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之后”看美国社会不平等

作者：梅丽莎·科尔尼  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584期7版

　　2014年，法国新锐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将社会不平等问题置入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地位进行研究，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不平等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时隔三年，美国一批经济学家在《皮凯蒂之后:关于经济学和贫富差距的议程》一书中，进一步集中探讨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及其出路，再次掀起学界和媒体的热议。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7年11/12月刊发表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梅丽莎·科尔尼(Melissa S. Kearney)对该书的评论。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基于一种隐含的道德主张，即财富集中超出一定程度，就违背了公正社会所依赖的内在公平感。但仅仅是对财富不均的反感并不能推动政策议程，需要有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收入和财富集中到顶层是有问题的。这种贫富不均是故意操纵的结果还是无意的政策扭曲造成的？贫富差距会阻碍整体的经济增长吗？它是否破坏了广泛的机会和向上的流动性？它是否对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构成了威胁？
　　在《皮凯蒂之后：关于经济学和贫富差距的议程》（After Piketty: The Agenda for Economics and Inequality）一书中，三位中左经济学家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和马歇尔·施泰因博（Marshall Steinbaum）策划了一组文章，对皮凯蒂的作品作了回应，并在回答皮凯蒂提出的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文章把皮凯蒂的论点放到了一个广泛的历史思想背景下，并强调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疏漏。
　　社会顶层为何收入激增
　　在过去40年里，对美国贫富不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底层。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技术、贸易、工会和最低工资的趋势如何影响这些底层美国人的命运。
　　我们不太了解的是高收入人群，主要是处于顶端1.0%、0.1%和0.01%的人收入激增的原因。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最重要的问题是：超级富豪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经济活动给整体经济带来的好处？反映的程度越高，对高收入者提高税收的潜在经济成本就越大。相反，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并不能为整体经济带来多大的好处，比如高频率的股票市场交易，那么更高的税收就会带来更少的经济成本。无论哪种结论，提高顶层群体所得税税率都有充足的理由，如作为一种为公共服务和投资基础设施筹集资金的方式。但如果政策制定者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所涉及的利弊，他们就能对如何“剪富人的羊毛”作出更好的决定。
　　皮凯蒂及其他人发现的一个最有趣的事实是，与20世纪初富人的大量财富往往来自于遗产继承不同，今天超级富豪收入的更大份额是来自于自己赚的钱。在《皮凯蒂之后》一书中，有许多文章提到“超级工资”和“超级经理人”的出现：大公司的高管，主要是金融行业的，享受着非常丰厚的薪酬福利。然而，关于这些高管的收入是否体现了他们的价值，或者巨额薪酬福利是否源于法规、制度和社会规范所定位的博弈过程，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存在分歧。
　　在该书中，经济学家劳拉·泰森(Laura Tyson)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强调了技术发展为那些高技能人才创造了可观的经济回报，同时也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保障。但他们也注意到，市场是不完善的，薪酬组合不完全取决于市场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由品牌市场力量产生的收入主要流向了上层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
　　而在皮凯蒂看来，推动高管薪酬上升的主要因素不是技术或市场，而是日益败坏的社会规范、不当的公司治理和工会力量的下降。虽然泰森和斯宾塞更倾向于研究市场力量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这两种解释都为提高高收入者的边际所得税率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贫富不均冲击社会凝聚力
　　有关贫富不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财富集中是否会对经济增长、共享繁荣和民主制度产生负面影响？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在他为该书撰写的文章中概括了许多可能性，其中一个潜在负面影响是总消费支出的减少。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拥有更低的消费倾向，所以高收入家庭拥有的财富越多，经济上能看到的总支出就越少。另一个潜在问题是，富有的美国人倾向于投票支持降低税收，因此财富集中度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支出减少。不过，赞迪认为收入差距和美国经济总体增长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有证据表明，过大的差距，就像在世界某些地区普遍存在的那样，削弱了经济，”他写道，“但美国的贫富差距似乎还不够严重，不足以对经济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即使高收入者的收入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并且不会阻碍经济增长，今天过度的贫富差距也威胁到了社会的凝聚力。过去我们常常认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必担心贫富不均，相反应该把重点放在减少贫困和扩大经济机会上。但是经过多年研究，不得不开始相信决策者如果不直接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就无法实现这些目标。
　　在当今美国“赢家通吃”的经济中，顶部和底部的差距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它破坏了机会平等的观念。随着不平等程度加剧，社区和体制的崩溃以及社会经济阵营的分裂出现了。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中等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向上的流动性大大降低。美国人称颂“白手起家”的故事，但数据表明，美国社会流动性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低。虽然美国的社会流动还没有完全停滞，但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出现。
　　贫富不均也通过向人们传达对经济以及向上流动前景的消极认识，从而损害美国社会。如果美国人认为这个制度对他们不利，成功遥不可及，那么他们就可能会放弃一直推崇的美国理念。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与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文(Phillip Levine)合作的研究表明，如果年轻人生活在收入差距较高的地方，即使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他们也更可能从高中辍学。这与心理学家的发现一致，证明关于贫富不均的认识会损害人们对社会流动性的期望。
　　政策制定者可用的杠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今美国的不平等可能会落入代际贫困陷阱。这样的影响肯定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皮凯蒂提出，更严重的财富不均将增强对平等主义政策反应的需求。但这也意味着更有钱的富人能更强力地阻止这种变化。除此之外，皮凯蒂对美国或其他地方的不平等政治并没有太多的评论。正如社会政策专家伊丽莎白·雅各布斯（Elisabeth Jacobs）在该书中所指出的，在《21世纪的资本论》中，政治是“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的”，皮凯蒂指出的问题本质上是政治的，但他又很少关注政治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幸的是，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皮凯蒂之后》。该书许多撰稿人都认为，对于极端贫富不均现象，无论采取何种治理政策，富裕的精英们都会竭尽所能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特权。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探索这些潜在可能的政策，也没有思考来自于精英们的明确应对机制。
　　该书也应当从关于最近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讨论中获得反思。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显示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选民们拒绝了英国和美国的精英阶层。即使是在如此令人震惊的结果之后，《皮凯蒂之后》所描述的政治经济模型也往往将财富的集中与精英政治力量的增长，而不是与民粹主义的崛起联系在一起。2016年发生的分水岭性的政治事件对书中的政治经济模型提出了质疑：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精英们都目睹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失败了。
　　当谈到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政策制定者还是有很多可用的杠杆。美国可以有一个更进步的联邦收入税法。税收改革应着眼于扩大税基、堵塞漏洞，消除那些只有私人股权融资者受益的漏洞等。联邦政府将从此类政策中得到额外收入，并把这些收入投入到增强国家经济潜能的项目上，包括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扩大高质量的儿童保育和学前教育项目，以及在帮助经济弱势青年方面增加投入。政府对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的承诺也必须得到实现。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帮助学生培养在竞争激烈、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如果美国想继续保持生机，那么这些投资就是至关重要的。（杨鹏飞 / 编译）

来源时间：2017/11/27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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