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亚投行的潜在风险

作者:杨正位  来源:财经杂志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协定》)的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出席仪式,其中50个经本国立法机构批准的国家正式签署了该《协定》,亚投行的建设至此迈出关键一步。标志着中国把建立一个“精简、洁净和绿色”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计划推向实际行动。

  亚投行是国际金融领域的新事物,项目规模庞大,牵涉利益复杂。要管理亚投行这样一家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挑战不容低估。中国充当共识缔造者的能力将会受到考验。越是赞誉如潮,越宜头脑冷静,坚持底线思维,高度重视潜在风险。

  战略误判的风险

  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亚投行,普遍肯定其积极意义,但也有外媒将亚投行解读为中国“另立门户”、“自建主场”,认为“中胜美败俄边缘”、“美被盟友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中国冲击国际秩序论”、“中美争夺领导权论”进而升温。国内也有部分舆论过多强调其“创世”意义,未能正确判断中国的国际地位。

  应清醒看到,美国综合国力仍远胜于中国,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美“金融霸权”尚未根本动摇。历史上,美国经济是世界第一长达半个世纪后,才获得国际规则主导权,假如中国只需其一半时间,主导规则当在30年之后,与中国“双百”目标基本一致。近期美国面临较大压力,采取战机降台湾、阻挠人民币纳入IMF货币篮子、高规格接待安倍访美、七国集团发表涉东海南海声明等,已现反制端倪。

  中国的上策当是“补庙、建庙而非拆庙”,避免急躁冒进,淡化地缘政治色彩,勿嘲弄别国的所谓“失误”,讲明确并强调亚投行与世行、亚行的互补共进,致力于满足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努力让国际社会普遍接纳,尽可能避免猜忌、防范和打压。

  经验不足的风险

  建设一个如此规模的国际机构,需要大量的人才、充足的经验、高明的管理、国际规则的熟悉等。

  中国与美欧日相比,在国际组织的管理运营、规则引领、人才培养等方面较为欠缺,知识储备不足。全球各类国际组织几万个,总部设在我国的很少,2000年才有首个国际组织(国际竹藤组织)落户。IMF和世行雇员分别约为3000人和1.5万人,中国人都只占2%左右,远低于美的17%和25%;担任较高管理职务的只有10人,而印度高达60多人。成立亚投行不容易,管理好、运营好更难。

  治理能力的风险

  亚投行的治理既需注入“中国理念”,又需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希望亚投行能推动互联互通、“一带一路”,但外方看法不一,加入的发达国家希望获取更大利益,美日等以要求遵照“最佳实践”为由,一方面予以抵制,另一方面想纳入其规则轨道。

  面对众多利益主体,如何照顾好方方面面的诉求,警惕一些国家成为搅局者,合理选择美元或人民币作为贷款币种,妥善安排董事会和高管席位,处理好国际机构的互联网使用,放弃“一票否决权”与保持影响力等问题,难度都不小。

  因此,加快形成共识,提高治理能力,减少扯皮,防止世行、亚行式的繁琐与低效,仍是一大挑战。

  盈利困难的风险

  亚投行是开发性金融机构,而非发展援助机构,需要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做到“贷款放得出、项目搞得成、投资收得回”,保持经营的可持续性,争取持久成功。

  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特别是亚洲不少国家地缘政治风险突出,信用评级在B以下,基建投资存在收益风险。如何从国际失败项目中吸取教训,做出“减震”安排,防止投资“打水漂”,还需艰苦努力。

  文化冲突的风险

  亚洲国家之间政治制度、宗教、语言、律法不同,还有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文化差异较大;西方大国加入后,价值差异更为明显。国外媒体屡次报道,北京首次面临管理一个多边机构的艰巨任务,从荷兰到尼泊尔,成员组成十分复杂。无论是国际机构还是跨国公司,文化融合比简单的利益协调,都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艰巨性。如何在亚投行中弘扬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让各方心服口服,增强我国软实力,任务还很重。

  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从“土豪”变“绅士”,做到有钱而不任性,任重而道远。亚投行这一战略棋子,迎来了“开门红”,但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严密防范风险,一步步把好事办好。

来源时间:2015/7/24   发布时间:201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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