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特朗普现象观察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唐纳德·特朗普去年11月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中保持领先已经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恐荒。共和党体制担心他无法战胜可能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但某些观察家则担心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的未来。有些人甚至将特朗普视为潜在的墨索里尼式的人物。但无论有什么问题，今天的美国都不是1922年的意大利。宪法制度的牵制和平衡，加之公正的法律制度，应该完全可以制约这位真人秀表演者。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会否践行他的诺言，而在于他力求入主白宫时抛出言论所造成的损伤。

　　评判领袖的标准不仅在于其决策的有效性，还在于他们能否创造内涵并将其传授给追随者。多数领袖通过迎合所在团体现有身份认知和一致看法来获取支持，但伟大领袖则会教育追随者认识他们所处群体以外的世界。德国曾经在70年内三次入侵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领导人让·莫内认定对战败的德国施以报复将再次酿成悲剧；相反，他制定了一项后来逐步演化为欧盟的体制计划，这让人们很难想象会再次爆发这样的战争。

　　再以伟大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为例：曼德拉可以轻易选择限定其所在机构服务南非白人，并为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隔离屈辱及其自身遭受的监禁寻求报复；相反，他不知疲倦地通过语言和实际行动来吸引不同身份的追随者。作为某种著名的、颇具象征意义的姿态，他身着南非羚羊队的球衣出席一场橄榄球比赛。这支球队此前曾是南非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曼德拉扩大追随者阵营的努力，与邻国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所采取的狭隘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曼德拉不同，穆加贝利用殖民时代积累的怨愤来博取支持，现在则完全依靠武力来进行执政。

　　今天的美国，虽然经济仍在增长且失业率处于4.9%的低位，但很多人仍然感觉自己无法享受国家的繁荣，将过去几十年不平等的扩大归咎于外国人而非技术。此背景下，组织一股反对移民和全球化的势力可谓举手之劳。除经济民粹主义外，即使其他一些问题早已不是新鲜事，但绝大部分民众仍然感受到与种族、文化和族裔相关的变革的威胁。

　　下一任总统必须教育美国人如何面对他们视为威胁的全球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身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群体概念，因为很少有人曾经体验过其他类型的文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人们愿意为之牺牲的想象共同体，而多数领导人也认为他们主要的义务是面对国民。这种状况无法避免，但在全球化世界中这却远远不是全部。

　　在全球化世界中，很多人同属于人们想象中的共同体——包括地方、区域、国家、世界。上述共同体多以互联网和低成本流动作为支撑，被国境线隔断的离散人群现在建立了联系。比如，不仅律师这样的职业群体则奉行跨国标准，从环保主义者到恐怖分子的活动人士团体也跨越国界建立了联系，主权逐渐失去曾经的绝对性。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他为未能充分应对1994年卢旺达爆发的种族灭绝危机而感到遗憾，尽管应该遗憾的人还有很多。因为即使克林顿试图派遣美军，他也将会遭遇国会的顽强抵抗。今天的优秀领导人往往在世界主义和更传统的选民义务中陷入两难——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勇敢应对去年夏天难民危机时所表现的那样。

　　在以国家社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世界里，纯粹的国际化理想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在普遍抵制接收移民的浪潮中就可以亲眼见证。由领导人提出全球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并不可信，但提出进一步减少贫困疾病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却可以教育他们的追随者。口头承诺也同样重要。正如哲学家科瓦姆·安东尼·阿皮亚（KwameAnthony Appiah）指出：“汝不可杀人是绝对的，对父母的尊重却有不同的程度。”世界主义和偏狭主义的对决也是这样。

　　随着世界亲眼见证美国总统候选人纠结于保护主义、移民问题、全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国际合作等问题，我们应该问问他们要迎合美国身份的哪个方面，以及是否把更广泛的含义传递给其追随者。他们是否尽力拓展美国人的身份意识，抑或只是迎合他们最狭隘的利益？即使特朗普当选总统，其禁止穆斯林入境和要求墨西哥出钱修围墙阻止移民的提案也不太可能通过宪法或政治审核。但话又说回来，他的很多提案不过是为唤起部分人孤立民粹主义情绪提出的口号，而不是可以真正落实到位的政策。

　　鉴于缺乏稳固的思想内核且宣扬“交易文化”，尽管特朗普十分自恋，且事实可能证明他能够成为一名务实的总统，但优秀领导人可以帮助界定我们是怎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已经失败了。

　　（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著有《美国世纪结束了吗？》，曾任希拉里·克林顿顾问职务）

来源时间：2016/4/18   发布时间：2016/4/16

旧文章ID：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