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为何这么多国家领导人喜欢咨询基辛格

作者：尼尔·弗格森  来源：《外交事务》2015年9月/10月号

　　基辛格的意义

　　——对一个现实主义者的重新思考

　　尼尔·弗格森/著洪姆/译

　　为什么这么多的世界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不停地找在将近四十年前就辞去美国国务卿职位的亨利·基辛格咨询问题，此间的理由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基辛格长寿。在这方面，巴拉克·奥巴马是不同寻常的。他是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起，第一个不寻求基辛格建议的美国总统。周期性地，评论者们总会敦促奥巴马变得更“基辛格”一些。其他人则论证说，他在实践上是基辛格那样的人，尽管在修辞上不是。但具体说来，基辛格这个术语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常规的回答把基辛格等同于现实主义，一种以从严酷的国家自利的角度来冷静地评估外交政策为特征的哲学，或者，用记者安东尼·刘易斯的话来说，现实主义是“以牺牲人性为代价，对秩序和权力的痴迷”。早在1983年，基辛格之前在哈佛的同事斯坦利·霍夫曼就把基辛格描绘成一个“信奉国家的保全……需要以牺牲内外对手为代价的无情与欺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许多作家也单纯地认定，基辛格是根据他可猜测的英雄，即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以及普鲁士领袖俾斯麦——古典欧洲的现实政治的旗手——来塑造自己的。

　　然而，国际关系学者汉斯·摩根索(他是一名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却对基辛格有过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描述，认为他，和奥德修斯一样，是“多面的”。比如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当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南越政府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基辛格起初是相信，南越的自决权是值得美国以生命的代价来维护的。而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则极不同意。

　　“对于基辛格本人的智识能力，研究还不够。”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基辛格确实写过梅特涅和俾斯麦。但只有没读过(或有意误读)他写的东西的人才会严肃地论证说，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复制他们的外交政策进路了。基辛格远非一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自从业之始就是一名理想主义者(注：注意这个词在哲学语境下也指唯心主义者、观念论者，这里我统译为理想主义者，下不赘述)——至少在这个词的三个意义上说。

　　首先，即便基辛格绝非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试图通过国际法和集体安全来维护世界和平)那一脉传统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也不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基辛格拒斥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因为他觉得，这种理想主义之高尚，是一个(会导致)政策无力的处方。正如他在1956年对他的朋友历史学家斯蒂芬·格劳巴德所说的那样，“坚持纯粹的道德本身就是最不道德的态度”，因为它经常导致无为。但基辛格知道，现实主义也可能会导致无力。作为从希特勒的德意志逃出，又在1944年身穿美国制服回到德国，在纳粹最终的失败中扮演起其角色的难民，基辛格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外交失败付出了个人的代价。然而，正如他在1957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的那样，英国绥靖政策的缔造者，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也“认为自己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

　　其次，在哈佛的本科时代沉浸于伊曼努埃尔·康德著作的基辛格，是一名哲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曾发表过的学士论文，《历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istory”)就是对康德历史哲学的一个敬慕的批判。基辛格的核心论证是“自由是……一种内在的生命体验，而生命则是一个对有意义的选项做出选择的过程”。“永久和平”也许确实像康德论证的那样，是历史的终极的、必然的目标，但从个体的视点来看，那种必然，并不构成对自由的限制。正如基辛格在其论文中写到的那样，“无论一个人如何构想事件的必然性，在事件发生的时刻，它们的必然性也不能提供任何行动的指导……无论我们时候如何解释当时的行动，这些行动，也终究是伴随着(我们对我们)内在选择的坚信完成的。”

　　再次，从其职业的早期阶段开始，基辛格就是一名坚定的反唯物主义者了，他对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均抱有敌意。他在他的学士论文中论证道，允许”关于民主的论证变成关于经济体系的效率的讨论“是危险的，“后一个问题是在客观必然性上说的，因此也就是可辩论的“。相反，”人们内心的自由之直觉……将拒斥极权主义，哪怕它在经济上更有效率。“这个态度与他的同时代人，比如说，经济和政治理论家瓦尔特·罗斯托构成了惊人的反差，对后者来说，只要资本主义的增长速率高于共产主义，冷战就能赢。“除非我们能够使自由的概念和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对新的民族国家来说有意义”，基辛格在《选择的必然性》中写道，“否则，人们大肆吹嘘的，我们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经济竞争……就是无意义的。”换言之，必须为自由民主的理想本身而保卫这些理想，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在物质上的成功来为它们辩护。这是基辛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作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和文胆使反复提到的一个主题，而洛克菲勒三次不成功地谋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举措，也都得到了基辛格的支持。

　　在2010年11月美国总逃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的讨论《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会议上，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从领袖到讲技艺的政治家。”

　　总的来说，居高位的时期会损耗一个人智识能力;身居高位并不会创造智识能力。由于几乎学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基辛格在任的那段时间，他自己的智识能力——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之间在哈佛，在外交关系协会，和为洛克菲勒阐发的那些观念——得到的研究并不充分。我们应该正确地把他的观念理解为一种对现实政治的创新性的批判——他的观念提供了外交政策方面的至少四大洞见，我建议，奥巴马，更不用说他的继任者了，都该好好学学这些东西：那就是，1)历史是理解敌友的关键;2)必须直面猜测问题，及其不对称的回报;3)许多外交决策是诸恶之间的选择;4)领袖应该担心道德真空的现实主义的危害。

　　历史是国家的回忆

　　在理想主义的哲学之后，基辛格在哈佛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历史是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关键。“在对外交事务的研究——对作为行动单位的国家的研究——中，对历史语境没有意识的话，是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的”，基辛格在他的博士论文，后来于1957年出版的《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国家的回忆，是对其政策之真的测试。经验越简单，它对一国用过去来进行的，对当下的阐释的影响也就更深刻。”最后，基辛格问道，“谁会跟一个民族对它的过去的阐释争论呢?那只是它面对未来的手段罢了，而‘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经常是不如被认为发生过的事情那么重要的。”对政治学家来说，国家“看起来……可能是安全安排中的因素。”对律师来说，它们看起来像是在一场永无止尽的国际诉讼过程中不断互换位置的各方。事实上，基辛格写道，所有国家都“认为它们自己是历史趋力的表达。它们关心的不是均衡而是结果……是实现它们的历史热望的手段。”

　　在基辛格早年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典型的美国决策者在历史方面的无知。他在1968年评论说，律师是“政府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但他们确有这个缺点——那就是，在历史方面不足。”对基辛格来说，历史无疑是重要的：作为启迪类比的光源，和民族自我理解的决定因素。美国人会怀疑历史的重要性，但是，就像基辛格写到的那样，“生活在一个被废墟(这些废墟是人类先见之易错的证明)覆盖的大陆上的欧洲人，骨子里就会觉得历史比系统分析要复杂得多。”

　　未知的未知项

　　和大多数学院派不一样，基辛格很早就注意到，高风险的决策经常必须在把所有事实纳入考虑范围内之前就下判断。“政策间选择的关键……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对它们的阐释”，他在《重建的世界》中如此论证道。“它涉及一个本质上是道德的行动：一个有效性取决于对目标的构想，和对可用材料的理解的评估。”

　　这就是后来基辛格表述为“外交政策中的猜测问题”的那个想法。他在1963年的一次讲座中论证道，决策要求向未知投射的能力。当一个人涉足新领域，然后遇到除他自身的信念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指导决策者的困境的时候……每个政治家都必须在某个时候在他是否希冀确定性或他是否希望以来他对情况的评估上作出选择……如果你想要可展示的证据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成了事件的囚徒。

　　如果说，民主国家在1936年就反对纳粹的话，那么，基辛格论证说，“我们就不会知道希特勒是不是一个被误解的民族主义者，他的目标是不是有限的，或他事实上是不是一个狂人了。民主国家得知他确实是一个狂人。他们获得了确定性，但他们也不得不为此而付出几百万人的生命。”

　　这一洞见，对核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大战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将数以亿计——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也是在1963年，在一篇未发表的，题为《核世界中的决策》的文章中，基辛格总结了他所谓的，冷战决策者面临的“恐怖困境”：

　　每一个政治领袖都有做最不费力的评估或做更费力的评估的选择。如果他做最不费力的评估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可能证明他是错误的，因此他将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他基于猜测行动的话，那么他将永远不能证明他的努力是必要的，但他能够让自己在以后免受大量的悲伤……如果他行动得早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知道那是否必要了。如果他等候，那他可能是幸运的，也可能是不幸运的。

　　关于猜测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回报的不对称。成功的先手行动并不会带来相应的好处因为，正如基辛格写道的那样，“成功的政策的本质在于，后辈们忘记了，事情很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了。”喜欢先发制人的政治家更可能因为先手行动带来的明显代价而遭到谴责，而非为避开灾难而受人赞美。与此相对照，拖延时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绥靖政策的本质就在于此——也不一定就会导致灾难。而做最少的努力通常也是最少遭到国内抵抗的路线。

　　诸害相权取其轻

　　“世上不只对或错，还有二者之间的无数道灰”，1948年，年轻的基辛格在一封给他父母的，具有启发性的信中写道。“生命中真正的悲剧，不是对错之间的选择”，他论证说，因为“只有最冷漠的人会选择他们知道是错的东西……真正的困境是灵魂的种种艰难，这艰难引起痛苦。”但简单地，在外交政策领域，最难的选择肯定是在诸恶之间做出的，因此，真正道德的行动，是选择更少的恶(即便这个选择在政治上更加困难)。

　　举个例子，1957年，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中，基辛格论证说，在冷战期间，维持某种权力的均衡，就要求这样艰难的选择：

　　我们肯定会面临极不明确的情景，如内战或政变……无疑，我们应该力图预见这些事件。但它们一旦发生，我们就必须找到行动的意志，并在一个只允许在诸恶间做出一个选择的情景中冒险了。尽管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原则，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除非首先幸存下来，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坚持我们的原则的。

　　这本书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像一场有限核战那样令人讨厌的东西，也可能是更小的恶，如果替代(它)的选择是投降或歼灭的话。在最后一章里，基辛格清楚地说明了一种关于更小的恶的普遍理论，这个理论课读作某种信条：

　　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行动限于这样的情景——其中，我们的道德、法律和军事立场是完全和谐的，且在那里，合法性与幸存的要求在最大程度上互相符合——的话，那就令人安慰了。但作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我们很可能是再也做不起那我们在我们更加安全的过去坚持的那种，单纯道德的选择了……与如此不明确的问题打交道首先要预设一种道德的行动：一种在不完整的知识的基础上，为了不那么完美地应用一个人的原则而去冒险。坚持绝对……就是在限制自己，使自己不行动。

　　后来，在1966年，基辛格又在越南问题上做了一个类似的论证：“我们没有决定只去面对那些最迎合我们的道德成见的挑战的特权。”但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对北越的战争不可能通过谈判来结束了。他已经亲眼看到，美国“缺乏任何指导针对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和建设一个国家的总体构想。”它那老一套的充裕资源和复杂官僚的处方不合适。而与匆忙地放弃南越或进一步使美国对北越的军事行动升级相比，通过谈判谋和平是更小的恶。

　　现实主义的幻觉

　　在他关于梅特涅和俾斯麦的著作——在他专论后者的那部未完成的书稿中表现得最明确——中，基辛格明确指出，他认为在外交政策领域，纯粹的现实主义可能是有害的。“社会没有犬儒主义的勇气”，他在一个未刊的，关于俾斯麦的章节中写道。“对人是原子、社会是力的坚持会巧妙地侵蚀一切自制。因为社会是根依近似来运转的，也因为它们没有做出细微区分的能力，一种把权力作为手段的学说，可能以使权力成为目的而告终。”

　　当然，基辛格是很欣赏俾斯麦的战略的。也正是通过研究俾斯麦，他才看到了使对手互相争斗的极端重要性。根据基辛格，在德国统一后，俾斯麦的新欧洲秩序靠的是他“操纵其他列强的承诺，以使得普鲁士永远比竞争的双方更接近彼此”的能力。特别地，基辛格也很欣赏俾斯麦1887年《再保险条约》的含糊——这个秘密条约规定，德国和俄国中的任何一方，在对方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时严守中立，除非德国攻击法国，或俄国攻击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俾斯麦的继承者放弃了这个条约，这就给欧洲外交引入了一种致命的刚性。然而，在他的论文《白色革命者》中，基辛格又论证说，对国际关系持本质上是达尔文式的看法，认为国际关系是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非道德斗争的俾斯麦，是注定不能使他的地缘政治成果制度化的。

　　奥托·冯·俾斯麦和他的狗们，1891年。

　　在基辛格看来，民主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人民倾向于偏好魅力型的领袖，而非有技艺的政治家。“先知的主张”，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写道，“是完美的劝诫……[但]乌托邦除通过一个校平、错位的过程外是不会实现的，而这个过程又必然侵蚀所有样式的义务……[而]完全依赖个体道德的纯粹性，就是放弃限制的可能性。”与先知相反，基辛格站在政治家这边，政治家“必然永远对这些努力持怀疑态度，不因为他享受卑鄙的操控，而是因为他必须为最糟糕的偶然做好准备。”政治家的悲剧，部分就在于他必须永远是少数，因为“启发人的不是平衡而是普世，不是安全而是非道德”。

　　那场七十年代秀

　　基辛格在政府的经验也从许多方面很好地说明了最后这点。尽管一开始被媒体大肆宣传为“超级K”，但他后来还是变成了左派和右派的尖刻攻击的目标，左派谴责他在第三世界犯下战争罪行，右派则谴责他对克里姆林宫惟命是从。也许，如今鲜有证据表明基辛格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洞见被制度化甚或被人们记住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这些攻击造成的结果。

　　“不存在像美国外交政策那样的东西”，基辛格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这样写道。只存在“一系列带来特定后果的举措”，这些后果“可能是计划外的”，“国外的或国内的研究和情报机构却要试图给”这些后果“一种它们根本就没有的合理性和连贯性”。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一样可以这么说。基辛格对战略一贯性之缺乏的解释来自现代民主的病理学。他解释说，和十九世纪的领袖不一样，“现代管理社会的典型的政治领袖是一个有强意志、高能力——这个强意志和高能力使他当选——却对他入职时要做什么没有很大想法的人”。再一次地，在今天，我们一样可以这么说。

　　奥巴马和他的顾问们并没有历史方面的倾向。在2012年总统竞选活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俏皮话之一，是奥巴马对他的共和党对手罗姆尼的嘲讽：“八十年代(的人)正要求把他们的外交政策给弄回来，因为冷战已经结束二十年了。”他是在嘲弄罗姆尼对俄国的描述，后者认为俄国是“我们的头号地缘政治大敌。”然而不过十七个月之后，俄国就吞并了克里米亚，公然藐视国际法。奥巴马2014年1月关于他“现在真的都不需要乔治·凯南”的夸口不久之后也成了一句空话。(乔治·凯南，美国前外交官、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战略家，发明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政策。——思想潮注)

　　然而，也许，在呼喊的不是八十年代而是七十年代。那时，和现在一样，美国的经济也经历着严重的休克，留下了持久的影响。1973年的石油冲击就像是2008年的银行危机。和理查德·尼克松一样，奥巴马也接手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军事上说没有输，但在国内已经极不遭人待见的战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伊拉克就是当年的越南，唯一的不同在于，托像大卫·彼特雷乌斯和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那样的指挥官的福，奥巴马在军事上打赢了这场战争。

　　也和尼克松一样，奥巴马面对的，也是一个更多地是没兴趣、有时却又假装有兴趣发展友好关系的俄国：人们很容易忘记，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在盛年时，也是一个像普京那样的人物，不仅意图在俄国的后院，更意图在全世界行使权力。也和尼克松一样，奥巴马发现他的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极难管控。就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而言，今天西欧花在防务上的钱甚至比七十年代花的还要少。它们还忘了基辛格的那句古老的格言，即“无论何时，只要和平——被设想为规避战争的和平——成为一国或一组国家的首要目标，国际体系就落在了国际共同体中最冷酷的那个成员手上。”同时，亚洲人也正在和美国背道而驰，他们为应对中国崛起而发展自己的军事战略——他们认为，奥巴马所谓的“转向”亚洲是在骗鬼。而今天的中东，至少和基辛格那个时候一样，依然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亨利·基辛格在白宫会见总统福特和副总统洛克菲勒，1975年4月。

　　关于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无论你做何论证，这点都是不可否认的：从他的事业的开始(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基辛格就至少已经发展出一个战略框架，在这个战略框架内应对美国面临的挑战了，这个战略的成分，是建立在上述的四个原则之上的。

　　基辛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设计的战略有三个独特的部分。首先，他力图复兴与西欧的跨大西洋同盟。为抵制西欧整合和西德的东方政策强大而内向的力量，他试图复活美国与三个欧洲大国：法德英的双边关系。其次，他力图在不放弃必须抵抗苏联的扩张、必须遏制苏联的强权这个原则的情况下，通过为美苏合作——尤其是在战略军控方面——寻找机会，来使缓和(detente)这个概念变得有血有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开始觉察到，尽管中国有明显的革命性质，但它还是可以被拉进权力平衡中的，而且，通过把美国拉近对抗双方中的每一方，使美国比对抗双方更接近对方，中苏对抗也是可以利用的。长期以来，基辛格的批评者们一直认为他在执行此战略时所用的战术是错误的。但他们迄今也不能否认在一个“战略的”的概念。今天，我们看到了没有这种概念的近七年的果实。

　　美国的决策者(不仅是当前政府中的那些)太过于长期地低估了历史对民族的自我理解来说的重要性。在一次又一次的决策后，他们未能把握猜测意图的意义;有时还错误估计了先发制人带来的好处，有时又错误估计了不行动要付出的代价。他们回避在不相称的诸恶之间做出选择，并且，躲在浮夸的言论背后，践行着一种在国内和国外都将永远缺乏合法性的，犬儒式的现实主义。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发现它处在一场几乎和1968年末的那场混乱一样巨大的战略混乱之中。我们急需一种基辛格式的进路。但首先，决策者——和公众——需要理解基辛格的意义。

　　注：本文由洪姆译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5年9月/10月号，见：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5-08-18/meaning-kissinger

来源时间：2015/9/25   发布时间：201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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