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对外交往观差异对中美军事外交的影响及启示

作者：杨海英，宫春科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军事外交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其他交流方式不同的是，作为军事力量运用的一种方式，军事外交与战争、杀戮、暴力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因不能正确认识传统思想文化差异而进行的误判、误解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将比在其他领域更为深重、持久。研究传统对外交往观差异对中美军事外交的影响，对于促进双边互信、防止战略误判，减少正面冲突、维护世界和平，有着重要意义。

　　一

　　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外交往观上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成圣、儒释道圆融、王道以及和谐世界五个方面[1]。与西方“人类中心论”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不隔[2]。圣是指德智才能出众。“成圣”是中国传统处世哲学的集中体现。圣人讲仁义，在交往领域体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在处理人际矛盾和冲突时，力求以忍耐、和平、妥协的方式化解，遇事不走极端。儒释道圆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中，儒、墨、法、道等相互融合，而源自印度的佛教(释)和中东的宗教与之共融并和平相处，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宽容度。王道与霸道相对，又称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重要体现。和谐世界作为外交理念，主张在对外交往中求同存异、和谐共处，是中国传统合和文化在外交上的继承和发展。从天人合一的个人价值观到百家争鸣的圆融文化态度，再到内圣外王的治国理政观，层层递进，共同孕育了中国讲和合、求和谐、倡平等、爱和平的外交思想传统。

　　作为欧洲移民的后裔，美国文化源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美国传统文化中，与对外交往观有关的因素是基督新教、宗教个人主义、盎格鲁文化、美国信念和意识形态外交。在美国，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86%的人为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中60%为新教教徒。新教是基督教宗教变革的成果，新教教徒信奉宗教个人主义。宗教个人主义是美国民主、自由、平等政治理念的基础。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但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所谓的“盎格鲁—美利坚人”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盎格鲁—美利坚人”认为上帝创造了人，人是最尊贵的，而自己的族群则是被上帝选中的，自己所信奉的是全世界最正确的宗教。正因为如此，新教徒、盎格鲁族群信奉“意识形态”外交哲学，以信仰和意识形态作为区分敌友的最重要标准，秉持“非我族群，其心必异”，强调非友即敌、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通过中美思想文化传统的对比可见，在传统对外交往观方面，中国注重战略关系，强调从战略高度着手，整合细节、顾全大局，对政治问题的排序是“天下—国—家”，首先考虑的是最广阔、最宏观的大局观念。美国基督新教“上帝选民”的理念决定了美国人信奉宗教个人主义，美国对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为“个体—共同体—国家”。

　　二

　　军事外交作为军事力量的和平运用，与战争——军事力量的暴力运用一起，构成了军事力量运用的一体两面。军事外交不可避免地受到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传统对外交往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军事交往行为方式，对维护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和合思想在军事文化和作战指导思想上的影响与兵家文化、军事外交的传统形成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其对军事领域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概括起来讲就是“不战而屈”。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大局、求和谐、讲王道、反霸道是一致的。不战是最高境界。战的目的是为了不战，用谋略、用外交的目的也是为了避战或者少战，即便到了“攻城”这一步，也不完全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中国在千百年外交传统中流传着诸多避战而胜、少战而胜、小战而胜的军事外交典范，诸如春秋时郑国的玄高智用熟牛皮退秦军的故事，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以高超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避免战争的故事等。避免或少用“攻城”的军事手段，通过在伐交的过程中运用谋略，最终达成政治目的、维护国家利益，一直是我们军事外交存在的基础和价值所在。即使是在两国交兵的过程中，以伐交避伐战的努力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并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和规范，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等。

　　建立在新教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宗教价值观和崇尚个人自由解放而缺乏群体大局观念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美国对外交往理念崇尚利己，在开展外交的过程中容易视其他文化宗教群体为“异教徒”，在对外交往中易于把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在军事交往甚至作战中以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划分敌友，过多渲染所谓“异教徒”或者其他意识形态国家的威胁，在军事外交上信奉以力为先，倾向于武力威胁。美国在开展军事外交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实行群体划分，视与其具有相同信仰的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为盟友，而将与之有不同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如苏联视为假想敌。此外，美国还界定“令人担忧的国家”“无赖国家”甚至是“邪恶轴心”，对其进行遏制、围堵。

　　三

　　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对军事外交理念上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作为欧洲文化传统一脉并对其创新发展的美国，在军事外交理念上更多体现在以力为先。美国在以力为先理念的支配下，其军事外交往往是在力有未逮或时机不成熟时采用拖延或者迷惑手段，通过军事外交等待时机、寻找盟友、弥补实力的不足，削弱对方，最终目的是实现有利于己的态势。一旦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感觉到实力消长正在朝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战争与美国的成长相伴相随，战争成为美国成长的工具。据统计，二战后的1945年至2008年这63年中，美国共参加了全球30场战争。不计战争持续时间，平均每2.1年就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3]。观察美国近期的一系列战争行动，无论是伊拉克战争还是利比亚战争，都是在外交行动形成有利于己的情况下而毫不犹豫地进行的。中美军事外交在目的上有不战和战的根本差别，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开展军事外交的过程中，中国有时为不战而采取的外交努力有可能因为思想文化的差异而被对方视为示弱的表现、实力不济的标志，从而可能会招致对方的误判。另一方面，我国思想文化传统在军事文化和战略指导上形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重视运用谋略和伐交而轻视“攻城”之准备，在践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过度追求“避战”的军事外交手段而错失最佳采取战争行动的时机，形成不利于己的局面。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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