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山：“一带一路”研究怎么弄？这篇美国区域研究模式的启示值得一读

作者：贾文山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对话人大名教授第121期讲座6月19日晚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继续开讲。本次讲座邀请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国际跨文化研究院院士， 查普曼大学终身教授贾文山。他主讲的题目是“范式延续还是范式转换？美式区域研究模式对“一带一路”研究的启示”，讲座围绕“一带一路”研究与美国区域研究的关联、比较和启示展开，作者提出在未来5到10年“一带一路”研究都应该聚焦“通”字，即提倡的“五通”；而不是美国研究所重视的“化”字，即同化之意。本文由讲座速录整理而成，已由作者本人审阅，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ID：rdcy2013）本期独家推出，以飨读者。

　　我过去就“一带一路”方面写了一篇文章，叫《西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我来自陕西，在西安生活、学习和工作了十多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发了我对西安的发展产生新的思考。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涵化哲学观》，阐述了涵化在中国语境里面的含义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及其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
　　我近几年一直在思考区域-全球研究在新时代应该如何推进的问题。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就是我国乃至全球区域-全球研究领域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吗？从理论的层次来讲，“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是突出了一个“通”字。但是遗憾的是，不久前，我在某一个重大社科报题的时候，我郑重和信心十足地报了全球沟通学这样一个研究课题，结果反倒没有得到批准。这就意味着有关决策最后选题的人，可能错误地认为我们“一带一路”的“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在我看来，“通”是最关键的，也是最为艰难的。可以说只要“一带一路”还在推进，我们沟通的工作仍然需要持续进行。它是一个不断努力的完成进行时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贾文山

　　I．“一带一路”研究与美国区域研究有何关联？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区域研究，尤其是美国区域研究，与“一带一路”研究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认为，这两个学科研究的范式应该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它们又发生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环境下的。美国的区域研究走过了60-70年的历史，从冷战一开始或二战结束前后，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学术和学科体系。截止1965年，遵循《美国国防教育法》（后称《高等教育法》），美国多达125所大学得到国会拨款或私人基金会资助设立了区域研究（与其相关的外语教学）中心，融入相关学科体系里（维基百科，2018.6.23）。自此以后，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国别与区域研究和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与智库区域研究机构相辅相成，为美国赢得冷战和独霸全球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研究主要目前仍然停留在政策层面。那么“一带一路”研究是不是也有可能向美国那样，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社科人文学科体系的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带一路”研究是否存在学理性的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我认为这才是最关键的。不是说几十年内“一带一路”建设得到解决了，就可以不用再去研究了。而是通过“一带一路”的研究，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人类既有的知识体系做贡献？换言之，在现有的，由西方打造的，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知识体系的前提下，我们怎么样能够作出独特原创性学术研究，达到修正和丰富，甚至发展、创新这个知识体系的目的呢？
　　因此，我思考出这样一个问题：“一带一路”研究是美式区域研究范式的延续还是范式的转换？通过回顾美式区域研究模式，让我们来思考“一带一路”研究存在什么问题、什么挑战、什么机遇，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II．美国区域研究范式的特点和性质
　　首先，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进入正式学科体系之前，是一个非学术性的，更多的是智库政策性，常常具有隐秘性的一种国家行为。比如说美国海军或陆军的某种军事、情报研究。到后来这个area studies就逐渐形成了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一个分支。比如说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所的傅高义和麻省理工大学的白鲁恂等，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通过分析大陆偷渡移民带出去的那些报纸来研究中国的。在掌握非常有限的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他们宁肯在中国边境，或者在最接近中国的地方收集一些原始资料。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中国研究中心，是当时他们提供资金成立的，为的是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
　　美国最早进行的应该是苏联研究和欧洲研究，比如说1968年哈佛大学成立了一个欧洲研究中心，还有就是中国研究，可以说欧洲研究、苏联研究和中国研究几乎是同时的，大概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进入了正式的学科体系。可以想像为什么美国会选择这些国家作为区域研究的优先研究对象。为什么它不研究加拿大？为什么它不研究墨西哥？因为被优先研究的这些国家对美国来说都有潜力造成很大的挑战。首先是苏联，潜在的也有可能是中国。欧洲也要研究，因为虽然二战的时候美国帮助了欧洲，但是战后美国在欧洲有驻军，要研究怎么样和欧洲建立一种比较好的联盟，防范苏联东扩。
　　区域研究学科化为的是服务于美国大战略，直到苏联被分化和瓦解后，这个学科才开始转型。美国国际研究学术界开始把这个学科重新定义为跨国区域研究或全球化研究。为什么呢？当时是两个超级大国要争雄，而其中一个超级大国已经消失了，中美关系进入正常化直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此时的美国，一方面区域研究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就叫做global studies，在90年代一直到2000年非常的火爆，以至于几年后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成立了全球化和全球学研究中心。进入2000年的第二个十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亲自创建了全球性思想研究硕士项目。还有一个regional studies（几乎与国别研究同时形成的），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西部、东部、东北、华北、长江经济带，而是跨国的、以各大洲的地理分布为基础的地缘性研究，比如说亚洲研究、非洲研究。亚洲研究里面又分的很细，有国别研究，所以你看它分三个层次。先是区域研究，区域其实就是国别，国别主要是政治经济层面。
　　美国区域研究为什么在研究政治经济军事和强调外语学习时，尤其在研究苏联，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时不重视研究这些国家自身的思想和文化？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观察，许多美国区域研究专家很少研究国别文化，是因为一谈研究对象国文化就担心文化会把研究对象各国美化了，要承认你的文化，那我的文化本来要向你传播的，我要承认你有文化，那我怎么向你传播我的文化？因此，文化这一块儿在美国区域研究领域不被受到足够关注。即使研究文化，也是研究你的文化用来与你谈判，用来管理，或征服你，是出于非常实用性的目的，而不是从现代人类学的这种多元视角出发，推动与研究对象国文化思想传统的平等交流，欣赏，借鉴和吸收。美国区域研究范式的美国文化优越感和对非西方研究对象国抱有的文化帝国主义心态在此暴露无遗。
　　在美国国内有什么类似的研究？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目的是培养美国国内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的价值观、文化体系、符号系统等的充分了解，提高少数族群的文化自信和尊严，从而构建平等多元和谐的族群关系。但是面对国外，美国采用了另外一种构想。面对国外的文化，美国是非常谨慎的，它能不承认你有文化存在就尽量不承认，或者它承认你古代时候的文化，和现代没有关系，这说明它的话语体系或者研究策略上有一些战略性预设。
　　为什么我观察到了这一点呢？我1998、1999年开始就关注区域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我做传播理论研究首先要立足于中华文明视角，做博士论文要有新的突破，尤其是跨文化的研究。那怎么办？我采取台湾和香港早期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模式，挖掘中国文化里面的核心元素、概念、理论，挖掘以后把西方传播理论的概念理论进行必要批判，提出一些自己的，独创性的见解。但是一回顾起来就发现原来我所研究的，以及我们同事研究的与中国有关的communication理论话语体系至少存在三大分野，第一是宣传层面，第二是传播层面，第三是沟通层面，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儒家思想的沟通这种范式等等，还有人类学视角，恰恰是作为区域研究领域里的显学的中国研究非常缺乏的。也就是说美式区域研究，尤其中国学研究，不够重视中美沟通研究，它不去研究怎么和中国人建立关系，沟通，交流，和对话，形成一个和谐的关系，而是更多地用政治学的一些理念、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或者是概念进行批判，甚至来中国实验、测验它的理论，不管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
　　我199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其中有一段从传播学视角审视中国学。我认为，中华文明的新闻传播观研究应该是我们传播学对于中国学研究的一个贡献，使中国研究的视角更丰富了，更具有互动性和交互性了。也就是说我试图运用传播的角度，或者是交流的角度，能够把中国传播学、西方的区域研究尤其是美国的区域研究或者中国学研究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因为美式区域研究的目的就是分而治之，仍然延续英国殖民地统治的那种模式。后来因为有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的出现和发展，美国的全球性研究才开始兴起。
　　美国的区域研究虽然传承和发展了英国的全球殖民模式，但是它却是对欧洲汉学模式的逆叛。欧洲的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具有对立关系。汉学研究关注中国古典传统，具有平视和欣赏性等特点，如将中国古代和西方的古希腊时代进行比较。比如说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但是，自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们为了传教来到中国。他们先从学会与中国人沟通开始，最后目的是为了同化中国人。早期的同化，目标就是让中国人都变成基督徒，现在美国的同化，不管通过军事威慑的方式，还是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美国化。

英国的全球殖民模式

　　III．“一带一路”研究与美国区域研究范式的比较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难道也是一种全球化吗？我最近在武汉大学做了一个讲座，专门研究中国文化里面的“通”的概念。我在想习近平为什么那么强调“五通”？其实你仔细一想，不管宣传也好，传播也好，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要达到通畅。我们汉字里有变通，有通化，也有通变，所以我们现在谈的中国的全球化恐怕还是属于变通和通变的一个过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要做什么？就是在中国与世界交往中达到一个互为变通或通变的目的。
　　它和美式全球化有什么不同？美式全球化就是同化，他要把全球变成和美国一样的。因此，这就解释了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什么不高兴。他所代表的心态就是美国在中国过去40年投资那么多，做了那么多努力中国还是没有被同化-美国化，就很失望，现在想办法要孤立中国。有很多人觉得特朗普要孤立美国，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就是想孤立中国，为什么孤立中国？就是美国同化中国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他对同化中国的自由主义战略已经失去了信心。
　　中国要做的是什么？就是通化！所谓通是什么意思？首先要达成相互了解，而且目的不是同化别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强调人类共同的地方，但是同时我们也尊重人类各个群体之间的不同，尊重多元。做到通达是我们第一个目标。第二个是化，化在哪里？就是我们能够克服相互的误解和偏见。这才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特色，我们不是希望将整个世界要变得像中国一样，也不现实。
　　我最近受到一个启发，中国移动有一个电讯服务产品叫做“全球通”，意思是通过电信能够打通世界各地，有点像互联网全球覆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全球通”这个产品名称饱含独特的中国哲学观和世界观。我们现在推进的“一带一路”要达到的目的恰恰是全球通，而不是全球化。这是中美两个模式的本质区别。
　　我们应该把这个区别传播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这样西方人就不会产生中国要去同化别的国家这样大的误解。西方本身对中国持有坚固的偏见。因此，如果我们用西方舶来的概念描绘自己，就会显得挺可怕的。其实这是当代中西方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是在美式全球化势微的背景下开启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关系文化。我们看世界的时候，不是把这个世界看作各个不同的板块，也不把全球看作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把全球看作是互为关系的巨型复杂网络。因此，关系“relationality”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而且还有情感性。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我们的管理模式和领导模式都带有情感在里面。因此，“关系”是什么？其实是情，情理相间，合情合理。为什么不说合理合情呢？因为我们首先承认人是感情动物，合情合理，既合情又合理，但是情是第一的，我们绝对不去玩弄感情。
　　IV．美国区域研究范式对“一带一路”研究有哪些启示？
　　当然，美国的区域研究、全球化研究有些优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一，学科范式。虽然它的目的不变，就是同化，但是它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领袖们基本做到了审时度势，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比如说从国别研究到区域研究，然后从区域研究到跨国的区域研究，到全球化研究，再到全球学研究。我们需要去梳理所有的文献，作彻底的文献综述和批判，整个历程要花大量的时间。据我所知，至今国内没有研究机构对这些学术文献进行综述和批判。北京大学最近成立了一个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但很遗憾的是没有一篇元理论或元方法论文章阐述在当今中国语境下区域研究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这也是我做这个研究的动因之一。
　　第二，不管你做什么研究，把各个不同学科都容纳进来，推动跨学科交流，合作，和融合。我在美国几所大学工作过，被拉入到这几个大学的区域研究的教授团队，里面有历史学、艺术学、音乐学、传播学等学科的教授，我们大概一个学期聚几次，设计全校的区域研究学术活动系列或修改主修次修学位课程体系。也就是说美式区域研究和其他学科融入地非常科学。但是我国的“一带一路”研究和教育还没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把“一带一路”研究科学化，专业化，和学科化。也许我们不应称之为“一带一路”学，应称它为“一带一路”式的，即中国特色的全球学或者是全球化研究，融入到我们的各个学科体系。在“一带一路”深入推进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既有哲学社会人文学科研究和教育应该思考怎么样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怎么样重新设置自己的研究议程，结合当代中国实践，中国“一带一路”的理念，以及中国的世界观和我们未来的目标，打造一个能够满足时代需求，推动世界发展的新型哲学社会人文学科研究和教育体系。
　　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我说了政治和经济时美国区域研究的重点，文化研究看哪个国家了。比如欧洲，欧洲有欧洲文化，欧洲是美国的盟国，文化上有亲缘关系。但是对其他文化关联远的国家，美国对该国文化态度总是打绊子，不愿承认该国文化，因为美国的预设就是要把它的文化传播到他国。
　　区域研究里面，跨国地区研究和发展研究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有发展传播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总之发展的话语体系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美国通过发展研究或者转型研究，慢慢地就把他国同化了，政治上同化，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的慢慢渗透。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把资金要通过贷款的形式给发展中国家，从发展的理念开始，说到底就是把你拉入到它的体系中去。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加入亚投行呢？它觉得加入了以后会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它对中国模式有所批判，认为中国没有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挂钩。中国投入资金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把它的意识形态和接受中国资金的这些机构挂钩。这说到底就是美国用中国的钱来传播和推广美国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中国自己阐述的发展话语体系有另外的意思，我们把我们的价值和外交理念结合起来，所以我们有个说法叫中国模式。我们提中国模式这个说法从很大程度来讲是被迫的。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个过渡，其实属于一个话语体系。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大国，我们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
　　但是话又说回来，过去欧美也都在以慈善家的身份或者口吻来帮助非洲，非洲发展了吗？非洲受益了吗？所以中国在非洲的投入就是美国在非洲实践模式失败的一个比照，中国的成功就显示美国失败了。中国是所有的外来文明在非洲贡献最大的。专门研究非洲的美国教授Deborah Brautigam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学者。她能够看出中国在非洲的发展模式，充分肯定了它的独特的地方，她还是有胆量的。
　　“一带一路”的研究呈现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是中文的政策解读，实地考察的研究非常少。扎实的、系统的、聚焦的、深描的国别研究或区域研究非常少，尤其是用外文发表的就更少了。在国内的“一带一路”研究更多的是重复性的、短期行为的一种研究，或者是报告、政策建言，这些政策建言大多没有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我们国内比较好的研究也翻译成了外文，比如说王义桅的《世界是通的》。
　　海外“一带一路”研究，一方面有占主流的、影响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决策的一些智库学者以己度人的方式，把中国看作是当年的美国，认为“一带一路”是为了征服、剥削和压迫其它国家，或者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误读“一带一路”为替代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战略。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学者站在人类学的视角，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研究“一带一路”。比如说，相当一批西方学者和新型经济体国家的学者是则从“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中国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我把这些学者归属“跨文明沟通学派”。也就是说海外的“一带一路”研究中存在两个学派，一个是冷战学派，另一个是采用文化交流、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视角的沟通学派。海外“一带一路”研究的英文文献都是专著多于学术论文，尤其强调互联互通对世界文明的改善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V．对“一带一路”研究的未来展望
　　最后我想谈一下“一带一路”研究未来应该怎么做？第一，应该从智库走进高校，形成一个学科体系，或被纳入我们已有的学科体系。我们每一个相关学科体系的领军人物或者领军团队，比如说国际关系学、商学、经济学、传播学、新闻学等等，都应重新思考我们从欧美舶来的学科研究和教育架构。比如国际关系学有很多概念和理论都是欧美舶来品，在推进新型全球化，或者新型全球通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的学术研究？首先，我们应该认真研读习近平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和设计我们对人文社科等学科的建构。每一所全国或省属市属重点大学都应该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或者是教师团队，通过国内国际学术平台出品一系列原创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打造一系列教材，更新一系列学科体系，推动“一带一路”相关研究领域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项目的建设，至少最初应该设立一系列次修。比如国际关系学是主修，“一带一路”学是辅修等等。
　　其次，各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不要聚焦于“一带一路”所有的国家或地区。“一带一路”既是全球化层面的，也要强调国别和跨区域。在未来5到10年，这些研究都应该聚焦“通”字，即怎么样做到我国与各个国家或地区有效沟通。比如和印度及欧美的政策沟通障碍尤其严峻。仅仅停留在智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产生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通过一套新型知识体系来使他们能够对“一带一路”产生深入了解。因为智库报告在西方认知里面不是现代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正式发表或出版的理论和研究才属于现代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最近我和英国一家出版社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家出版社不仅向中国销售自己已有的图书产品，它也很注意发掘我国本土学者原创的研究成果，通过它的英文平台正式出版，进入现代全球性知识体系，丰富已有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图书体系。这是个漫长的工作，但是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至少第一步就是我们智库一定要和大学接轨，相互取长补短，这才是重要的。
　　传统意义上的美式全球化采取同化或者类同化的做法，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美国的价值体系不仅仅被建构成普世的，而且也被建构成特殊的。看起来，这套话语体系建构得非常好，但其实这两个方面是非常矛盾的。既然是普世的就应该是平等的，但是，美国又自认为非同一般。这套话语体系任由美国自己建造和传播，容不得批评的声音和新颖的解读，或者更为进步的新型话语体系的诞生及与其进行博弈。
　　中国现在引领全球大多数国家正在共同打造的人类下一个发展阶段是以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五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的。所谓“五通”，学者和智库人士不仅要做政策解读，更要做非常深刻的哲学解读。在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时，我国学者一定要把全球其它国家相关学者都邀请进来，我国现在建有这么多智库，这么多研究中心，很少看有国外学术背景的学者中长期时段的深度参与。当然重阳有一批国外的特约研究员，但是我们的大学更应该如此。
　　在此，我提议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人员可以有三种学者组成：一是以人大相关专家为常设研究员；二是聚集全国的学者；三是为世界各地的有共同兴趣的学者搭建研究交流平台。后两类学者可以前来作短期或中期访问学者。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才有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我们强调共同的境遇，共同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个星球，作为人类我们都有可能被核武器所毁灭，我们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共同对付这些挑战。第二，共同遵守文化多元。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建立在“沟通交流”和尊重多元文明的基础上。但是，我国学者目前为止的理论阐述里却没有这点，这个理论阐述的空白要么会造成别国的不理解，要么产生严重误解，使别国觉得中国挺可怕的。
　　中国“一带一路”研究时长最多五年，而美国的区域研究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我们一定要从长计议。我们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创新。比如说澳大利亚一位学者说西方的国际关系学不讲关系，他的大量文献引用都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就是中国文化里的“关系”是讲关系、讲感情，承认我们相互之间的共生性。学者阎学通提出道义现实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里道义、王道、霸道的概念容纳进来。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提出共生概念，我曾提出“协同式的全球化”理念，当然我最近有所调整，应该是协同式全球通，不一定是全球化，我们最后落点不是化，而是通。
　　这样一来，一旦我们的学科领域产生了接地气的原创概念和理论话语体系并且用中外文在高端国际平台上正式发表或出版，频繁地流通在世界思想和学术市场上，吸引着国际学术界，思想界，主流媒体，和政界商界的高度关注，我们这个学科就会产生立体感和吸引力，就能在世界的中心进行平等和深度学术对话。1961年美国国务院建立东西文化中心，但是让我吃惊的是什么呢？我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这个中心是美国国务院建立的。这是怎么回事？是美国人很会战略传播，它担心，一说是国家建立的中心，别国就不认可了。因此，我们现在很多研究一定要让学术界去做，学术界一定不要显现出政府的影子，只要我们确实让学者们独立地做研究，我相信真正的学者会得出和中国理念相符的研究成果或洞见。
　　（文献参考略）

来源时间：2018/6/27   发布时间：201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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