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作者：黄景源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微信公号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公众号成立已经一个多月，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专家齐聚一堂，为使“一带一路”规划尽早落地而贡献力量，大家各抒己见，观点交融，产生了很多灿烂的思维火花，政府与企业犹如“一带一路”鸟之双翼、车之两轴，本期我们以政府和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为主线，结合人文、人心等若干方面来介绍各位专家的精彩观点。
一带一路上的政府与政治
于今（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智库总编）：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要与国家战略决策同步，甚至要走在国家决策前面，要借鉴国际上政府治理的先进理念，因国情、党情、民情、区情、社情制宜。否则事倍功半，甚至功亏一篑，尤其是“一带一路”。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说在她国务卿任内有两大功绩，一是成功拉拢缅甸，二是推动美国重返亚洲。东南亚国家普遍政治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两边得益。这些东南亚国家，发现和中国走太近，并不能使利益最大化。反而与中国若即若离，才能得到更多好处。这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必须考虑的政治背景。
何谓王道？对手不乖，便从他身上碾过。何谓霸道？乖的，也碾过。何谓孔孟之道？碾之前先跟他说一声。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一带一路”要得到沿线各国的更大程度认同，突破口或可放在金融领域。当前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一体化，各国金融系统愈趋深层次联结，金融渐渐成为一种国际共同“语言”，各国民众对股市、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重金属价格等共同的体验，已产生了广泛“通感”，面对金融市场的表现，无论语言、风俗、民族、国籍都不是障碍。因此，适量增加通用的金融“语言”，与沿线国家沟通、合作，应可增加“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民众和机构的吸引力。印度总理莫迪在其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领导官员洽谈了经济走廊项目，莫迪表示“不能接受”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不可能因为印度反对，就放弃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合作。事实上，他们反对了六十多年了。
李杰（山东省电建三公司总经理助理，海外市场部总经理）：
印度确实是一个很矛盾的国家，还是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印度国内的问题，一心一意搞建设更实际一些。印度目前确实不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首选，需三思而后行。欧美日韩企业先后在印度投资建厂生产电力设备，但是国内企业没有一家有类似动作。最近风电和光伏企业试水印度可再生能源，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莫迪经济学如进行不下去，会开始死磕巴基斯坦、中国。印度莫迪政府最近是麻烦不断：前印度总理辛格、国大党总理候选人拉胡尔·甘地，不断批评莫迪推行的土地改革；近十万农民四月中在新德里示威，批评莫迪重商轻农忽略贫民。莫迪担心民怨扩大，就宣布把土地改革暂搁一旁。土地改革涉及交通、电力和工业发展、基建配套等项目，土改暂停，这些项目也随之暂停。另外，莫迪在印度国内的威信、权力开始走下坡路。例如他在竞选总理时承诺停收回溯税，但在今年初，印度税务部门仍然向外来基金公司，追讨过去3年资本增值税，莫迪很难下台。如果继续发酵下去，莫迪经济学就会慢慢演变成安倍经济学，国内经济搞不好，就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未来要么和巴基斯坦，要么和中国死磕。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一带一路”，不战而得欧亚。一个世纪前，围绕欧亚大陆（陆权）和海洋（海权）优先展开争论。英国人麦金德（H.Mackinder）说：“什么人统治东欧，就控制心脏地带；什么人统治心脏地带，就控制世界岛；什么人统治世界岛，就控制世界。”心脏地带从东欧向东，南下包括伊朗再向北至新疆、西伯利亚。世界岛即欧亚大陆。
麦金德当时重欧轻亚，现已过时，但陆权原则仍可适用。其名言可改写为：“什么人统治中国，就掌控新的心脏地带（中国经俄罗斯到东欧）；什么人掌控新心脏地带，就能号令世界岛；什么人号令世界岛，就能主导世界。”而当时强调海权的美国海军将领马汉（A. Mahan）说：“什么人控制印度洋，就主导亚洲。印度洋是七海之钥。21世纪世界的命运将决定于此水域。”“一带一路”，通吃上述两条。
储殷（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中美关系远比中俄关系重要，也是“一带一路”必须高度重视的基本前提。“一带一路”不是挑战美国，我们不希望美国这么看，可是我们内部多少人就这么看。这么搞还不如继续韬光养晦。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日本安倍政府很有“渔民基因”，渔民出海捕鱼，追求的是“富贵险中求”，不但喜欢冒险，也惯常越界，被发现了、谴责了乃至被打击了，就退回界内，要不就继续直前。所以安倍政府的这套，不是“佼佼者”行为，而是“搞搞者”行为。
安倍是在“情愿做一天鲨鱼，还是做一世咸鱼”左右摇摆，看起来非常“鱼乐无穷”。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美国人大多不看好“一带一路”，主要理由与国内部分学者看法接近，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太大。对亚投行，则普遍认为自己搞砸了，但也怀疑中国是否能搞好，比如环保、劳工问题，还有中国能否公平处理越南、菲律宾这些与中国有领海争议国家的融资申请。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从商业角度来探讨的话，在商言商，外边看好亚投行的不多。例如有人提出zero-base budgeting的概念，说美国搞世行，能做到“强大品牌、简单生意、持续赚钱”。中国的亚投行，可能是持续烧钱。亚投行未必可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例如日本搞的亚行，没见怎么提升日元地位。日本当年采用的贸易结算与离岸市场的模式，推动日元国际化并不太成功，现在亚投行有些资本输出与跨国公司结合的味道，但无论是美国还是德法英，他们资本输出与跨国公司的成功，不是因IMF、世界银行，而是他们的跨国公司强，商品好，钱出去了还能方便回来。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情况不同。当初，日本忽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支撑，又缺乏基本的国际政治基础，因此没有国际货币所需的国际信用，没建立起支付清算、信用评级等区域性金融基础设施，而且区域性汇率协调和金融监管机制也没有，日元汇率上窜下跳，币值不稳，日元的国际化当然搞不起来。10多年前，我与如今的日本银行行长就为此达成过共识。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亚投行还不仅这个问题。前段时间香港有个南南会议，会上那几个小国的代表，把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事完全当作是要援助他们。孟加拉驻联合国大使就在会上发言当众说，他们的工程世界银行都不肯借钱，只有中国会帮他们，一副天上掉钱欣喜若狂的样子。我是一边听一边流汗，这位仁兄太直接了和太赤裸裸了。这同时也说明，我们的一些海外宣传和传播不到位，让这个仁兄误会了。但如果宣传得当，亚投行就未必如此受欢迎了。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10多年前，制定人民币国际战略时，已全面吸取过日元的教训。知易行难，中国何时建起来，需要根据自身金融改革与发展来决定，但至少不会重复日本的教训。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世界银行、亚行的宗旨是扶贫，消除贫穷。亚投行宗旨是搞基建。搞扶贫的，可能借出去的钱，最后都没打算能收回来，所以世行、亚行很多坏账。搞基建的，一般都是想收回成本加上一点利润。那些穷国就会考虑，原来向中国搞的亚投行贷款是要还钱的？以前中国不是都援建的吗？而且我们过去几十年向欧美、日本借钱，都没想过要还，顶多就是以后跟他们指挥棒走。既然最后是要还钱的，那少条高铁、少条公路，还是能活，就不建了吧？亚非国家的民众，之所以对世行、IMF反感，原因是你贷款给国家搞基建，肥的是该国的官员，还债的是该国的民众，破坏的是他们家园、环境。从亚投行目前的态势来看，和世行、亚行没区别，只是把美、日，换成中国而已。沿线国家只是多了一个债主，别的暂时看不到还有什么不同。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以前，我们给全球160多国搞规划，很多非洲国家就以为规划项目就是中国援助资金，搞得一些驻外工作人员也这样认为。到现在，还有很多国人认为，我们规划的几千亿美元项目就是我们要投资的金额。我经常说，不能因为你自己缺乏常识，就赶紧把钱给你呀。当然，对外宣传、人文交流的确急需跟上。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不知道亚投行届时的年利率会是多少。中国目前年利率是7%左右，但欧美普遍是3%-4%，利率问题未来应该也是道门槛。如果未来亚投行的利率是3%，那作为中国企业，我还辛苦去投资干吗？玩套利游戏更方便，找家沿线国家的关联企业合作，借了3%利率的钱，再把这些钱拿回中国国内，7%的利率，当中套利4个百分点了，这笔投资更易操作。这个bug一定要想办法堵上。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这取决于亚投行在哪发行债券，获得资金。相信会逐步增加在境外资本市场的债券发行和同业拆借。
一带一路上的企业与发展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一带一路”企业要：用心（专注与热爱自己的事业）、读心（了解市场与客户的需求）、交心（注重同客户、媒体等社会多元主体的互动）、暖心（赢得尊重、提升福祉）。现阶段，“一带一路”要首先面向海洋，中国企业要优先增强海洋意识，即开放意识、冒险意识、竞争意识等，要有对细节的关照、对创新的自觉、对博弈的崇拜。为此，要摈弃中国经济中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倾向、保守主义的本地化倾向。要用海洋意识来重塑中国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许思思（中国南车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部政策研究室）：
（关于高铁走出去）中国的贷款利息比日本高一倍。泰国两方都不想得罪，所以两边都给。主要还是钱的事。
俄罗斯、巴基斯坦、非洲、南美这些国家的单子拿下来无多少悬念。但不可能一个国家把全世界都吃完。
中国还是太穷了。老实打工，永不为首。唯有投资，才能脱贫致富。
张艳国（国家开发银行）：
日本存款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香港资金成本都比不过日本，何况国内资金。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马来西亚总理最近去日本，邀请日本一起在伊斯兰金融领域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作为全球最大伊斯兰金融国家，马来西亚没邀请中国，而是选择日本，以后通过伊斯兰金融对高铁、基建等项目投融资，日本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胡金有（北京建设大学校长）：
（关于企业创新）创新太需要努力和付出，抄袭则不需要，抄袭相当于偷盗，在全人类的道德规范中是一致被鄙视的。美国等一直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满，因为确实存在我们低成本拿人家东西的情况。2014年去硅谷科技论坛，骆家辉演讲，重点谈的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张国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配置资源的手段包括暴力、宗教、政治和市场。在国际关系中，常常没有宗教和市场，有的是政治与暴力的携手合作。
杨善华（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招商联合办公室负责人，北京市丰台区投资促进局党组副书记）：
最近央行公布了大额可转让存单的相关事宜，这对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绝对是一件重大利好。今年以来央行在推进相关金融改革方面不得不说是大手笔、大动作，存款保险制度、大额存单，接下来可能还会有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乃至最终放开存款利率管制。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6000亿美元，中在美直接投资创造了8万个就业机会，5年前是1.5万个。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要重视美国，美国也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许木林（百麟投资董事长）：
现在大家都在赶时髦，没有真正的学习和应用，希望能有试点的单位或企业用传统文化打造出自己的核心优势，这时候才能够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例如日本的稻盛和夫应用禅宗的思想体系打造企业文化，创造了经营上的奇迹，期待不久的将来中国也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出现带领大家应用东方的智慧参与全球化的竞争。
一带一路上的人文与人心
梁周敏（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一带一路”的推进在积极而为的同时应顺势而为。古代的丝稠之路山高路远，困难重重，没有现代交通的便利，全靠人牵马驮走出了一条贯通欧亚的道路。可以想像当时如没有不同国家和人们的需求，没有彼此互利的交换，没有交换中彼此的双蠃，这条商路或许就不会开通。今天我们要重启“一带一路”，非常有必要走进历史的深处，探究一下我们的先人为什么开辟了这条道路，他们向远方输送交换了什么东西，他们从交换中收获了什么，在交换中遇到过什么障碍又是如何克服的？
尽管今天与昨天的世界已大不相同，但历史总有它惊人的相似之处，走进历史的深处，向我们的前人学习，或许可以借鉴到我们期望得到的真经，也可避免前人曾经经历的曲折和犯过的错误，得到我们如何顺势而为重启“一带一路”的正确答案。
哇春芳（外文局总编室副主任）：
对古丝绸之路的研究确有必要，至少对丰富“一带一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有益的，但研究的角度和切入点要认真思考，不能泛泛而言，也不能把所有古丝的研究都套上“一带一路”的新帽子。其实，从研究的层面，我感觉，现在可以考虑将各种相关研究逐渐梳理到“一带一路”的主题框架下，集历史追溯、理论探讨、政策解读、现实分析、地区规划、国别研究、对策建议等于一体，形成完整的带路学研究体系。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要加强民心相通，推动科技和智力在两大洲的交流互动，鼓励教育、就业、旅游、人才等市场相互开放，夯实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合作的社会根基。中国文化在输出精英文化之前，要先做好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的传播与铺垫。
真正崛起的中国，不能在经济上仅自大，不必在近现代历史上仅悲愤，不需在文化上仅念旧，不容在现实博弈中仅忍让……；坦坦荡荡、兢兢业业，崛起的目的，不是总量占比不断提高，而是希望中国人内心有归属与温暖，人与人之间有友善和关怀，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欣赏与认同：既喜欢中国做什么，更喜欢中国是什么。
刘建冬（国家电网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编辑、投资管理部主任）：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给中国装备长脸》文章，文章内容很好，但文章标题在国际文化传播过程中，会产生误解，不被国际文化接受。难道，我们做事就是为了让总理放心？就是为了长脸？价值观有点立不住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美国媒体报道某企业做了什么事，请奥巴马放心？为谁长脸？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中，类似表述，一定要避免。
张荣刚（中共深圳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高级新闻顾问）：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一带一路”的落地同样是一种对外价值观的传播行为，不但要考虑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更要考虑价值认同！
蒋正翔（光明日报社网评中心理论编辑室副主编）：
大环境的话语体系和导向，短时间内不会变化。但大家必须要一点一点努力改进，不管是企业还是媒体。
陈平（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顾问委员会咨询专家）：
“一带一路”是国家发展的举国之措，而不是为谁而做。应该是为国家繁荣和民族强盛而负责。
孙杨（博雅公共关系公司）：
我们需要用对方听得懂，易于接受的语言表达自己、宣传自己。通过有效沟通建立互信、征服人心。从而为务实合作奠定基础。
刘建冬（国家电网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编辑、投资管理部主任）：
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困扰高层多年。“一带一路”同样面临如何走出去并走进去的问题。其实两者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你是否有他国真正愿意接受的东西？有符合他们需要的好东西？或者价值观契合（至少不排斥）、情感契合的东西……。目前，我们对外传播之所以如此困难，不是语言表达的问题，不是翻译问题，而是语言本身承载的内容出了问题，因此要在价值认同上做文章。无论孔子学院、纽约大屏幕播放的纪录片，还是国家各种文化基金的巨额投放，都不能沉醉在自我陶醉和自说自话中。
陈平（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顾问委员会咨询专家）：
文化输出要真正做到被国际社会所认同、接受，首先要了解世界的游戏规则，既不能自说自唱、自以为是，生硬推销，也不能仅仅投其所好。文化需要自尊，也需要受众，如果用平等自信、不卑不亢，目的性不要那么强烈的态度，走大众底线，不要过度展现政治倾向、国家意志。
过去，我们总是习惯国家派团出去展览、参加演出比赛，而其他国家都是社团甚至个人行为，我们声势浩大、财大气粗，不是民间行为，而真正的国际舞台大部分都是普通民众的自发行為，出发点与效果自然不尽相同。“一带一路”文化输出，要切忌淡化政府行为，放手让民间社团、个人、协会去参与，国家给予方向性把握与指导即可。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事半功倍。我們要总结经验，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是大投入、大规模地搞文化活动，但影响力和声望都依然有限？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深入民众，像是完成政治任务，所以世界对我们也充满提防和警觉。如果变成了民众的自发交流，效果就不同了。就好比培训，同样是参加培训班，官方出钱派人去参加与个人掏腰包去参加，目的和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完成任務，而后者是自发的需求，主动性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民间外交就是最好的器。
梁周敏（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中国传统文化给了“一带一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呢？儒家学说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等，都是解决国人生存交往、传承发展之道。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总是正统和正道，它满足了为政者和民众进取的理想和奋斗的文化支持。但人有自由的天性，有不愿受生存发展束缚的内在向往，道家如庄子学说提供了人们心灵自由和实践修为的自由观。老子的道家学说述说了无为而治、柔弱如水的为政和个体修为的道理，满足了人们自由想像和心灵无拘的文化满足。人还有不满足已知世界的追问，以及我如何、怎么办的问题，追问无穷的欲望和有限的时空的关系，这些追问亦是人的本性。佛教学说则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满足了人们精神上的幻想和灵魂永生的需求，慰籍了人们在现实世界遭受痛苦的心灵。正因为儒道佛在文化上滿足了国人精神的种种需求，所以千年来不论焚也好、坑也罢，都不能弱减它的力量。国人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惯常从中汲取和寻找。
民主和科学是时代的潮流，国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崇尚之信仰之，并真正将民主和科学的力量升华成自觉的价值追求，推动并上升到信仰的层面。由此认为，国人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大变迁大转型中既有混乱、值得批判整肃重构的一面，更有坚定正确呈现正能量的一面，如不是，就不能解释三十多年中国巨大的历史进歩，也不能很好说明“一带一路”所追求的融合、沟通、合作、共蠃的愿景和行动的目的。
来源时间：2015/6/13 发布时间：20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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