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际领导权的竞争和共享

作者：贺凯 冯惠云  来源：《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02期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主要是国际威望的竞争，威望是一种不需要使用武力就能让其他国家信服的力量。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威望的树立和提升往往通过促进国际合作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国家之间的相互欺骗，以及合作收益上的差异性两个方面的问题。国际领导权可以分为结构性领导权，组织性（企业家精神）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国际领导权并不是简单的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享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竞争；国际威望；权力分享

　　中美关系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当今国际政治形势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政府在其2017年底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已将中国定位为“改变现状”国家，称今后将通过提升“竞争手段”来对抗来自中国的挑战，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推动美国价值观”。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似乎已经是一个无法避免，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问题。
　　但是，中美之间到底在竞争什么？是国际安全？还是国家权力？还是国际领导权？本文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提出中美之间对国际威望的竞争，今后将会取决于国际领导权的争夺。但由于国际领导权的多样性，我国可以在增强“结构性领导权”的同时，重点提升“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美之间在国际事务中“共享领导权”。
　　国际关系理论和中美战略竞争关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各不相同。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下，国家对安全和权力的追求和竞争是一种常态。比如，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主张安全是一个国家永远追求的目标。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也同意无政府国际体系对国家安全的挑战,但他认为国家会以追求权力为目标，因为只有权力能带来安全。换句话说,在无政府体系下，只有霸权国是绝对安全的。因此，中美之间的竞争，在现实主义学者的眼中，将是对权力和安全的竞争，是一种无法调和的零和游戏。
　　自由主义学者，如欧基汉等，则认为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生存的基础，主张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并促进国际合作。对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自由主义学者虽然也同意“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对国家在安全诉求方面的压力，但更强调两国在经济层面和国际机制上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和国际体系的性质都是观念建构及社会化的产物。温特著名的主张是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眼中恒定不变的“无政府体系”其实是国家之间通过观念建构而形成的。因此观念的改变和社会化的过程是理解国家之间关系，如安全困境或安全竞争的关键。中美之间所谓的竞争，在建构主义学者的眼中，其实是观念上的建构问题。换句话说，只有改变了观念上的竞争模式，才能缓解中美关系上的竞争行为。
　　虽然，如上三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解读各有千秋，但却都有些缺陷。现实主义理论的主张过于“简单粗暴”，无法解释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自由主义理论有些“粉饰太平”国际机制和经济相互依赖无法缓解中美在安全方面的相互提防。建构主义理论本身有着“知其然，却不知所以然”的问题。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观念和社会化的建构的确很重要。但如何改变观念上的竞争，建构主义却没有明确的答案。
　　为此，本文提出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考虑国家外交政策。其主要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国家的政策都是领导人制定的。我们认为关于中美国家之间的问题，其实是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博弈。如果说安全是中美两国领导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这似乎有点小看了中美两国军事核威慑能力。如果说领导人都追求经济利益或权力的最大化，的确有些道理，因为这是人性使然。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追求权力和金钱—这些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人性天生就爱钱和爱权，这是目的，也同时是手段。但是，物质利益往往不是人们追求的全部或者是追求的最高目标。从需求层次的角度来说，在安全、经济方面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寻求尊重和自我实现，以及会产生多种个性化的需求。如马云开始追求艺术、拍电影，潘石屹开始追求摄影，比尔·盖茨开始致力于慈善事业，等等。这些现象可能只是一些特例,但它们说明一个道理：人的追求不仅仅是物质的。同样，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追求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1、国际威望和软实力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吉尔平提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其实是“国际威望”（prestige）。这种国际上的威望就好像是国内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有许多暴发户，虽然很有钱,却不被人们和社会尊重。他们缺乏的就是威望和地位。当然，没有实力，保持威望也会很难。英国有些老牌贵族，由于家道败落，只能靠变卖老祖宗留下的家业维持生活，其威望和地位也很快就会败光。
　　因此，有实力不一定有威望，但没有实力，威望很容易变成昙花一现。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前几年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其一个含义是希望得到和美国相似的威望和地位。对此，美国当然不太情愿，其对“新型大国关系”也不太积极。这其实是两国在国际威望上的竞争。我们认为，今后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焦点是国际威望，军事和经济实力上的较量，其实是获得更多国际威望的一种手段而已。
　　国际威望是什么？这是一种不需要使用武力就能让其他国家信服的力量。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上,国际威望可以说是一种软实力。它不等同于硬实力，即军事和经济实力。如果非要用硬实力来争夺，往往适得其反。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威望又相当于王道，区别于以实力为基础的霸道。一个国家如果以霸道称雄天下，其统治手段是强权打压。反之，王道统治强调的是“以德服人”。
　　过去几年，中国为提升国际威望或者是软实力，投入了不少资源,但效果似乎不是十分明显。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软实力”概念的发明人约瑟夫·奈曾经指出，中国不懂如何获得软实力。其实，没有多少国家真正懂得什么是“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想通过制定所谓的战略和政策，依靠经济和军事手段来增强其“软实力”，往往说明这个国家的“软实力”正在流失。
　　威望和软实力都是建构主义的概念，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物质手段无法获得和增强。威望和软实力都是一种相互主观的概念或者过程（inter-subjective concept/process）。换句话说，威望不是单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它需要对方的认同和接受。在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都是自助的行为体，国际体系又是无政府状态。大家都从骨子里不服对方，这是太正常不过的国际常态了。所以，国际威望是需要其他国家自愿地给予认同、接受并从心里服气，这在国际关系领域，不是轻易能获得的。
　　那么如何能树立威望，让其他国家尊重和服气呢？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吉尔平提出，战争的胜利是一个国家树立威望的必要手段。的确，美国现在的霸权和国际威望，都是其二战胜利的果实。但我们认为，战争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也可以树立威望，但这个国家需要做出其他国家想做却做不了的事情。这样，其他国家才能服气，从而树立起国际威望。那么，什么事情是国际社会上国家间最想，但却是最难的事情呢？那就是国家间的合作。
　　我们认为，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威望的树立和提升往往是通过促进国际合作来实现的。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合作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相互欺骗，二是合作收益上的差异性。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体现的就是国家间合作的艰难。如何解决这个国家间合作的难题，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可以利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来缓解国家间合作中的不信任和收益不均的问题。但是，无论国际机制还是国际组织，都需要有某个国家起到领导作用，这就是国际领导权的重要性。我国想要树立国际威望就要在国际合作中起到领导的作用，通过促进国际合作，解决国际难题，做到其他国家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这样，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信服和尊重。这就是软实力，也就是树立起国际威望的基础。
　　2、中美关系和国际领导权“共享”
　　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国际领导权？如何能得到国际领导权？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奥然·杨提出，国际领导权可以分三种：
　　结构性领导权（structural leadership），组织性（企业家精神）领导权（entre preneurship leadership）和知识性领导权（intellectual leadership）。结构性领导权是实力决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从而决定了结构性领导权。现在学者讨论的实力转移和中美的结构性竞争，大多是指这种结构性领导权。组织性领导权是一种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的体现。所以也叫企业家精神领导权。第三种是知识性领导权。通俗点说,就是出主意、想办法、出点子。
　　要想实现国际合作，至少要具备这三种领导权中的两种。结构性领导有助于缓解相互欺骗和不均衡收益问题，让不同的国家能坐在一起谈。组织领导权是针对解决国家间谈判过程中的讨价还价问题。知识性领导权是负责出主意的，能促进国家之间寻找共同利益。这三种领导权对国际合作都很重要。
　　一战之后，如果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美国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也就具备了结构性领导权。但是，由于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的缺失，美国并没有树立起国际威望和霸权。有些学者认为，美国霸权的缺失，以及国际合作停滞不前，是造成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重要原因。而大萧条直接导致了二战的爆发。这就是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二战后，美国吸取了教训，充分利用其结构性领导权、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构建起了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霸权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重要国际机制和组织，从而树立国际霸权威望。
　　今后，中美之间的威望之争，将表现为国际领导权之间的竞争。结构性领导权不用多说，它由实力对比决定。但美国的经历表明，仅仅靠结构性领导权，不能促进有效的国际合作和树立国际威望。中国在增强实力的同时，也要注意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的方面。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才，是一个国家取得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的关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有一个关键原因是行长金立群和他领导的团队对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的使用。这与他们在亚洲开发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培养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谈判技巧分不开的。
　　不能简单的用零和竞争的逻辑来分析中美之间对国际领导权的竞争。通过对国际领导权的细化分析，我们知道，国际领导权不仅仅是结构性实力所决定的。现在流行“共享经济”。共享经济的逻辑也可以用于中美之间。中美可以通过共享不同形式的国际领导权，以实现国际合作和双方共赢。换句话说，国际威望是可以共享的。当然，这些想法仅仅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实中，中美的战略竞争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受到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所影响。目前，美国实力还强于中国，所以是否分享领导权和国际威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
　　但是，不能总是在中美之间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和应付的地位。我们认为，中国应在逐步提升结构性领导权的同时，着重发展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人帮。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追随，没有一个国家能树立起国际威望。所以，要想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经营中美关系。中国应该积极通过多边主义，促成一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国家间合作，这样，才能让其他国家信服。只有其他国家信服了，美国才能主动承认中国的威望并与中国分享国际领导权。“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目前为止，很多合作似乎主要还是在双边合作的架构中进行，导致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产生质疑。如果，中国能适度提升多边主义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的比重，这将有助于中国树立国际威望。当然，我们只是从学理的角度，分析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具体在外交领域如何操作，还需谨慎分析，大胆尝试。
　　（注释略）

来源时间：2018/5/1   发布时间：201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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