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与美国朋友谈“政治”

作者：苏伟  来源：共识网

    摘要：贻笑天下，人民都看不起你，你的政治合法性就没有了;贻笑历史，后人都看不起你，你的历史合法性就没有了。所以，有这样的优良政治传统，中国绝不会欺负弱小国家的。

　　最近，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与路过重庆的美国朋友雷蒙与凯里相聚，饭后茶余，讨论了一些有趣的“政治”问题。现将有关讨论内容及在讨论中未能展开的一些想法整理成文，供讨论，请批评。

　　问题集锦：

　　——中国为什么不让国际法庭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呢?

　　——为什么中国不会欺负弱小国家?

　　——中美政治理念的差异是什么?

　　——中国政治的真谛是什么?

　　——怎样看待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怎样看待言论自由?

　　——为什么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也应该是中美两国处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大原则?

　　苏伟：欢迎两位来重庆!对重庆映像如何?

　　雷蒙：城市很雄伟，那么多高楼大厦在两条大江的山区之间，很壮观。空气也不错。我的映像中重庆是座工业城市，原以为空气污染重，没想到感觉比成都好像要好些。我们刚从成都过来。

　　凯里：我对重庆向往已久，因为它是座名城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是同盟国的四大首都之一，与我们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和苏联的莫斯科并列呀。

　　苏伟：对。你是“中国通”。是啊，那个时候我们并肩抗日，是战友。我记得你是亚利桑那州人吧?你的家乡让我想起了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炸沉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你们在那里建起国家陵园——亚利桑那纪念馆，我也去瞻仰过。注视着水下的战舰中缓缓还在冒出来的油珠散发成的油迹，就像献给那些水兵们的花圈，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凯里：当时我们美国人都没想到日本会远涉重重海洋偷袭珍珠港。

　　苏伟：军国主义无义战!日本尤其如此。我到日本时特意去过靖国神社，调查研究嘛。给我映像最深的有两个东西，正好是你们美国的一个作家写的一本关于日本的书的书名《菊花与刀》的这两个东西。这菊，就是靖国神社那巨大的黑漆厦门上镶的那两朵金色的菊花(图案);这刀，就是里面展馆陈列的日本军刀。

　　雷蒙：菊花与刀，表现了日本人的双重人格。我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对他们有所了解。

　　苏伟：那不是日本人民的，应该说是日本武士的双重人格。这“菊”是门面上的，“刀”是内心深处的。尤其是那刀，真厉害呀!我当时注视最让人注目的一柄日本军刀良久，忽然内心产生了一股莫名的冲动——想用它砍东西!我还只是注视它，还没有握着它呀;我还是一个喜欢中国的孔子孟子、信奉与人为善的人呀!如果是双手握住它，尤其是一个不懂与人为善的人双手握住它，一定会产生极其强烈的“砍人”的冲动。那把刀真有你们的大片《魔戒》中的魔戒那种魔力!

　　凯里：那我们就永远不要让日本人握住那把刀。

　　苏伟：可是你们美国政府又在让日本的“武士”“摸军刀”了。

　　雷蒙：怎么讲?

　　苏伟：你们默许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默许日本“修宪”，实际上就是默许日本扩军。尤其是，你们不但自己直接到南海来搅局，而且居然邀请日本派军舰与你们在南海“共同巡逻”，这不是让他们“摸军刀”吗!

　　雷蒙：说到南海问题，我也注意到你们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争端，尤其是与菲律宾的争端。有争端很难免，无论是个人之间也好、法人之间也好、国家之间也好，都可能会有争端。解决争端的方法就是诉诸法律，让法庭依据法律来解决争端。我知道菲律宾已经将与你们的领土争端问题告上国际法庭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国际法庭来解决这个争端问题呢?

　　苏伟：我对国际法是外行，我是学哲学的，懂点逻辑。对于为什么中国坚持通过与争端国通过对话谈判处理领土争端问题，而不诉诸国际法庭来解决争端的立场，我想从逻辑上说明一下。

　　雷蒙：怎么讲?

　　苏伟：坚持通过与争端国通过对话谈判处理领土争端问题，是新中国建立起就坚持的一贯立场，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领土争端问题。当然那是些争端不是很麻烦的问题。对争端很麻烦的问题，一是中日钓鱼岛争端，二是中国与几个国家的南沙群岛争端，我们的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谈判原则，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凯里：这个原则我听说过。但为什么要坚持这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而不奉行国际法庭裁决的原则呢?

　　苏伟：为什么要“搁置争议”?原因邓先生讲清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解决不了这些争端。这就是说，以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人的智慧，包括政治智慧、外交智慧、军事智慧，也包括法律智慧，不管什么智慧，都解决不了这些争端。既然解决不了争端——主权归属，就不解决。但不解决“争端”，并不等于不解决“问题”。这“问题”一是资源要利用的问题，二是(更重要的是不让争端激化为对抗乃至冲突的问题。对“争端”，留给比我们更聪明的下一代乃至下两代人去解决;对“问题”，我们这代人则一定要解决。所以，从逻辑上讲，“搁置争议”=“不解决争端”(主权归属)，但如果把争端提交国际法庭去解决，即“法庭裁决”，则=“要解决争端”(主权归属)。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从逻辑上讲，“共同开发”=“要解决问题”(共同开发资源与避免冲突问题)，但如果把争端提交国际法庭去解决，即“法庭裁决”，则=“不解决问题”(共同开发资源与避免冲突问题)。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一个人不能自相矛盾，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基本原则上更不能自相矛盾。所以，中国既然坚持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就不能离开这个原则，而采取与这个原则自相矛盾的其他原则。

　　雷蒙：邓小平先生这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有这么深的含义啊!看来它确实重要。

　　苏伟：你们美国人够聪明的吧，但现在也属于邓先生讲的“我们这代人不够聪明”的“这一代人”之中，不可能聪明到能够解决南海及钓鱼岛等争端的程度。所以还是劝争端诸国即你们那些小兄弟们，和我们中国人一起，都老老实实听邓先生的话，“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吧，别去劝它们打什么劳而无功的国际官司，更不要支持它们来挑衅中国，那只会碰得头破血流。

　　雷蒙：你的意思是中国强大了，别的弱小国家就不要来惹你们，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这是不是说，你们中国快速发展了20几年变强大了，就要开疆扩土，欺负弱国，甚至要抗衡我们美国了?

　　苏伟：不对。新中国是“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首倡国，强调国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从不恃强凌弱，也从不畏惧强权，建国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其实，骨子里想抗衡你们美国的不是中国，而正是你们在亚洲最大的同盟国——日本。

　　雷蒙：怎么讲?

　　苏伟：我讲一件事吧。中日钓鱼岛冲突逐渐激烈后，我的一个日本朋友来渝，一起喝茶时，我不断地批评日本政府和日本知识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傻”、“呆”、“笨”，讲这事回到“原点”就完事大吉了嘛，多简单。可能把他说急了，窘迫之下，他冒了句令我吃惊的话：我们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这样做，表面上是针对中国，实际上是针对美国的!我问此话怎解，他讲(大意)，战后日本为美国所占领、支配，连宪法都是美国给制定的，所以日本是“非正常国家”;日本要摆脱美国的支配、羁绊，又不能直接向美国发难、摊牌，而只能“曲线救国”，以“中国威胁”的口实来发展军力、修改宪法、重建军队，成为“正常国家”。这不是要与你们美国抗衡是什么?

　　雷蒙：不谈日本，还是讲你们中国吧。为什么中国不会欺负弱小国家?

　　苏伟：因为新中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中国统一以来两千多年来的一个优良政治传统，就是“施仁政”。

　　凯里：“施仁政”就是不欺负弱国吗?

　　苏伟：“施仁政”对内是注重民生，对外确实就是不欺负弱国。

　　雷蒙：这个政治传统有多大作用，它对政治家有多大约束力?

　　苏伟：这个传统的影响作用大得很。它形成了一种中国的当政者既要对国家利益负责、对现实负责，也要对政治道德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定势。

　　凯里：什么叫对政治道德负责、对历史负责?

　　苏伟：就是要符合“礼义廉耻”的政治道德原则，要“名垂青史”，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而不要留下一个骂名。而如果无端欺负弱国，就既违背了政治道德原则，更要贻笑天下、贻笑历史的。

　　雷蒙：贻笑天下，就是天下的人民都笑话你，看不起你;贻笑历史，就是后来的政治家和人民都笑话你，看不起你?

　　苏伟：对。贻笑天下，人民都看不起你，你的政治合法性就没有了;贻笑历史，后人都看不起你，你的历史合法性就没有了。所以，有这样的优良政治传统，中国绝不会欺负弱小国家的。

　　凯里：可是人都是要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呀，政治家也是人。“政治”无非就是用权力去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呀。难道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家就例外吗?

　　苏伟：凯里先生，你说的这一套观点我很熟悉，一听就知道正是你们美国的实用主义政治学的观点。“有用即真理”、“有利即政治”本来就是实用主义的传统观点，你们的学者布坎南又将“争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引进政治领域，这些都有相当程度的现实性，所以布坎南获得诺贝尔奖呢。但这些道理主要是你们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现实的反映，未必能表现中国政治的真谛。

　　雷蒙：中国政治的真谛是什么呢?

　　苏伟：中国政治的真谛，就是孔子讲的“政者正也”。这个“正”，就是“正义”，而不是“利益”。这个正义，就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政治道德。所以，中国的政治，不是你们那种利益挂帅、追求利益的政治，而是正义挂帅、追求正义的政治。

　　凯里：“政者正也”，“正义挂帅、追求正义的政治”，有点玄，不大懂。

　　苏伟：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国人本来是将“政治”作为一种理想追求、一种道德追求、一种神圣使命来看待，来从事的。其实你们美国人也有类似的政治理念，比如要捍卫你们的价值观，还是被你们奉为“上帝旨意，昭昭天命”吗?我记得你们的林肯总统讲的“要让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万世长存”的名言，就被你们一个学者称之为“对美国昭昭天命论与使命感最恒久的声明”。

　　雷蒙：我有些明白了。中国政治要追求正义，这是孔子的教导。

　　苏伟：我们今天对孔子“政者正也”的解释早已大大超越了孔子。孔子对“正”的解释首先是“正名”，就是明确每个政治家及官员在政治体系中的名分、地位、作用、权力、责任、义务、利益等等，使他们“名正言顺”地各司其职、各享其利，不得混乱，更不得僭越。他对“正”的解释然后是“正身”，就是要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尤其是要严格按照“名分”来行事。这些解释有意义，但也有历史局限性，就是他要正的“名”是确定高低贵贱的封建制度。我们今天要正的“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雷蒙：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对者。

　　苏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在国内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因素在国内相当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不反对别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对内要在民生问题上主持正义，对外要在国际关系上主持正义。从而，在现实中赢得人民拥护，在历史上赢得美名。所以，中国绝不可能去欺负弱小国家。

　　凯里：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中国会不会先欺负了弱国，成为胜利者，然后美化历史，仍然在历史上赢得美名呢?

　　苏伟：我记得“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是一位纳粹骨干说的一句名言吧，你怎么也津津乐道呢?哦，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一句与你们美国有关的“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雷蒙：这和我们美国有什么关系?

　　苏伟：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一位大学者胡适，到美国学了你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回国后介绍、解释你们实用主义的历史观时讲的。怎么和那个纳粹分子的观点相同呢?

　　凯里：先不辩论哲学问题。还是请你回答刚才的问题：中国会不会先欺负了弱国，成为胜利者，然后美化历史，仍然在历史上赢得美名呢?

　　苏伟：我是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不但不否认，而且还强调作为“社会意识”之一的历史学对于“社会存在”即现实的服务作用。但是，这种“服务”作用的前提，是“意识”对于“现实”“反映”的状况。反映得好、真实，服务就好;反之，就是想“服务”，也必定服务不好。欺负弱小，这是现实，是“社会存在”，美化历史，这是“意识”，是歪曲地反映现实的“社会意识”，必定服务不好现实。所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中共，是不会去欺负弱小，然后去美化历史的。

　　凯里：你讲到作为“社会意识”之一的历史学要服务于现实，包括服务于现实政治，是否也就承认了历史是一个可以被打扮的小姑娘呢?

　　苏伟：否!关于历史的学问，我觉得有三类。一是历史记载，二是历史研究，三是历史宣传。当然三者也不能截然分开。就历史记载而言，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恰恰是坚决否认历史是可以被打扮的小姑娘的观点，而恪守秉笔直书历史事实。我们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优良传统。在信息时代，要篡改美化历史，更无可能。所以，如果说以前历史在一些国家是一个可以被打扮的小姑娘的话，现在和今后它就是一个自己打扮自己的大姑娘了。

　　雷蒙：那么历史研究和历史宣传就是“打扮姑娘”的东西了吗?我听说你们在反对什么“历史虚无主义”，这也是为你们的现实政治服务吗?

　　苏伟：历史研究和历史宣传都要实事求是。这个“实”是整体事实的意思，这个“是”是趋势、规律的意思。“历史虚无主义”在讲历史的时候，抓住零星事实，不顾整体事实;抛开历史趋势，主观妄谈可能。这样，必然误导群众、误导社会，所以应该反对。

　　雷蒙：能举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例吗?

　　苏伟：譬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反对共产党的人污蔑八路军打游击是“游而不击”，现在一些人又把这个老调翻出来重弹。我给你们讲，谁要在我父亲面前讲这种话，肯定是要挨耳光的。

　　雷蒙：为什么呢?

　　苏伟：我父亲是1938年参军的“老八路”。他生前几次给我讲过：当年同他一起从老家出来参加山西新军决死队(后编入八路军)的那一批人，有200多，到抗战胜利时，只剩2个人了，其余的都在战斗中牺牲了!谁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我一定给他两个耳光!

　　凯里：但是你们的官方也“历史虚无”呀，比如不让研究“文革”和“大跃进”的历史。这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呢?

　　苏伟：不对，凯里，恰恰相反，我们的官方对“文革”和“大跃进”的历史有最全面、最深刻、最科学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领导人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而且，中国之所以要改革开放，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同你们美国如此大规模地进行经济金融贸易往来，也正是汲取了“文革”和“大跃进”的历史教训。请问还有比这样的研究成果更大、更好、更科学、更实用的研究成果吗?

　　雷蒙：你的意思是不应该研究与宣传“文革”和“大跃进”等历史了吗?

　　苏伟：我前面讲到，研究历史，尤其是宣传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其实一切“宣传”都是为现实服务的，你们也一样。比如我刚从电视新闻看到你们美国最近试验成功了一种新的核弹，但并不说它是一种新型核弹，而说只宣传说它是老型号的改良。因为要顾及相关的国际条约。

　　雷蒙：还是回到历史，回到你们的“文革”和“大跃进”等问题上吧。你认为该不该研究，你在研究这些问题吗?

　　苏伟：清算了“文革”的错误后，邓小平和中共的方针，“团结一致向前看”，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研究历史尤其是宣传历史，也应服务于这个方针。当然历史研究都是“向后看”的，但历史宣传不能老向会搅动现实矛盾的“后面”看。因为“文革”中尖锐对立的两派“造反派”人都健在，如果大家都去关注当时的“是非”，势必又陷入无谓争论，有什么“实用”之处?所以大家关起门来研究是可以的，我自己也在研究其中的一些问题，但起码20年之后才准备发表。

　　雷蒙：为什么现在不发表呢?我感觉你的研究肯定是“实事求是”的。即使不是你说的“整体事实”，是“零星事实”，甚至是假设基础上的研究成果，都可以说呀。言论自由是最起码的自由嘛。

　　苏伟：言论自由，以及政治权利中的其他各种“自由”，其实都是分为两种，即“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的。

　　雷蒙：就讲言论吧，什么是“外在自由”，什么是“内在自由”?

　　苏伟：“外在自由”好理解，就是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什么都可以讲。“内在自由”要深奥一点，就是中国的孔子讲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矩”，就是前面讲到的那个“正义”的政治道德的规范。你们美国的言论自由，主要是“言论外在自由”。而我们中国的言论自由，除了讲“言论外在自由”之外，还要讲“言论内在自由”。

　　雷蒙：有“言论外在自由”就足够了吧，为什么还要讲“言论内在自由”呢?

　　苏伟：雷蒙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差异，就指向了中美政治理念的哲学基础的根本差异了。

　　雷蒙：什么差异?

　　苏伟：这个差异啊，就在于你们美国的政治理念，是建立在“原子论”的哲学基础上，而我们中国的政治理念，则是建立在“原道论”的哲学基础上。基础不同，“政治”的精神内涵也就不同。

　　雷蒙：怎么理解?

　　苏伟：这个“原子论”，不是近代的道尔顿那个科学意义上的原子论，而是古代德谟克利特那个哲学意义上的原子论，认为如同“原子”是世界的本体一样，个人是社会的本体，“一人即一小宇宙”。也就是说，“原子论”=“个体本位论”。而“原道论”，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理论，核心观点集中体现在道家的“太极图”上——宇宙由两条“阴阳鱼”构成。也就是说，“原道论”=“整体本位论”。

　　雷蒙：仍然就言论自由而言，“原子论”与“原道论”各自怎么解读?

　　苏伟：在“原子论”的世界观中，“我就是宇宙”，所以强调个人自由至高无上，只要不违法，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原道论”的世界观中，“我只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强调个人自由“不逾矩”至高无上。也就是说，除了法律这个规矩，还有一个“太极图”在规范着我的言论——我的言论与社会的利益共同构成一幅“太极图”，因此我在发表言论之前，要自觉地考虑它对社会利益的影响。

　　凯里：“个体本位论”有什么不好?我们的政治理念是：个人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

　　苏伟：就像西餐和中餐无所谓哪个更好一样，我们不必要去区分“个体本位论”与“整体本位论”哪个好，哪个坏，但是要如同承认你们吃了几百年的西餐，我们吃了几千年中餐的现实，因而不能要求你们都吃中餐、不能要求我们都吃西餐一样，重要的是要承认你们美国风行了几百年的“个体本位论”，不能要求在你们那里搞“整体本位论”那种“言论内在自由”，也要承认我们中国风行了几千年的“整体本位论”，不能要求在我们这里搞“个体本位论”那种“言论外在自由”吧。在美国，确实可以个人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但在中国，个人有什么想法，确实还应该想想“太极图”，想想“不逾矩”再说。

　　雷蒙：但你们的官方经常把不喜欢的言论屏蔽掉，比如像对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那样。

　　苏伟：据说屏蔽过几天吧。我“百度”一下吧。没问题啊，都能打开呀。这个言论是自由的呀。

　　雷蒙：我听说你们的环保部门要求屏蔽它。你怎么评价这部纪录片?

　　苏伟：从专业的角度讲，拍得真好。但从政治理念的角度讲，它的“原子论”的片面性就比较突出，而“原道论”的全面性则相当欠缺了。

　　雷蒙：怎么讲?

　　苏伟：它只讲了中国污染严重的一面，基本上没有讲中国这些年奋力治污的一面。80年代以来中国高速工业化，发展方式一度片面化，污染确实太厉害了。我1982年起就在重庆市党校工作，当时校门外大街上的行道树都是长得很好的香樟，据说是“文革”前市委书记带着机关干部周日义务劳动从上清寺一路种过来的，后来逐渐死光了，因为它比较娇气。但前几年重庆又种了大量的香樟，都长得很好。为什么?空气质量转好了。

　　凯里：怎么转好的?

　　苏伟：真不容易啊!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重庆制定并实施完成了一个10年搬迁改造主城300多家工业企业的计划，难度之大，令人咋舌。比如最大的搬迁企业重庆钢铁公司有职工数万人，加上家属，相当于一座城市的规模了，要从生活、教育、医疗条件良好的主城搬迁到远处的工业园区，谁原意，做那么多工作，总体上搬迁成功，但仍然有不少职工上访、两口子离婚等麻烦事。这些企业搬迁中都有根本性的设备更新和工艺升级，对重庆的污染治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很遗憾，没有人来拍一部纪录片。

　　雷蒙：但也不能指责柴静的纪录片啊。

　　苏伟：批评可以吧。打个比方，你们美国警察对黑人施暴的问题比较突出，如果某人现在拍一部关于美国黑人受歧视的纪录片，大讲“3K党”，大讲马丁·路德金，就是不提奥巴马当总统的事，你们会不会指责它呢?

　　雷蒙：此话不提了，让我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他话题吧。

　　苏伟：那就再谈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方针吧。因为我觉得，从精神实质上讲，这个方针其实也应该是我们中美两国处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大原则。

　　雷蒙：怎么讲?

　　苏伟：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不同，也有不少现实利益的矛盾，所以肯定有争议。但它们不是主流，主流是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但这共同利益不是像我们午餐时端上桌的烤鸭那样，张口就能吃到嘴里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养鸭”、去“烤鸭”，最后共同大饱口福的东西。所以需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凯里：你也说我们美国人注重实用嘛，我们不喜欢争议意识形态问题。

　　苏伟：但现实的情况是你们美国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和我们争论意识形态问题。

　　雷蒙：怎么讲呢?

　　苏伟：自觉争论，包括你们每年的“人权报告”等等，用你们那套“原子论”基础上的政治观点，来指责我们的种种所谓“人权”问题。不自觉的争论，就是常常不自觉地介入我们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些都会激化争端。

　　雷蒙：请讲讲“不自觉”争论的具体情况。

　　苏伟：譬如说，中国有一些全盘接受了你们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观点的人，用“原子论”的世界观来看待中国的事情，觉得它们不符合你们那种价值观和政治观点，于是就全盘否定中国的事情，就主张中国要实行你们的制度和政策。而用“太极图”的世界观来看待中国事情的中国人，当然就要同他们争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争论，你们美国人如果不参与，就是“搁置争端”，就好“共同开发”。但遗憾的是你们不自觉地就要支持那些全盘接受了你们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观点的人，支持他们的观点。于是，这就成了“不搁置争议”，就不好“共同开发”了。这样做，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啊。

　　雷蒙：怎样解决“不自觉”争论的问题呢?

　　苏伟：就是不要掺和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争论，尤其是不要为那些全盘接受了你们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观点的人撑腰、鼓掌、打气。相反，要规劝他们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尊重中国大多数人的历史选择。这样就是“搁置争议”，就好“共同开发”了。

　　雷蒙：今天谈话非常愉快，谢谢苏伟教授!

　　苏伟：谢谢两位!再见。

来源时间：2015/7/14   发布时间：201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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