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情的民主党和愤怒的共和党把美国玩坏了

作者：  来源：PKU法治研究中心

　　导言：当盲目偏执的白人劳工遇上别有用心的煽动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右翼民粹主义憎恨政治与“工人阶级复仇主义”。而这，团结了右派，却撕裂了美国。

　　矫情的民主党和愤怒的共和党把美国玩坏了

　　美国的政治语汇里有两个词十分生动传神，值得玩味：Limousine Liberalism和 Limousine Liberal。大约可翻译成中文“豪车自由主义”与“豪车自由派”。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语境存在很大差异，这里的 “Liberalism” 和“Liberal”与国内公共讨论中常用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派”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在美国的政治语境里，把“豪车”和“自由主义”放一起，就像把“精英”和“革命”放一起一样，是一种“矛盾修辞” (oxymoron)。“豪车自由派”几乎就像一个“政治引火棒”(a political lightning rod)，会激起强烈的情绪反应，进而导致政治的极化。通俗来说就是“招人恨”。而对“豪车自由主义”和“豪车自由派”最常见也最有力的批评，是说他们“虚伪”、“伪善” (Hypocrisy)，是“伪君子” (limousine liberal hypocrite)。

　　比如，这些人一方面坚持每个人都应该上公立学校，另一方面却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再例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没错，就是与小布什打“世纪选战”官司的那位。他那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广为人知，讲述了工业化对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生存的影响，呼吁保护环境，但讽刺的是，他自己却住在高耗能的豪宅里。

　　但，“豪车自由派”真的只是一群伪君子吗?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豪车自由派：一个煽动性形象是如何团结右派，却撕裂美国的》(Limousine Liberal: How an Incendiary Image United the Right and Fractured America)——却认为，指责“豪车自由派”虚伪、伪善当然不无道理，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从题目即可看出，作者的核心论点是，“豪车自由派”是一个带有煽动性的“形象”(an Incendiary Image)，它起到了让右派团结在反对“豪车自由派”与“豪车自由主义”的大旗下，却撕裂了美国的效果。

　　作者史蒂夫·弗雷泽(Steve Fraser)，历史学家、作家、编辑，曾执教于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与纽约大学，还担任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基本图书、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编辑，同时是“美国历史学家协会”(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的“杰出讲座人”(Distinguished Lecturer)。根据该协会的介绍，弗雷泽的作品贯穿着两条主线：劳工史和美国资本主义史。

　　那么，作者究竟有何深意呢?

　　“豪车自由派”的缘起

　　作者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今天的大多数“豪车自由派”都是民主党人，比如希拉里就是典型的豪车自由派伪君子。但这个词一开始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却是指一位共和党人。个中缘由还要从1969年纽约市市长选举开始讲起。

　　那年选举，经过党内的激烈角逐，最终代表两党的分别是民主党候选人马里奥·普洛卡奇诺(Mario Procaccino)与共和党候选人约翰·林赛(John Lindsay)。林赛是当时纽约的在任市长，谋求连任，他担任过代表纽约曼哈顿上东区(Upper East Side)的共和党众议员。这个区权贵和富豪集中，是全美著名的上流社区(silk-stocking district)。不消说，林赛本人自然也出身豪门，是不折不扣的“高富帅”。

　　普洛卡奇诺则出生于意大利，9岁时才移民到美国。为了讥讽林赛，普 洛卡奇诺生造出一个词“limousine liberal”，即“豪车自由派”，意指林赛以及他那些主要来自纽约市外围行政区(outer boroughs)的白人精英伙伴的虚伪作派：他们一方面声称要为穷人的福祉而奋斗，尤其是贫穷的黑人，另一方面又不承担改善穷人的困境带来的成本。

　　这些人住在自己的高档社区里，远离穷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贫穷、犯罪以及日常生活，他们送自己的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资本收益和投资分红，却不管辛辛苦苦挣工资的普通纳税人的收入是增还是降;他们出行都乘坐豪华汽车，而不是拥挤的地铁;他们的思路不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要求别人改变生活方式：别人应该让孩子坐校车去离家很远的学校上学，应该承担起愈益膨胀的福利体系带来的税收负担，应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居住的社区的种族和社会构成被颠倒个底朝天。普洛卡奇诺讥讽道，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self-righteous folk)根本不在意小店员和小业主。

　　林赛及其代表的阶层自然要作出反击。自由派媒体，诸如《纽约邮报》、《纽约客》等等，都竭尽全力嘲讽普洛卡奇诺及其竞选伙伴。结果，不久之前，人们还把那些敢于反抗有钱有势的大亨(fat cats)的下层贫穷白人——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德国裔，甚至犹太裔——誉为“文化英雄”，欣赏他们身上那种“普通人的逍遥自在”(everyman insouciance)气质;但经过这次宣传，同一群人，现在却被渲染成声名狼藉的反动非法分子(reactionary outlaws)，而且穿着举止都十分老土过时，简直成了“下等人”(lesser beings)。作者援引一位学者的观点认为，从此“豪车自由主义”就“固化成特权阶级的正统思想了”。

　　在作者看来，“豪车自由派”和“豪车自由主义”的名声促进了自由主义的衰落，并且使自由主义至今都蒙上它的阴影。不止如此，林赛1969年的胜选也是唤醒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的号角。

　　右翼民粹主义

　　虽然林赛出身优越，但他改善穷人境遇的想法，无论是否真心，毕竟没错。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人民”本身并不是均质的，“人民”经常是由各种自身特质与利益诉求都差异甚大的群体组成的;你的改革如果只让其中一部分“人民”得利，却让另一部分“人民”受损，那么必然会引起后者的不满。林赛的改革，似乎就出了这个问题。

　　尽管林赛是个共和党人，但他对民主党的黑人选民和波多黎各社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公开表达自己对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activism)的支持。当选之后，他有意绕开既有的黑人政治建制(the black political establishment)，而直接提拔那些街头运动分子进入自己的施政班子。他积极倡导不少富有争议的改革，有时甚至会因此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比如民事警察审查委员会、低收入者分散住宅计划、学校分散计划、社区管控以及纽约版的“费城计划”，后者的目的是迫使建筑业工会向少数族裔工人敞开大门。

　　显然，这些面向非白人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挤占了白人劳工群体的机会和资源，势必引起他们的怨恨情绪。别忘了，普洛卡奇诺就是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移民，而林赛则是上层WASP，即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因而，在普洛卡奇诺眼里，林赛不过是个试图用牺牲辛勤工作的白人劳动者利益的办法，来改善其他穷人，尤其是贫穷黑人的搅局者。

　　白人劳工，听见这个词你会联想到谁?

　　极度的漠视通常会导致极度的愤怒。利益诉求长期遭到漠视的白人劳工群体自然积攒了大量的怨气，要发出自己的“吼声”，于是他们选择了川普。但白人劳工的呼声，又被批评为把自己的不利处境归咎于比自己社会地位更低的人，比如黑人和非法移民。换句话说，是在推卸责任、找替罪羊。因而，白人劳工及其政治代表或曰“喉舌”又被贴上了“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的标签。

　　憎恨的政治

　　在弗雷泽看来，在“豪车自由派”这个语词诞生之前，对它指称的那种人的厌恶情绪事实上早就存在了。换句话说，观念(concept)先于语词(epithet)。

　　根据弗雷泽的论述，对出身高贵的改革者的不信任与怀疑至少可以追溯到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当时，“应当由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执掌一个积极能动的政府”的观念开始流行。也是自那时起，这种不太“接地气”的精英式人物一直遭到花式调侃。由此，作者回顾了从休伊·朗(Huey Long)和查尔斯·考夫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到今天的茶党等右翼民粹主义者。

　　作者认为，美国历史充满了右翼民粹主义者对上流自由派的嘲弄和攻讦。在一些煽动家的蛊惑下，人们给这些自由派取了形形色色的外号来讽刺他们，力图搅起对他们的憎恨情绪，例如“只会空谈的温和激进派”(parlor pinks)、“开奔驰的马克思主义者”(Mercedes Marxists)、“穿条纹裤的家伙”(men in striped pants)、“翘着小拇指喝马丁尼”的娘炮等等。右翼民粹主义者之所以讨厌自由派，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虚伪和伪善，更是由于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盲目自信。

　　结果，对“豪车自由派”的攻讦助长了美国公共领域里对过去75年来大多数重大改革的憎恨情绪，包括民权运动、女性解放运动以及福利国家。

　　因而，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本书的主题并不是批判“豪车自由派”的虚伪与“豪车自由主义”思想的缺陷，也不是分析哪一个具体的“豪车自由主义者”。作者更关心的实际上是，“豪车自由主义”的标签是如何被煽动家们当作煽动右翼民粹主义者羞辱、诋毁、嘲讽自由派的稻草人的。在作者看来，前文提到的查尔斯·考夫林神父和今天的唐纳德·特朗普都是此类煽动家。

　　从行文的语气看，你大概已经嗅到了作者对其笔下的“煽动家”(demagogue)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否定意味。显然，作者并不认为光靠嘲讽这些煽动家和盲目的民粹主义者就能解决问题。关键是，处境不利的白人劳工阶层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首先必须从理智上认清自己贫困的根源以及到底是谁在压迫他们。但是，结合当下的美国政治来看，川普的支持者之所以选择川普，恰恰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真理在握，而川普只是那个最接近自己想法的人。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对“豪车自由派”的妖魔化、污名化史，表明有些美国人总是顽固地支持那些煽动家。这些人同他们选择的政客一样，毋宁说中了“盲目偏执”(bigotry)的邪。

　　而这背后，实际上是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把一切问题的根源以及自己的责任归咎于一个由一些社会地位显赫的人(豪车自由派)与那些一无所有者(黑人与其他非白人少数族裔、非法移民)的怪异联盟。

　　当然，作者并非那种高高在上、对劳苦大众毫无同情心的“精英”。有论者评论道，就像大多数左翼分子一样，弗雷泽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批评富人、同情穷人。弗雷泽认为，对“豪车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是迷思，确实存在那种虚伪的“豪车自由派”，因此他能理解工人阶级的焦虑：人生已经如此艰难，贬低、嘲笑一下那些高高在上的富豪，何尝不是情绪上的宣泄与心理上的补偿呢?哪怕只是一种程式化的姿态。

　　然而，同情归同情。当盲目偏执的白人劳工遇上别有用心的煽动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右翼民粹主义憎恨政治与“工人阶级复仇主义”(working-class revanchism)。而这，在作者看来，正如其书名所说，团结了右派，却撕裂了美国。

来源时间：2016/6/13   发布时间：201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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