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大选看中美关系

  

   随着预选日前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美国2016年总统选战序幕已经拉开。中美战略关系正经历重大而复杂的变化，而这场大选没有现任总统或其班子成员寻求连任或参选，因此，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如何，令人关切。
   奥巴马总统任上八年，是世界格局和中美关系风云激荡的八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的弊端尽显，中美互为因果的贸易失衡关系难以为继，由此酿出重重矛盾。危机后，中国在全球经济重要性相对上升，寻求在国际舞台更大的发言权，包括参与G20等全球治理机制、推动IMF改革、建立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加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美方看来，这些举措挑战了其在全球经济事务上的传统主导权。中国扩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力，也让个别邻国产生了疑惧。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一度力推“重返亚洲”策略，以图夯实美国在亚太经济与政治事务中的领导力，却因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恶化和“伊斯兰国”的兴起而力不从心。因此，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国内多受诟病，对于更为进取的外交政策呼声强烈。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胜选，都可以预期，美国对华政策将有显著调整。

　同时，美国民众过去几年来对中国印象整体却有所恶化。据皮尤全球研究中心2015年9月公布的一项报告，2013年以来，美国民众中对中国持有偏负面印象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比对中国抱有正面印象的比例竟高出15到20个百分点。这逆转了2012年之前几年美国民众对中国总体更抱好感的情况。

　这些因素自然反映到美国两党参选人的竞选话语中去。当前，预选辩论焦点仍以国内事务为主，但是，各位候选人都已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中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就业转移，是横贯左右的一致关切，从关注劳工权益和社会公平的民主党左翼参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到依靠煽动排外情绪获取人气的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无不把这类问题挂在嘴边。不止于此，南海问题、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也频繁出现在参选人关于中国的评论中。众所周知，两党中，共和党更具现实主义思维，也更强调从军事层面制衡中国。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对中国批评最为激烈，主张最为强硬。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参选人就一定要与中国为敌。实际上，两党政客都承认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民主党人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协力，重视中美经贸关系；共和党人也看到，要解决朝核等全球安全问题，中国不可或缺。在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下，管控矛盾、寻求共赢仍是主流。美国政治的多元和制衡特征决定了，极端的政策主张难以占上风；意识形态导向再强烈的领导人，也须在现实的多重博弈中找到理性落脚点。政客们在竞选阶段为吸引一部分选民而不无夸张的主张，进入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阶段，必然要受到多元利益的约束，趋向缓和。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演化，特别是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塑造世界秩序，中美关系必将进一步复杂化。经济上，两国还将相互渗透依赖，同时面临永恒的利益竞争；政治上，两国体制的反差日益凸显，对话的机会增多但沟通的难度却在加大。中美和平共处，需经过双方努力方可达致。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显然是意识到了这种复杂性的挑战。其要义是管控分歧、防止战略误判。不过，要真正避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能仅仅依靠两国领导人的承诺和意愿，更要正视两国结构性矛盾在各自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并加以妥善应对。

　格外需要警惕的，是被猜忌与怨恨所绑架的民族主义情绪。毋庸讳言，民族主义抬头，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这恰恰是全球化深化后经济社会矛盾积聚的表现。即便在深深受益于全球化的美国，就业流失、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愤懑不断郁积，在此次大选中便被特朗普等“另类”政客所发掘，发出贸易保护、拒斥移民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在中国，民族主义则与不断被强化的屈辱历史记忆、“冷战”斗争经历相交织，被30多年艰苦生聚的国力相催化，形成一股日益难以掌控的能量。负面情绪需要充分的公共空间来表达和释放，否则，它便可能如洪峰激流通过狭窄河道，随时可能迎头相撞。

　37年前的春节，邓小平访美，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长期有利的外部环境。如今，中国面临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等重重挑战，同样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透过此次美国大选，中国方面可真切感知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影响”，知己知彼，寻求理性应对之策。
（本文为2016年2月15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6期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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