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研究中国外交的新一代：或过于强调冲突，忽视中美应有情怀

作者：左希迎  来源：澎湃新闻

　　时至今日，外交决策仍然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外交决策影响因素多元，因此，预测其外交政策偏好，分析其人才流动方向，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通过旋转门制度，美国学者可以转变身份，成为外交决策的重要行为体。

　　在中国快速成长的阶段，考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安全政策)的学者，有助于理解中美的战略互动。当前，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大多关注已经进入美国政府的学者与知名学者，对青年学者的了解相对有限。为中美关系长远未来的考虑，有必要将目光和资源投向青年一代学者。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新趋势

　　学术研究更新换代乃是常态，各学术重镇研究能力的变化，犹如国家的兴衰，亦如武林门派的沉浮。学术力量的洗牌与整合，不仅仅是研究人员的新陈代谢，更是学术研究取向的演化。上世纪80年代以降，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在此之后，又可以细分为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冷战期间，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路径更接近比较政治学，中国研究是作为国别研究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比较代表性的学者是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兰普顿(David Lampton)和包道格(Douglas Paal)等。他们知识背景多出身于历史学、政治学，接受的学术训练仍然是传统中国研究的套路，因此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些学者大多属于通才类学者，侧重于中国外交政策，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皆有深入研究。

　　第二个阶段：冷战之后，美国新一代学者大多接受了比较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训练和方法论训练，有的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还有所建树。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不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是基于自己的理论思考。代表学者是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傅泰林(M. Taylor Fravel)。这些学者往往不再涉猎广泛，他们专注于特定的领域和特定议题。从理论与议题的关系来看，他们也关注具体议题，但是学术研究的理论色彩更为浓厚。

　　第三个阶段是最近十余年，美国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研究议题更为多元，但是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在凸显。其二，研究议题更加微观，大多涉及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其三，更加强调议题导向，理论色彩大为下降。其四，青年一代学者的履历更加多元，成长履历与研究取向高度契合。这些特点意味着，青年一代学者可能具有某些独有的特点。

　　普林斯顿大学

　　令人刮目相看的普林斯顿和哈佛

　　当前，美国国内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老一辈学者逐渐年迈，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所谓老一辈学者凋零，是指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传统学术重镇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和对华政策制定上的双重影响力大为下降。

　　以密歇根大学为例，在其巅峰时期，密歇根大学拥有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和李侃如等知名学者，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是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策上更是积极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为中美关系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密歇根大学在学术和政策两个层面有式微的趋势，因为这一代学者或去世或正在淡出历史舞台。

　　中年一代学者已经执掌权柄，并积极参与外交政策制定。事实上，中生代学者在学术和政策上走入舞台中央的全过程，也是美国各学术重镇群雄逐鹿的时期。只有哈佛大学依旧傲视群雄，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今非昔比，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皆在某些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培养了一些学术精英和政策精英。

　　然而，在多元竞争格局下，青年一代学者已经崭露头角，并快速成长。近年来，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两校的优势逐渐凸显，其人才培养和人才输送的强劲态势已初见端倪。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青年一代学者的求学履历中或多或少有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血统，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当然，本文并不是说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形成了垄断趋势。事实上，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仍然非常重要。

　　总体而言，美国各学术重镇仍然维持着多元化的结构，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内，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将成为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

　　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优势地位首先得益于师资团队与研究平台的保证。普林斯顿大学拥有东亚系和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两个平台，特别是后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搭配合理、高效精干的研究团队。其中，柯庆生、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皆是学界翘楚，同时拥有在政府工作的经验和强大的关系网络。哈佛大学拥有诸多研究平台，汇集了一大批杰出学者。特别是江忆恩，未来可能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所建树。值得一提的是，柯庆生和江忆恩共同创设的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项目，已然成为培养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人才的重要平台。

　　柯庆生

　　谁是未来的李侃如、柯庆生?

　　分析青年一代学者，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即有哪些青年学者未来有机会进入中枢，并参与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

　　如果考察十年内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根据笔者的个人偏好和掌握的有限信息，有以下青年学者值得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基本信息见下表)。

　　如果按照任职单位的性质，以智库(本文将军方院校归为智库)或高校为标准，可以将上表所列学者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高校学者，包括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希娜·格雷顿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黎雅澹(Adam Liff)、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孟加里·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和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

　　我们可以分析这六位青年学者的综合因素，评估其未来发展状况。其一、如果考察这些青年学者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侧重理论抑或侧重政策方面不尽相同。相对而言，白洁曦和黎雅澹的研究理论色彩更为浓厚，贝克利的文章理论色彩和议题色彩比较均衡，米勒、格雷顿斯和梅惠琳更为政策一些。不管其学术研究偏好如何，他们皆有政策评论在各大媒体上发表。

　　其二，就研究方向而言，白洁曦集中关注中国的内政和民族主义;贝克利和黎雅澹主要研究中国与美国的战略互动，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竞争关系;格雷顿斯和梅惠琳的研究则涉及面更为宽泛;米勒则主要关注印度外交政策和中国外交政策。

　　其三，在工作履历上，梅惠琳和贝克利在工作前已经游走于政府与智库，社会网络更为多元;虽然格雷顿斯、黎雅澹、白洁曦和米勒的履历相对简单，但是都与政策圈保持密切的联系。

　　综合来看，根据目前的信息，梅惠琳和贝克利值得注意，其风格较李侃如更为接近，日后在智库和政府流转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另外四位学者也非常优秀，同样有成为中国研究知名学者的潜力。米勒、雷顿斯和黎雅澹也有可能走旋转门，特别是黎雅澹，学术风格与柯庆生接近。尽管白洁曦的研究更为学术，但是她早年已跟政策界多有互动，并且多次出席国会听证会。作为谢淑丽(Susan Shirk)的得意门生，未来入职美国政府也并不令人惊讶。

　　第二类是智库学者，包括扎克·库珀(Zack Cooper)、艾立信(Andrew Erickson)、郭达安(Michael Glosny)、斯科特·哈罗德(Scott Harold)、埃文·蒙哥马利(Evan Braden Montgomery)和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

　　评估智库学者比较简单：其一，从就职单位来看，艾立信和郭达安任职于海军院校，职位相对固定，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更大。库珀、哈罗德和蒙哥马利任职于智库，未来通过旋转门加入政府的可能性大一些。其中蒙哥马利任职于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这个中心背靠国防部，特别是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其在政策方面的潜力值得引起重视。拉特纳则刚刚从新美国安全中心调离，入职白宫担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其二，从研究取向来看，这些学者的显著特点则是大多关注军事和安全。具体而言，郭达安和蒙哥马利更加关注安全战略，特别是蒙哥马利，研究兴趣广泛，涉猎较广。库珀、斯科特和拉特纳则更关注动态，长于政策分析。艾立信的研究更为微观，更多关注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

　　综合这两个因素，艾立信和郭达安可能会成为美军中研究中国的知名专家，但是受军方身份所限，如果工作不调动，他们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比较单一。库珀曾在国防部和白宫担任过多项职务，未来则有可能再次进入政府。哈罗德则有可能成为包道格式的学者。蒙哥马利则情况特殊，有可能成为类似于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席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式的学者，即尽管并非纯粹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但是却对外交政策有着巨大影响力。拉特纳介入政策较早，最近刚进入白宫任职，基本可以确定其未来有进一步升迁的空间。

　　青年一代的政策偏好

　　评估政策偏好需要熟知学者的个性和关系网络，然而限于获取信息的有限性，分析具体的政策偏好难度较高。更为重要的是，青年一代到底能够在社会阶梯中爬多高，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个人的机遇和运气，这是难以预测的。

　　加之美国高校、智库和政府三者之间的人才流转性强，一些非中国研究的人员有可能进入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这增加了预测的难度。从宏观上分析则容易一些，依据这些学者的基本信息，可以有两个判断。

　　首先，专业化意味着学术研究更加微观，青年学者在外交政策上倾向于议题导向，研究具体问题。这将导致两个趋势：

　　一个是，这些学者的思维框架与老一辈学者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在区域研究和理论导向的影响下，老一辈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往往是先有一个宏观框架，再产生具体政策。青年一代接受的学术训练更为专业，往往是基于具体政策构建宏观框架。他们对细节和技术性问题的把握，对已经成熟的中美关系是必要的，但这也有容易忽视重大战略问题的潜在风险。另一个趋势是，青年一代学者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并不输于老一辈学者，但相对而言，传统的汉学家和中国研究的学者往往有中国情怀，因此在外交决策时更容易理解中国。专业化的负面作用是可能导致青年一代学者缺乏换位思考的精神，正面作用是他们能以更加专业、更少个人情感地研究中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将更加复杂。

　　其次，青年一代的关系网络更为多元、复杂，这意味着他们的政策诉求更加务实。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老一辈学者大多是学院派，他们一般要经历从高校到政府的角色转换。青年一代有了一些变化，他们更加看重履历的重要性，工作经验大多比较丰富。例如，目前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中，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具备在军方、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经历，已经建立了较广的关系网络。这意味着青年一代社会化过程较早，与政策圈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对华政策上有工具理性的倾向。总体而言，这些学者可能过于关注现实，更加强调冲突，忽视中美关系中应有的情怀。

　　评估未知的社会事实，预测尚未发生的历史趋势，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工作。本文只是简单地考察研究中国安全政策的少数青年学者，以求见微知著。对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来说，关注美国青年一代学者中的翘楚，追踪他们的成长，与其建立紧密的关系网络，以深耕细作、未雨绸缪，这项工作意义非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感谢陈定定博士、韩冬临博士、蒲晓宇博士、薛力博士和吴心伯教授的修改建议。)

来源时间：2015/8/4   发布时间：20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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