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美国人民真的“不行”了吗？

作者：唐昊  来源：腾讯《大家》

　　一、“人民不行”才是历史的常态

　　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8月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陷入历史第二大分裂期”。约85%受访人认为美国比过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认为美国人在最重要的价值观上意见大为分歧;超半数人认为，美国的好日子已是过去时。大选似乎更加剧了这种状况。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者罗伯逊认为，现在国家的分裂状况甚至和19世纪南北战争前差不多。

　　实际上，这样的新闻比总统大选丑闻对美国的政治自信的打击更为强大，因为后者只是说明美国的政治家“不行”，而前者则直接指出美国人民“不行”。

　　不过，说句彻底违背“政治正确”的话，“人民不行”才是历史的常态：从古代雅典城邦投票处死苏格拉底，《圣经新约》中耶稣基督被犹太人出卖而遇难，到《民主的阴暗面》中描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克什米尔、苏丹、索马里、乌干达、叙利亚、乌克兰等地出现的“谋杀性种族清洗”，这些不义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何止千万?不仅如此，人民还可能会选择犯罪嫌疑人来领导他们一起“不行”。

　　这届美国人民不过是在川普和希拉里两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中选择，相比之下，当年的德国人民可是直接选举了希特勒!

　　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国家的学校教给学生和候选人，向选民强调的一种历史观都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但问题是人民什么历史都会创造——包括好的历史和坏的历史、正常的历史和奇葩的历史、温暖的历史和残酷的历史。

　　指责政治精英们败坏了这个国家是容易的，但使得“主权在民”的美国政治走到今天这个充满分裂和分歧的难堪境地，真正原因是什么?强调既成事实的“人民行不行”是没有意义的，分析者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操作层面的“人民为什么行”或“人民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人民越来越不会产生和选择出色的领袖”。

　　二、美国最核心的政治传统并非民主，而是自治

　　最近一段时间，民主的“中产阶级支持论”广为传播。但问题是，靠中产阶级的财富稳定来保持美国的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不得要领的。

　　财富分配和社会经济结构是会随着经济波动而上下起伏的。事实上，美国在建国初期、南北战争、镀金时代、进步主义时期这些民主运动的高峰时期，中产阶级根本就不是社会阶层的主体。

　　建国初期的奴隶制时期就不必说了，即使在百年后的大萧条年代，全美失业率一度达到26%，这种经济形势能够还能维持住多少人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但即使在中产阶级并未站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的时候，美国仍然维持住了自己的民主政体，200多年来连宪法都没有大的变化。说明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也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开端性的、持续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实际上，美国人保护自己政体的方式要比通过经济手段更加直接一些：用小民主支持大民主，用生活中的民主支持政治上的民主。简单点说，就是中国前几年热议的“社会建设”。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仍然适用于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所说的政治逻辑：促成美国民主的因素中，地理环境的因素不如制度，而制度的因素又不如民情重要。而美国最基本的民情就是“社区自治”“结社自由”“新闻自由”这些促成社会资本聚集的政治安排。

　　美国最核心的政治传统并非民主，而是自治。《五月花号公约》就是一群试图脱离英王统治和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相互之间为结成社会，而郑重确定的典型的自治契约。

　　在此之前的詹姆斯敦和之后新英格兰其他殖民地均照此办理，只不过此前真正的北美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宣布效忠英王的统治，不能被视为民主政治而在美国的政治史上不敌“北方话语”罢了。

　　所以，自治的传统既早于民主的传统，也比民主的传统更可称为北美殖民地的“核心价值观”。

　　而在此后的政治实践中，“乡镇自治”是奠定美国的选举制度、国会制度、社区自治、联邦政体的基础。特别是美国的立国，可以被视为许多自治的乡镇为了安全和经济上的原因而联合起来，结成了一个个的殖民州;而13个殖民州为反对英王乔治的打压联合起来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所以，和其他通过征服自上而下建立的国家不同，美国的立国道路是自下而上的，而个人、乡镇、州等地方自治单位在层层向上直到国家授权的过程中自己还保留了大量的权力。

　　所以在19世纪，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最重要的“民情”是乡镇自治。至于其他的“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都关乎个体权利、社群权利。由此建立的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不但决定了美国政体的形态，也决定着美国政治的质量，即“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在国际评价上，其他国家的民众对美国社会的印象也要好于对美国国家的印象;对普通美国人的评价要远高于对美国政府的评价。

　　三、自治传统衰落是对民主的直接打击

　　但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生气勃勃的美国社会开始逐渐衰落，这是比经济危机、政府危机更加严重和根本性的危机信号。

　　毕竟，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在联邦政府几次关门的情况下，在总统一度选不出来的时刻，美国式民主仍然正常运转，未受影响。但自治传统的衰落对民主的打击才是更直接的。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当前美国政府和选举政治质量的下降。

　　在今年的大选中，希拉里和川普与其说在竞争谁更能治理国家，还不如说他们在竞争谁的丑闻比对手少一点。

　　[美]罗伯特·帕特南 著/刘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的罗伯特·帕特南，就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作者，前几年写了一本《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主要内容就是指出美国公民社会正在解体、公众政治参与衰落，社区和群体活动减少，甚至打保龄球这种运动也是一个人去。所以他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

　　这一现象的描述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过去几十年恰恰是社交网络迅猛发展的时期。为什么社交网络的兴起反而带来真实社交的减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帕特南试图解释社会资本衰减趋势的原因：10%归因于时间和财富压力;10%归因于人口流动性及城市无序扩张;25%归因于电子娱乐;50%归因于代际更替，即热心公共事务的一代被他们参与较少的子辈和孙辈们替代了。即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根本在于民情(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的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

　　确实，在美国，社区组织、社团以及社团成员的数量都出现了雪崩式下滑。调查表明，留在、新加入社团的美国公民，活动频度、参与程度、捐款额度相比其上一辈，都有下降。即使在最单纯的体育社团，看竞技体育的人多了，参与者却减少了。而在“粉丝-偶像”的单向联系过程中，普通人之间的友谊更不容易搭建。

　　笔者亦回想起几年前在美国工作时，也经常会被各种社团请去做早餐会演讲。但无论是Rotary club、Lion club这样的全球性社团，还是本地的社区团体，成员的年龄都偏大。在参加本地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社团做早餐分享嘉宾时，我和主办方坐的位

　　置要比其他人高一些，望下一看，真的是白发如雪——彬彬有礼的老年绅士们边用餐边相互交流，年轻人却寥寥无几。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任教的这所有着180多年历史的大学里，每次校友聚会，参加的除了学生，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校友。

　　但比社团成员老化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已经成型的社团组织中，利益集团化和体制化的倾向严重，失去了原先作为社会自治团体的精神。此情景正如爆料民主党丑闻的阿桑奇所言：

　　“智库和政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飞速发展，无论这些组织用的是何种方式或言辞，目的都是依靠代理人来实施政治议程。这些组织中，天真无知却有着良好意图的非营利组织员工被政治资金流弄得晕头转向。他们谴责非西方国家的人权侵犯行为，却对自家阵营的盲区浑然不知。”

　　社群的衰落导致人们在信念上更加软弱、对改变社会更加信心不足，对他人的信任减少，质疑增多。也没有太多手段维护自身利益，遑论决定公共事务。在资本逻辑超越民主逻辑，传统的结社自由也变成利益集团竞争的工具，而新的自治和参与手段阙如的情况下，美国人民确实有可能在观念上趋向分裂，即“成于社会，毁于资本”。

　　需要补充的是，在真实的社会资本急剧缩减的同时，许多新兴的社会资本也在逐渐崛起。在“社会建设”方面，出现了新的社会成员联结方式：小型团体、社会活动与互联网。但问题在于，如果说以往的美国公民社会是“微博模式”，那么现在则是“微信模式”。即虽然表面上的交往在形成，但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虚拟小圈子里，自我认知不断加强。结果是越是进行这种封闭式社交，社会资本反而更少，社会更加分裂、更加难于形成共识。

　　四、真正有力的政治家还没有出现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提出，要想让民主制度实现底层授权并发展包容性政治制度，政府首先需要一定的集权，使得挑战现有机制的社会运动，不会立即造成法律制度的缺失。但如果社会自己有这个社会资本，其实就不需要国家做这个事情。

　　毕竟，完全依赖国家实现民主是有代价的，因为掌握了权力的国家完全可以走相反的路。以军事政变来保障民主和世俗化的土耳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德隆·阿西莫格鲁/李增刚/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所以，与期待国家和政府的作为相反，个体公民的作用才是值得期待的。在民主国家里，作为个体的普通人是无法逃避责任的。英国脱欧是出于人民的直接投票，川普更是为数众多的美国人的选择。

　　目前美国社会的分裂、精英和大众的相互指责、民粹主义的兴起，都表明民主政治的质量在下降。其间中产阶级的缩减是一个原因，社区自治的衰落也可以部分地解释，甚至全球化也会带来资本逻辑突破民主逻辑的后果。但最终我们会发现这是由于民主政治自身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

　　对此，皮埃尔·马南提出了关于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民主何以既是正义的，又倾向于侵蚀公民德性?原因就是民主其实是“空洞的”。民主的教义的几乎全部道德内涵就在于对个体独立或自主的肯定。

　　但问题是权利本身是空洞的，一个人会把什么样的律法加在自己身上，这才是重点。所以“权利”必须与普遍的“德性”相结合。

　　只有这样，个体才能成长为公民，民主才不至于堕落。建立这个普遍的德性的过程是要通过真实的自治和政治参与，才能使得公民得以出现。

　　所以，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希望不在于逆转全球化回到民族国家，不在于国家硬性干预市场分配和抗拒经济规律，而仍然在于真实的社交和公开的政治参与，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以及公民的成长。

　　所以我的预期是，民主保障的“民间自治模式”有可能让位于“社会运动模式”。因为正是在社会运动中，年龄、阶层、性别的界限被打破，真正的参与才会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川普的支持者、桑德斯的支持者们，与其说是在参与总统竞选，不如说是在把传统的选举政治变为一种人民直接提出政治主张的社会运动。

　　在精英乏力、民粹兴起、民主正在变质的年代，真正有力的政治家不但要坚守民主底线，而且要鞭打民主前行。而这样的政治家，很遗憾还未出现在已有的政治舞台之上。

　　目前最接近引领社会运动的民主党政治家是70多岁的桑德斯，其支持者大多是对未来充满关切的年轻人，说明新的公共参与的需求正在形成，而年轻人也正在逐步从小圈子中走出来。但这群着力于改变的新生力量能否转而团结于建制派的希拉里，难度颇大，但其将影响和改变传统的民主党政策则是确定无疑的。

　　2011年在纽约、芝加哥等地，我曾亲眼目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在白天的纽约祖克提公园里，一顶顶帐篷把原来素不相识的人群联结在一起，人们体验到了真正的社交是什么——大家一起抱持着开放的心态来改变世界，而非躲在一个小圈子里拒绝被这个世界改变;在夜晚的芝加哥，游行示威的指挥者举着喇叭高声宣布注意事项，周围是各个年龄层次、各个阶层、各个种族的人在认真地倾听，不时地回应。当时我就站在指挥者的身后——那不过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看起来还不到20岁的女孩。

来源时间：2016/8/13   发布时间：201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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