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麦甘：美国智库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作者：詹姆斯·麦甘  来源：9月22日FT中文网

　　智库是思想和创新的催化剂，所以对于一个像中国一样在经济上飞速发展并在国际上不断崭露头角的国家来说，求助于这些机构以帮助制订它的国际和国内政策并不令人惊讶。具体地来说，智库和身在其中的学者们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经济、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国际政策和重大战略和安全问题领域。

　　从2013年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不同场合中强调了建立新型中国智库的重要性，以便能够推动政策磋商制度化、提高中国软实力并实现中国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实际上，自从习近平当选以来，提及智库的次数比其他组织都要多。除此之外，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第十三个五年计划(2016-2020)中也强调了中国智库在扩展中国国际视野和优化战略规划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人们期望新一代的中国智库能够与世界顶尖的智库竞争并且努力赶上美国与欧洲顶尖机构取得的成就，例如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Institute)、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查塔姆研究所(theChathamHouse)和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FrenchInstitut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国智库仍然大大受限，且在国际和国内都缺乏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了消除这些障碍，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中国应该考虑向已经成功取得国际影响力的海外顶尖智库学习。

　　笔者无意将美国的模式作为智库的完美模型，而是希望介绍那些帮助美国模式成功地在世界获得瞩目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模式允许它们在以下三个方面充分发展：在不断提升的组织多样性方面的专业化更强，透明度更高，以及在资金及研究上的影响力和显著的独立性。研究美国智库环境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智库实验室，她为智库创新、品牌建设、产品发展、市场策略和发布方式提供了平台。这些独特且多样的策略使美国智库得以获得并保持更大的资金自主性、透明度以及在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影响力。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许多智库也都做了好的榜样，每年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http://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8&context=think_tank)(GlobalGoToThinkTanksIndex)就试图找出这些世界上最优秀的智库，比如，巴西的瓦加斯基金会(FGV)，印度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HinduCenterforPoliticsandPublicPolicy)，韩国的韩国发展研究所(KoreanDevelopmentInstitute)以及亚洲研究所(AsianInstitute)，以及德国的阿登纳基金会(KAS)都是全球智库里的优秀范例。这些智库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系统里蓬勃发展。中国智库可以向这些创新型智库学习，也可以向美国智库学习，以完善自我的发展。中国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起全球闻名的智库。为了评估哪些方面可以为中国智库所用，中国必须关注其他国家智库成功的例子，在实现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分析和组织机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全球智库最好的特质融合进来。

　　毋庸置疑，中美两国的智库模式有诸多不同，因此，两国智库的发展前景也会有本质的区别。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的智库群体比中国的智库更加多元。除此之外，美国以及西方的智库特别强调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它们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和来源广泛的资金支持，这些都有助于催生所谓的“独立的政策研究”。正因为智库高度的自主权，它们能够催化各种学派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论述的竞争，并在重要的政策问题上帮助引导精英和大众的观点。

　　但是，在中国，许多智库都几乎完全隶属于政府，接受诸如国务院部委等政府部门的资助，在政府的行政等级制度下运行。虽然这些政府下属的智库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有一批新型智库正在崛起，它们追求资金和学术上的独立，更注重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会有更多富有的人资助中国的智库，给他们更多的研究和资金的自主权。

　　下表总结了中美智库之间的主要区别：

　　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同，中国智库可以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向美国的智库学习，包括为政策创新提供一个有活力的实验室，有策略性地利用媒体的力量，以及确保资金来源地多样性。戴安·斯通(DianeStone)的《CapturingthePoliticalImagination:ThinkTanksandthePolicyProcess(捕捉政治的想像力：智库和公共政策)》和笔者的《TheStrategyandStructureofthePublicPolicyResearchIndustryintheUS(美国公共政策研究产业的策略和结构)》都探索了智库共同的趋势，重视市场营销和推广，以应对资金来源、媒体曝光度以及政治影响力等方面与日剧增的竞争。这就是说，有质量的研究已经不再是决定一个智库形象以及他们是否能够走向全球化的唯一因素了。

　　智库必须积极提高自己的曝光率，以便建立一个公众形象，从而更好地吸引决策制定者、外国公众以及捐助者的注意，这是美国智库尤其擅长的领域。比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简称CSIS)，有策略地利用了苹果(Apple)产品崛起的趋势，成为了第一个通过iTunes播客(Podcast)来发布讲座以及讨论的智库。事实证明，对科技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投资，对于宣传一个智库的品牌和名字是十分关键的。美国模式已经显示，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运用可以突破传统社交的限制。如果中国的智库要变成世界上出色的智库，则需要发展他们的沟通策略以及提高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度。这样他们就更能够有效地传达他们的主张，并且将他们的研究推广给更多人。而智库交流的国际价值是由研究和政策建议的质量、相关性和可信度来决定的。因此，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智库在国内和国际上崛起的关键。

　　在成为国际卓越智库方面，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非常依赖于他们提出高质量的政策建议的能力，这些政策建议应该是“以正确的形式、在正确的时间和在正确的人的手中”(麦甘，2009)的建议。独立智库和政府下属的智库的定位都应该要最大化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而要实现这个定位，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招募知名学者和管理人员，对创新给予回报和鼓励，支持世界上各个智库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以及让中国智库“千家争鸣”。

　　作者：詹姆斯·麦甘(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教授)

来源时间：2015/9/25   发布时间：2015/9/22

旧文章ID：6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