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艾文如何剖析中国外交

作者：归宿  来源：政见

　　近日，美国白宫亚洲政策团队发生重要人事变动——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宣布离职，接替他的是美国驻华使馆公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在美国亚太政策制定中位置重要，他的辞职也引发外界对美国相关政策调整的猜测。

　　麦艾文是美国“旋转门”机制的产物。在进入国安会前，他曾在兰德公司工作7年，并成长为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去年在接受“政见”团队采访 时，就将麦艾文看作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代表。

　　离开白宫后，麦艾文将重新回到兰德公司，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舆论普遍认为，这不会是他公职生涯的终点。事实上，麦艾文在奥巴马总统任期接近尾声、两党总统初选即将开始之际重新回到研究机构，也把自己放在了进入下届政府的有利位置：他丰富的学术和行政工作经历，对于任何一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言都极具吸引力。因此，如果下一任白宫主人依然来自民主党，麦艾文很有可能重回前台，继续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发挥作用。

　　麦艾文重点关注中国的外交、战略以及安全等议题，比如他进入国安会前在兰德公司的最后一篇报告《中国的国际行为》(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中，就深入剖析了中国外交。

　　什么在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

　　所谓“中国的国际行为”，指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及用来实现对外关系目标的政策的集合。中国的国际行为受三条“历史透镜”(historically determined lenses)影响，不仅影响了中国国际行为的世界观，也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走向以及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定位。

　　第一，中国希望“恢复”自身的大国地位。但中国决策层和学者们并没有明确定义何为“大国”，也很少讨论大国具体应承担何种义务。从实践中看，中国对于“大国”的看法，似乎意味着任何影响到中国利益的重大国际决定，中国都必须参与。而来自其他大国的尊重，也是中国追求“大国”地位的重要内涵。

　　第二，中国在国际行为中有着强烈的“受害者心态”， 认为自己是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等外国强权欺凌的受害者。因此，中国对于“外国强权打压”，或者“主权受到侵犯”的事件(无论是事实发生的还是中国认为的)，都显得格外敏感，反应也更为激烈。

　　第三，中国的安全观总体呈现防御性。中国领导人习惯公开表明“中国从未寻求霸权和进行扩张”，中国的文化传统“崇尚和平”。中国经常宣示的一点是，即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动用武力，也是为了“惩罚外国率先挑起的争端”。

　　除了这三条“历史透镜”外，中国在外交领域的长期战略任务——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持经济发展、提升国际地位等，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际行为，相较于“历史透镜”，这些战略任务更为具体，并贯穿中国的外交政策实践。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项战略目标的具体政策表现，以及中国领导层对其重视程度，都并不尽然相同。

　　中国对于国际环境的看法是什么?

　　报告指出，中国对于国际环境的看法，主要基于两个大的前提。

　　首先，中国的崛起与自身融入国际体系，以及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求与国际社会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第二，对于中国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面临威胁挑战的看法，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一部分人看来，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是前所未有的好，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不管是数量和类型都持续增加，挑战也愈发严峻。

　　总体而言，中国领导层倾向于认为外部安全环境对中国总体有利，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战略机遇期”，特别是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国际社会总体保持和平稳定。由于多极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各国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也将在国际体系和秩序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的国际行为有何特点?

　　报告中将中国的外交政策核心目标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发展、安全保证、对抗大国遏制、扩大能源来源等。报告认为，为了保障这些核心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国际行为也更加积极主动和多样。

　　积极参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更加广泛而自信，中国与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与世界主要大国启动“战略对话”，积极参与区域组织和多边机构。在一些区域组织的组建和规则制定上，中国也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也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

　　善用机会。对于中国而言，现行国际体系提供的机会远大于限制，因此中国广泛运用现有国际体系来实现自身外交政策目标。中国的国际行为已经不受意识形态所驱使，也不再推行革命性的外交政策。在具体外交实践中，中国也会利用一切机会拓展维护自身利益，行动自由也越来越多。

　　手段多样。除了传统的领导外交、多边外交等政治手段外，中国经济外交也日益健全，且运用广泛。除了双边贸易外，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金融协定、发展援助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在促进经济目标实现的同时，也能达成一定政治目标。此外，中国也积极运用军事外交手段，包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军方交流、联合演习训练等。报告认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主要目的，是向相关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国家进行安全保证，并以此塑造地区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

　　中国的国际行为有何影响?

　　报告也指出，中国同样面临诸多外交挑战，对于中国达成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造成阻力，也会导致外界对中国的意图产生误解。随着中国走上国际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期待也更多，但中国坚持“不背包袱”，如何回应这些要求尚未可知。而这已引发对中国政策是否可预期和值得信赖的质疑。中国外交政策的酝酿和决策过程不透明，军队和政府外事机构之间缺乏机制性的沟通渠道，也妨碍中国快速和有效应对国际危机的能力。

　　报告认为，中国的国际行为对国际体系总体具有建设性。对美国而言，中国不追求取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上升，将导致美国与地区盟国的关系发生变化。在此种情况下，美国对于地区盟国的政治和安全承诺更为重要，这会让亚洲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更有自信。但从另一方面看，亚洲国家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也意味着美国的遏制政策很难成功。

　　总体而言，麦艾文对中国的认识比较理性客观，对于中国的崛起也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而他也因此在任上被批评为“对华磕头派”。但是，麦艾文同样是“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强力推动者，在对华具体政策执行上积极而不乏进取，甚至有时咄咄逼人，并不能简单的用“熊猫拥抱者”(panda-hugger)定义。

　　参考文献

　　Evan S. Medeiros (2009).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RAND Corp.

来源时间：2015/6/26   发布时间：2015/6/26

旧文章ID：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