 个城市，随后扩展到 45 个城市。FIC 不仅到处召开听证会，还走街串巷，深入车间考察，向州议会提交了一系列的立法建议。在FIC 的强势推动下，纽约州迎来了“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代”。仅仅是依据 FIC 提交的调查报告，纽约州就先后出台了 36 部劳工法案，其中 1912 年通过 8 部，1913 年通过 25 部，1914 年通过 3 部[33]（P93）。这些旨在保障工人权益、改善工人工作条件、迫使资方加强工厂安全的法案的出台，“彻底改写了全国最大一个州的劳工法”[16]（P223）。时至今日，艾什大厦原址一角的纪念铜牌上仍然铭刻着这样一段话：“她们的死换来了社会责任与劳工立法的新概念，正是这种新概念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工作条件最好的国家。”[34]（P82）
　　如果说工人工作环境的改善是三角火灾所带来的直接成果，那么其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它标志着“新政”的开端，推动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一连串连锁事件的关键点”，恰恰是“这一连串事件最终迫使纽约的政治机器开启了实质性的变革，并从纽约带动了全国的改革”[16]（P3），从而成为进步时代美国政府变革的转折点[5]（Pvi）。
　　首先，FIC 成为培育罗斯福“新政”改革主力的摇篮。FIC 共由  9 人组成，包括主席瓦格纳（Robert  Wagner）、副主席史密斯（Alfred Smith）和重要骨干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这三位年轻人在 FIC 运作期间，“一直把道德、效率、社会公正及国家 ‘责任’ 挂在嘴上”[16]（P220），他们也身体力行地推进政府的人性化改革。经此平台锻炼，他们最终都成长为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推手。瓦格纳于 1926 年当选联邦参议员，后连任长达 22 年之久，有力地促成了包括《全国劳工关系法》（即《瓦格纳法》）《社会保障法》和《公共住房法》等民生法律的出台，被誉为美国劳工保障立法领域的先驱[16]（P208）。1918年，史密斯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后又三次连任，在其任内完善了纽约州的劳工立法，这使得他成长为美国      历史上最伟大的州长之一并成为 20 世纪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16]（P208）。而珀金斯则成长为美国联邦政府历史上首位女性内阁要员，担任了长达 12 年的劳工部长（1933-1945  年）。在任期间，她积极救济失业，调和劳资关系，缓和罢工风潮，并直接推动了 1935 年《社会保障法》的出台，被誉为新政的“主要设计师”[35]。1911 年三角火灾发生时，她刚好身处艾什大厦附近，目睹了火灾的全过程，其人生轨迹也因此而发生了彻底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珀金斯回忆说“：新政的第一天是从三角火灾开始的。”[5]（Pxvl）
　　其次，推动具有黑帮性质的“坦慕尼社”（Tammany Hall）转型为美国政治变革的积极力量。在火灾之前，坦慕尼社一直是贪污与政治腐败的代名词[16]（P208）。随着年轻的瓦格纳和史密斯的加盟，处于困境中的坦慕尼社开始进入一个变革时期。在选举政治的大背景下，坦慕尼社“亟待拿出点什么像样的举措”来吸引选票[16]（P208），三角火灾恰好为这种变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契机：保护新移民，保护女工，成为坦慕尼社义不容辞的责任。三角火灾所涉及的群体，正是坦慕尼社最需要的力量。如果没有坦慕尼社的努力，就不会有  FIC 的组建。这一努力具有“不可小觑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一个美国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力量合作局面正在迅速形成”[36]（P121）。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火灾的意义恰恰在于促使各方力量通力合作，防止了工人运动向“以暴制暴”的激进主义的滑坡，并促使美国成功地将缓和包括阶级矛盾在内的社会冲突纳入法治轨道。
　　要言之，三角火灾引发了一连串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社会改革，直接导致了劳工立法的根本性变革，促进了美国舆论环境与阶层关系的深刻调整，推动了政府主导下多元力量的合作局面迅速形成，故被称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16]。
　　四、三角火灾如何推动美国社会认同的重构
　　三角火灾之所以能够“改变美国”，关键在于它推动了这一时期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三者间的有机协调，使社会各阶层能够在危机语境下重构社会认同。
　　所谓社会认同，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它不只停留于个体的心理与情感层面，更是“一种可以影响重大制度实践绩效的力量”，因而，“如何把握好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并了解它们间的配合机制对社会整合的影响”[19]（P11-13），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前已述及，李友梅提出的“转型期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的概念，有助于解释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冲突与社会变迁[37]。
　　在三角火灾发生之前，美国整体上是一个“个人主义型的”农业社会。在福利渗透方式上，以市场主导和社会救助为主，国家仅承担“补缺型”的责任，人们改善自己处境的方式不是通过组织工会或农会， 而是靠自己精打细算，并依靠市场原则来教育自己的子女[38]（P261-262）。在社会组织层面，作为移民社会的美国“以个体权利为基础，而非以群体为基础”[39]（P50）。自由放任、个人主义与国家不干涉，也因此成为美国社会主流的意义系统。在此意义系统下，人们普遍相信“，穷人们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而负责”[27]（P181），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失败，“只能证明他在道德上的无能”以及“在面对恶劣和不利的环境时，缺乏自立精神、意志力和勇气”[27]（P182）。
　　随着美国于 19 世纪后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其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开始稳中有变。首先，在社会组织方式上，原有的个人主义开始向大公司主导方式转变，个体的生计、安全、医疗等更多地依赖于大企业。劳资之间的冲突终将打破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变成改变美国的重要力量。但在进步时代前夕，由于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以及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文化与社会上的鸿沟，劳工们仍然无法协力并进，使得老板们“可以依据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抗”[40]（P14）。老板们之所以敢于随心所欲，更重要的支撑力量来源于美国这一时期的意义系统与福利渗透方式。19 世纪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美国，给崛起中的资本家群体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其所宣扬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理念，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原有的以自由放任与国家不干涉为基础的福利渗透方式的合理性，百万富翁也不过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契约自由”则成为企业家们普遍信奉的理念：老板可以自由地决定其工人的工作时间、条件与报酬，工人要么接受，要么滚蛋[27]（P182）。
　　应该承认，这种市场（大企业）主导型的福利渗透方式、崇尚自由放任的意义系统，与基于个人权利的社会组织方式之间基本是高度匹配的，也容易形成整体性的社会认同，即对“美国梦”的追寻。这一旨在彰显个人自由以推进社会进步的整体性社会认同，在美国建国后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到进步时代来临时，这一社会认同难以维系下去而亟待重建。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义系统使资本家们心安理得，因为他们能够用创造财富来为社会进步作注脚。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与“另一半人”的悲惨生活，对所谓的“进步”形成了巨大的反讽，迫使人们在福利渗透方式的理解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进而对原有的意义系统产生了怀疑：“美国梦”陷入一种“进步”的困局中，即“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慢慢爬行在人道主义游行队伍的后面”[41]（P71）。由于缺乏对企业主责任的立法，所谓的契约自由不过是资本家剥削的自由而不是劳工抗争的自由。
　　前已述及，三角火灾突出地反映了进步时代美国社会分化的严峻现实。社会认同危机由表及里被点爆，“阶级冲突”由此成为刻画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工业生活的关键词。因而，进步时代的美国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社会分化、劳资冲突等棘手问题，“如何使工业资本主义变得人性化、如何在一个充满劳工冲突和正在经历大量海外移民带来冲击的社会中寻求一个共同基础”[22]（P878）。
　　三角火灾首先凸显了劳工们所遭受的苦难“，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困扰 20 世纪前 20 年美国的社会分化问题上”[22]（P863），并使之凸显为美国公共生活的重要议题。正是在公共对话中，美国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新自由”为旗号的进步人士呼吁：工人应该有组织工会、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甚至举行罢工的权利，原子化的个人开始组织起来，集体的行动逐渐展开，各种维权组织，如“劳工骑士团”“美国劳工联合会”“妇女行业工会联盟”“国际制衣女工联合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有力地组织起各种抗争运动。这些工人组织的兴起，为进步时代的美国社会达成一种和谐共治的格局，为重塑转型时期的社会认同提供了具体层面的组织保证和机制支持。
　　最重要的是，三角火灾打破了原有的以“契约自由”为主体的意义系统和“国家不干涉”的福利渗透方式。当然，社会认同的重建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也并非“三角火灾”就能“毕其功于一役”。早在罗斯福就任总统之时，就开始重视社会分化的问题。1901 年 10 月 18 日，罗斯福邀请著名的黑人领袖华盛顿（Booker Washington）到白宫共进晚餐。他的这一举动，表明联邦政府开始正视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和黑白对立等社会问题[36]（P113-122）。三角火灾过后，罗斯福的一个信念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信念就是，“从长远来讲，我们要么全体上升，要么一起沉沦。如果福利的平均水平高，那么普通的工资劳动者、普通的农场主和普通的企业主也同样会富裕。如果福利的平均水平萎缩，那么这些阶级中没有哪个阶级会不受萎缩的影响”[42]（P310）。到小罗斯福总统时期“，民主社会应该为所有人而运行”[43]（P284）的观念已然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个体的贫穷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相反，政府应该起到保护性的积极作用，承担起反抗经济专制、保障公民福祉的职能。劳工们也发现，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声援下，他们的劳动权利会得到满足。劳工们不再简单地寄希望于流血的斗争，而是对负责任的资本家有了更多的期待。
　　五、余论
　　美国进步时代的三角火灾从来不是一段尘封的往事。每到火灾纪念日，美国人都会在三角衣厂原址举行集会活动。火灾的背后，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工业灾难史，也是一部美国人努力自我救赎、突破大国崛起瓶颈的历史。三角火灾何以能成兴邦之难？答案不仅在于它引发了美国劳工法律的重大变革，更在于它推动了这一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力量的重新调整，引发了一场重建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重构价值共同体的革新运动。
　　读史使人明智。我们今天回望这一段历史，更多的是希望从他乡故事中获得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启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是转型期中国无法回避的瓶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进步时代重建社会认同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在我们重建社会认同的过程中，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提高全社会对福利渗透方式的满意度，如何完善由国家、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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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iangle Fir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Identity in America
　　Yan Changwu (JinanUniversity)
　　Abstract:Thebiggest challenge of America’s social governance in Progressive Era washow to rebuild social identity in social conflicts. The “Triangle Fire” in 1911 was wellacknowledged as “The Fire that Changed America”, as it had madesocial differentiation a highlighted issue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facilitatedthe enactment of a series of humanitaria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was astarting point of the “New Deal”.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Basic Spheres ofSocial Identity”, it can be identified the key reasons why “Triangle Fire” was able to “Change America” lies in the factthat it facilitated the organic coordination between welfare influence, ameaning syste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progressive era, allowing differentsocial classes to rebuild social consensus in the context of crisis, andtherefore turning crisis into opportunities in the critical time of socialtransformation.
　　Keywords:Progressive Era; social governance; industrial disaster; social identity;triangle fire

来源时间：2018/7/1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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