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 1949 年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和应对

作者：李振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3期

　　摘要：1944年到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与关国进行半官方交往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关国对华政策的认知和应对，大致可分为“放手合作’、“中立’、“准备斗一争”三个阶段。关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至党的七大，毛泽东提出“放手与关军合作”的方针，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关军进行合作;党的七大到内战爆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采取“中立关国”的策略，利用关国的调停政策，寻求建立联合政府，并希望关国不插手中国内战;内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对关国“丢掉幻想，准备斗一争”，中共中央停}卜与关国的外交联络。中国共产党与关国半官方交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今的中国外交提供了有益借鉴。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关键时期。从1944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随着美国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之间有

　　了接触的契机。1944年7月，美国首批官方代表一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半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军事合作的开始。同年8月巧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修改审定题为妞欠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1949年8月5日，美国发布“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在中国的失败作辩解。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又在《人民日报》撰写评论《别了，司徒雷登》，这标志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4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半官方交往的最终结束，从此正式关上了一度向美国敞开的大门。在一定程度上，从“欢迎”到“别了”，文本的态度表达正好折射出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认知和应对的历史轨迹。具体而言，大致可划分为放手合作、中立、准备斗争三个阶段。

　　一、美军观察组来访至党的七大：诚恳欢迎放手合作

　　1941年底，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首先打败德国的全面战略中实现日本的无条件投降”①。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和地理上的战略地位，美国采取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给国民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并派军事人员来华帮助提升中国军队战斗力。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标志着双方半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军事合作的开始。对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第一次握手，毛泽东是高度重视、积极欢迎的。1944年8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向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最亲密的战友”致以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美军观察组的来访看作是“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的开始①，希望藉此建立与美军的军事和情报合作，并争取在这种最初形式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全面合作的关系，以达到美国承认并援助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进而使我们党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

　　与观察组成员的友好相处，让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更大的信心，他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并强调“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②。同一时期的中央文件也提出要把争取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任务作为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

　　目标是行动的指南。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等为美军积极收集日本海军的相关情报，沿海根据地军民也在为迎接美军登陆做准备。同时，毛泽东在给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的指示中强调，应主张按照抗战成绩为标准，力争盟国援华物资公平合理分配③。有关政府改组的政治诉求，中共中央要求驻重庆的中共代表积极与美英大使及各民主党派进行接触和磋商，寻求支持。

　　在与美国观察组成员直接接触的层面，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应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进行了实质性接触和初步的军事情报合作后，美军观察组成员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并积极向美国政府建言，要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把对华援助分配给中共军队。即使没能获取援助，以抗战大局为重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很长时间内，还是向美方表达着保持与美国积极合作的态度。1945年4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谈话中表示，不管能否得到美国的一枪一弹，对美政策“现在是，将来仍旧是寻求美国友好地支持中国实现民主和合作抗日”④。

　　对“放手合作”方针的实质性动摇，始于赫尔利调处的失败。1944年11月，毛泽东利用赫尔利来华调解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的时机，希望通过赫尔利来推动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政府。同年11月7日，作为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飞抵延安，与中共进行谈判，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对美谈判⑤。此次谈判，历时三天四轮，双方于194411月10日签订了一项以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为中心内容的“五条协议”。赫尔利认为这一协议是按照美国民主政治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既调处了国共矛盾，又保住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其结果与美国的期望相符，是一个三赢的方案。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他写道：“五条协议”中“几乎所有的原则都是我们的”⑥;在与戴维斯谈话时，他甚至表示，如果国共谈判失败，责任将在国民党方面⑦。毛泽东和我们党对“五条协议”的签订也比较满意，认为协议的精神和方向，符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所追求的目的。为此，毛泽东还根据赫尔利的建议，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表达对其“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的感谢⑧。

　　在政治世界里，事件的走向往往因为一个选择而发生变化。当这份美国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都感到满意的协议摆在蒋介石面前时，他断然加以拒绝，并提出了旨在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三点反建议”：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对此，中共是无法接受的。毛泽东曾一针见血指出“三点反建议”的实质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⑨。我们党坚持“五点协议”，而蒋介石坚持反共的立场，并在19453月1日发表公开讲话，宣布将于11月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以对抗我们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的反动行为，使毛泽东认识到，目前能逼迫蒋介石作实质性让步的条件“根本谈不到成熟”①。赫尔利一度试图用美国的军事援助来换取中国共产党的妥协，遭到了党的果断拒绝。赫尔利调处的失败，宣告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所进行的谈判的终结，也使毛泽东感到“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对华政策依旧是暖昧不明的”②。

　　对赫尔利调处的失望，使毛泽东一度倾向于认为有必要绕开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联系。事与愿违，在抗战胜利前夕，罗斯福总统去世，杜鲁门总统上台，加上谢伟思等6名主张对中共友好的美国人士以所谓的通共间谍罪遭到逮捕和审讯等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进一步的质疑。最终“放手合作”方针停止，并在中共七大前后得到了最终确立。

　　二、党的七大至内战爆发：中立美国两手准备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希望中国在战后成为一个稳定的大国，协助其维持远东地区的秩序。尽管在战时，美国己经判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堕落腐败、失去民心，需要通过有效改革，建立一个“新尘，、‘进步”的中国政府。否则，国民党必将在与力量己经强大的中共的斗争中落败。然而，美国“既不能说服蒋为其政权的生存而进行必要的改革，也不能促使产生新的政治力量以取代蒋”③，只好维持“援助国民政府”的对华政策。而美国援助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使国民党过度迷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从而不顾美国的屡次警告，选择用武力来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力。

　　在抗战胜利前夕，党的七大和国民党六大几乎同时召凡‘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④。在七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具体纲领⑤。中国共产党选择“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与国民党六大“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的主张⑥，形成了显著的对比。会议期间，毛泽东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来，对美国再次以“帝国主义”相称，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做出“扶蒋反共”的新概括，加以公开批评，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⑦

　　党的七大前后，标志着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视为是中共对美合作态度从“放手合作”到“中立”的分水岭。

　　党的七大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调整战略部署，对此前积极进行的与美军合作问题开始采取“审慎”态度，并逐步限制美军在中共控制地区的活动。中央军委通知各解放区，为了防止美军利用与各抗日根据地间己经建立的联系进行破坏活动，不再准许美军在各解放区建立通讯机构，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对于擅自空降到解放区的美军人员，应解除其武装，不准其通讯和监视其行动⑧。

　　尽管对与美国的合作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一度希望能够借助美国的调停，避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1945年8月，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在重庆谈判期间，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共政治主张的支持，实现国共谈判的目标，毛泽东在重庆除了和国民政府官员频繁会谈外，还和众多美国人士和在华团体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见，力求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力。

　　在国共谈判期间，美国帮助国民党往华北和东北运兵，协助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中立美国”的对美斗争新策略，做好“和”、“战”两手准备，希望通过中立美国，促其赞成联合政府的建立，而一旦将来国共内战，希望美国可以在内战中采取“不插手”政策“中立美国”的政策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1945年11月28日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该指示指出，“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一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在指示中，中共中央同时强调，“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即是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国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①。

　　在确立“中立美国”政策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努力配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活动，从停战协定的签订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在很多问题上都曾做出让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1946年初，国共两党在停战和整军谈判中达成过初步协议，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曙光。后来，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向东北持续增兵并进攻中共部队，导致冲突，而东北问题使得和平的曙光最终幻灭。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原人民解放军奋起抵抗，英勇突围，解放战争由此开始。同年7月，内战全面爆发。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调停失败。此后，由于国共两党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猜疑和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双方走向和谈的希望己经是非常渺茫了。即便仍有断断续续的谈判，也只不过是暂时的体战。

　　政治解决的流产，停战的土崩瓦解，局部战斗发展成全国规模的内战，加上美国放弃调停国共矛盾的努力，在对华援助、运兵等方面客观上站到了国民党一边，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由“友谊”转变为“直截了当的敌意”②。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在一面“调处”、一面“援蒋”，名曰“调处”，实则“援蒋”，使中国一步步走向了内战的深渊③。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它帮助中国人民，只希望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即是说，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一个从工农到蒋介石都有代表权的联合政底”“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特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④。

　　三、内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内战爆发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欧洲，对华政策实质上是从逐步脱身直至放弃中国，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则有些摇摆不定。美国从1947年初开始采用局部撤出方案;到1947年10月却采取有限援助的政策;;1948年4月又出台了援华法令。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内部重新审查对华政策，最终采纳了“尘埃落定”政策，希望能够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⑤，实际上，是对即将建立起来的党的政权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但美国始终给予国民党政府以经济援助。

　　内战爆发后，尽管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直接外交联络停止了，但是在战争过程中，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关注和分析，以此筹划和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解放战争。

　　1946年七七宣言的发表，可以视为这一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战略正式开始的节点。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的宣言，开始公开抨击“美国反动派”，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并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陆海空军⑥。七七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希望彻底放弃。自此，我们党对美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随之，毛泽东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应对方面，做了大量的带有预见性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根据战争进程的需要，及时将“美国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的认知判断，形成指示，进行宣贯，坚定全党全军的革命信念，推动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打倒‘美蒋反动派”，消除内战初期人们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心理，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全面分析战后世界形势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中间地带”及“两大阵营”的理论，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随着国共双方斗争势态在1947年下半年发生逆转，党内有人担心，美军出兵干涉的潜在威肋、会变成现实。对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进行过多次分析。在1947年底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①。到了1948年，毛泽东明确指出，美国一旦发动侵华战争，必将遭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美国并没有做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而且美国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己经矛盾重重，在是否援蒋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由此，毛泽东判定美国出动军队对华发动大规模战争根本不可能。认为我们斗争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小，明确提出美国人并不可怕”的论断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下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党的胜利己成定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筹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准备“另起炉烂，、“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希望获得世界各国对新中国的承认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二次握手的时机，只是，时机稍纵即逝，历史性的握手并没有实现。在国民党即将失败的前夕，美国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要求再次调停的请求，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图与中共重新建立起联系，以探求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当司氏请求批准其去北平与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举行会谈的时候，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尝试。随后，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中共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指出“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④。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边。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华返美。5日，美国发布“中美关系白皮书”，为在中国的失败作辩解。白皮书一经公布，立刻遭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驳斥。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评论，5篇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将1946年以来美国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历史总结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⑤。同年8月18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评论《别了，司徒雷登》，将司氏离华视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明确指出“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己经破产了”。

　　从“欢迎”到“别了”，也标志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4年到1949年之间这一时期中共与美国之间半官方交往的最终结束。从此，中美两国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隔绝和对抗。

　　四、结语

　　回眸历史，1944年到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与美国进行半官方交往的过程中，坚持务实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不断地修正认知，适时采取了“放手合作，、“中立，、“准备斗争”的应对策略，坚定维护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一度取得中美军事和政治合作的良好效果，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由于美国在战时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外交接触，更多地是为了借助中国共产党力量进行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军伤亡，而在中国战场地位下降后，美国事实上在国共之争中，选择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次次对美国的失望之后，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出于推进中国革命的需要，最终选择了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关上了一度向美国敞开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转向“援蒋反共”，最终造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半官方交往从“欢迎”到“别了”的结局。

　　中国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认知和应对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整体正确性和实效性。在交往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对世情时局的有效预见、应对策略的灵活运用等外交方面的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总结的。

来源时间：2015/11/4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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