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经济对话：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基

作者：董春岭  来源：共识网-《中国国防报》2015年6月30日

    6月24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在华盛顿落下帷幕，此次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中美两国紧急围绕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加强亚太区域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挑战、建设性管控分歧等问题展开讨论，对话内容涵盖了军事、反恐、海洋、太空、网络、地区安全合作等多个“敏感”领域，深度和广度较以往有所增强。两国全方位推动安全、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对话成果数目之多创历年之最。从2009年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经济对话并轨至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中美双边交流与合作的“核心机制”，在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一次次开诚布公的对话和多领域务实审慎的合作——增强了两国的战略互信，夯实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引领着中美关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窠臼，朝着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不断迈进。

　　双边对话机制的“主平台”

　　中美建交至今，两国已形成了9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这些机制都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引领了中美关系的发展。1983-1984年，中美两国防长实现互访，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奠定了中美军事交流的基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先后成立，被誉为拉动中美经济合作的“三驾马车”。克林顿时期，中美重启了军事交流，建立了部长级和副部长级防务磋商。在首脑外交的带动下，两国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开启了首脑热线和外交部副部长级政治磋商。2000年后，中美在法律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拓展，两国成立了中美执法合作联合工作小组、中美元首法制计划、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谈判等三项合作机制，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9.11事件之后，两国建立了中美跨机构反恐磋商机制，两国在反恐情报领域的非正式合作也顺利展开。2005年，中美进行了防扩散与反恐的联合磋商，中美合作有了新的引擎，在能源、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机制不断细化，两国之间的战略对话也日益频繁，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都是在这一时期创立。

　　2009年，中美元首在多边场合会晤，一致同意将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轨，并轨后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级别由部长级升格为副国级，覆盖领域更广，成为中美间多个对话机制整合的重要举措，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战略与经济对话，历次对话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缓和中美关系氛围、增进两国相互理解的重要平台。2010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设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美两国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低政治领域合作与对话的不足。十八大以来，中美关系对于国际政治的外溢效应愈发明显。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中美先后设立了中美在亚太、中东、非洲事务上的磋商机制，使第三方因素成为中美合作的“正能量”。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引领下，中美军事交流蓬勃开展，在打击海盗、海上联合搜救等领域紧密协作，各类危机管控机制陆续出台，中美军事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一大亮点。2013年，两国设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元首特别热线，讨论海洋法和极地事务。两国在新能源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对话更是为其他国家做出了大国的表率和示范。2014年，人文交流机制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并轨运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内涵进一步丰富，成为中美年度“一揽子”对话合作机制，在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统合之下，90多个双边机制运行更加顺畅高效。一方面，中美各个领域的双边对话与合作成果借助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平台“集体亮相”，共同构成了这个中美年度“盛会”的成果清单，产生了“集合效应”，影响力更强、对中美关系的引领作用更加明显。另一方面，这个清单也被视作过去一年中美合作的“成绩单”，是对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对比过去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清单，我们不难发现，中美关系自2009年以来，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增多，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稳步提升，中美全方位对话与交流的基本框架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推动中美关系更加均衡、稳定发展。

　　中美战略对抗的“缓冲器”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各异、国家利益有别，中美关系有着特殊性和复杂性。虽然两国关系受政治冲击较大，在台湾等问题上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但纵观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可以用“斗而不破、螺旋上升”来形容，两国既竞争又合作，合作一直是主流。冷战时代，两国拥有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战略基础，冷战后，两国依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相互依存做支撑，9.11时间之后，两国拥有了反恐与经贸的双引擎。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分别是这两大战略引擎的产物。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浪潮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加速崛起，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美国政府和民众信心下降，整体处于“战略焦虑”状态，其智库媒体借机炒作“美国衰落”、夸大“中国威胁”，为中美关系营造了消极的国内政治环境。而中美两国的政策调整则使双方的竞争性凸显出来。一方面，中国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打造新型自贸区，资本加速走出去，对外资的审查日益严格;而美国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计划”，希望通过设计和主导新型贸易规则为自己赢得竞争优势，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减弱、竞争心增强。另一方面，美国调整了反恐政策，高调重返亚太，强化亚太盟友体系，增强在亚太军事存在，借南海和东海问题对中国频繁施压，以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对中国的周边安全和睦邻外交带来了新挑战。而中国则借助“一路一带”和“亚投行”重新谋划和布局“大周边”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方面态度更加坚决。在国际热点、难点频发的当今世界，中美在具体问题上利益不尽相同，外交风格也存在差异，因而立场有别，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冲突也开始显现，第三方因素不断给中美关系发展制造障碍。习惯了中国“韬光养晦”的山姆大叔并不适应中国外交朝向积极有为转变，仍旧按照传统的霸权思维来看待和处理问题，认为中国要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改变现行的国际规则，中美战略互疑问题不断凸显。近期，以白邦瑞新著《百年马拉松》为代表的新版“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战略界流行，并有意利用新一轮大选周期制造对华政策大辩论，在美国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力挺日本与中国对抗的大背景下，关于中美有可能在亚太擦枪走火、引发全球性的“新冷战”的担忧也开始频繁见诸美国报端，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发生战争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开始大行其道，中美陷入战略对抗的风险若隐若现，这些都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中美关系“山雨欲来”的大背景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被两国政府和民众赋予了更多的期许和使命，而该机制也确实发挥了两国关系“稳定器”的作用。2009年到2010年，中美关系由奥巴马上台初期的高开高走急转直下，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奥巴马见达赖、公然插手南海问题，一系列事件使中美关系步入“寒冬”，2011年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安全对话对扭转这一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此轮对话上，中美两军高层首次参与对话，双方就军事安全、网络安全、海洋与太空安全等敏感议题广泛对话，决定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有效地缓解了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两国的战略互信，使中美关系重新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2014年，围绕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国企业的南海钻探作业、网络安全等问题，中美隔空交锋，战略对抗的态势加剧，而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年继续高质量运行，战略、经济、人文三轨齐头并进，中美军事交流亮点频现，300多项合作成果令人鼓舞，西方媒体对此评论道：“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它不仅是维系中美关系的可靠的战略保障，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成熟的国际关系机制。”今年上半年，围绕着太空、南海岛礁建设、《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中美激烈博弈，两国关系发展再次陷入波折，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战略与安全领域的120多项成果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两国的紧张氛围，为进一步拓展两国军事领域的合作做出了铺垫，为习主席9月访美奠定了基础。

　　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如何处理好新形势下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战略调整的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冷战”?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同时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用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率先给出了答案。从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到中南海瀛台会晤，中美两国领导人就两国构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共识，正积极付诸实践。的确，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巨型国家”、两个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有核国家、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两国都承受不起战略对抗的巨大代价，而经历了冷战悲剧的世界各国也不愿看到中美冲突和对抗再次把世界拖入零和博弈的深渊。在这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新时代里，两国都需要新的视角和思维来重新定位和塑造中美关系，中美需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上，知道中美良性竞合、和平共处之道，需要以“求同存异、互利共赢”为原则，坚持以合作为导向处理两国关系，用合作淡化分歧，需要以功能性议题为抓手，以功能性合作伙伴为起点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利益共同体”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在此过程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将持续发挥独特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的功能性议题合作提供了持续、高效的平台，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以此次对话为例，两天的对话，中美在战略、经济和人文领域分别取得了127项、70多项、129项具体成果，这意味着在300多项具体的功能性议题上，中美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些合作正如无声的细雨，滋润着中美关系的土壤，润滑着中美关系的氛围，培育着中美友好的种子。正如汪洋副总理所说：“这些具体的合作就如细小的种子，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随着它们不断地发芽、生长，终有一天它们汇聚成为共赢的草原。”

　　其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自上而下”、稳定地推动两国沟通与合作，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机制保障。与民间交往、地方交往相比，战略与经济对话更具有权威性，直接体现了两国合作的政治意愿。它不仅“自上而下”地指导中美务实合作，还是中美两国高层进行“相互对表”的绝佳机遇。由于体制机制不同、决策程序不同，中美两国在理解对方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意图时，误解和误判风险相对较大。定期的、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虽然免不了分歧和争议，但能使双方都更清晰地感知彼此的诉求和兴趣点，明晰对方的“红线”，增大了合作的机会，降低了相互触碰底线的概率。

　　再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内涵不断扩展，奠定了中美全方位合作的基本框架，这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基本路径。纵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最初的反恐、经贸双引擎到今天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能源、地区合作、全球治理等领域“多点开花”、全面推进，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内涵和范围不断扩充，不断有新的机制被纳入该框架内或由该框架衍生出来，该机制正逐渐发展成为中美各领域全面交流与合作的“一揽子”框架，并架起了半官方、民间交流机制与首脑外交机制的桥梁，未来有望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行动中枢”。

　　最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稳步推进，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宝贵的信心”。2010年左右，中美关系便开始了由“超-强”关系向“守成国-崛起国”关系过渡的艰难转型。中美两国都在适应新角色的历史进程当中。美国刚从危机中恢复，正着力发展经济、意图重振实力地位。中国设定了“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两者的发展目标既无本质冲突，也非“零和关系”。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事实上为中美经济合作“升级”提供了机遇，而当前国际秩序的“失序”也为中美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2009年至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断缓解着两国关系转型所带来的风险和镇痛，不仅使外界看到中美有意愿、也有能力管控双边关系的风险，也使外界看到了一种超越传统的大国对抗模式的新型国际关系范式正在出现。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历年成果就像一块块“铺路石”，稳定而又坚实地随着时光推移而向前延伸，回望过去的6年的7次对话，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已经在我们脚下!

　　(董春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7/4   发布时间：20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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