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一带一路”资金融通重在系统化

作者：赵可金  来源：未知

    赵可金：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金融成为整个经济的“血脉”，渗透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是经贸合作的不断畅通，都需要大量的货币流转和资金融通。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未来10年内，建设总资金就需要8万亿美元资金，且年均需求在8000亿美元左右。同时，根据中国政府已经公开的信息，中国各地方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因此，资金融通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是困扰很多“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首要问题，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融资，获得更多的资金供应将决定着“一带一路”能否稳健推进的关键。

　　一、资金融通重在系统化

　　一般来说，资金融通是通过金融产品的流动进行的，包括黄金、货币、外汇、有价证券等，金融产品流动得是否顺畅、速度如何以及决定金融产品流动的诸多环境因素都对资金融通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最巨决定性影响的是金融系统化水平，金融系统化和专业化水平越高，分工越细致，资金融通功能越强大。尤其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在传统金融业日益发展的同时，以“平等开放、分享协助”为基本理念的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它们依托第三方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APP等互联网工具，具有了透明性更高、参与度更广、协作性更好和操作性更便捷等特征，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新兴金融系统，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日益显赫。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情况千差万别，存在着几十种货币以及复杂的货币管理制度，很多国家在自身金融系统化和制度化方面存在着发展滞后的问题，甚至依赖某一大国货币，在经济金融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在这样金融水平不一和社会情况复杂的国家实现资金融通，显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在本质上要求构建一个系统化的金融体系，包括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等多个方面。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资金融通还面临着地缘政治、大国博弈以及民族宗教冲突等复杂政治因素的干扰，因为货币流通事关国家利益的再分配格局，一旦推动资金融通“动了别人的奶酪”，也能会诱发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因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融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从各方共同利益出发，通过提供更多惠及各方的公共产品，以包容开放的精神推动金融系统化，整合域内域外国家的复杂利益，构建汇聚各方利益和预期的利益整合机制，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首先，金融系统化要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货币流通，建立起满足货币流通的系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频繁的贸易流动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货币流通，如果不能实现货币币值稳定，或者货币因无法及时结算而不能支付，就会带来交流成本的上升，增加贸易和投资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众多，要在众多货币篮子中实现大规模支付，必须要求建立专业化的发达货币流通系统，包括本币结算、货币互换、离岸市场以及利率、汇率、准备金率等金融工具之间科学搭配。对此，欧盟国家的经验是通过采用新的支付系统、网上银行、电子付款等措施逐步减少付款环节的不便，在发行欧元单一货币的同时，注重完善单一欧洲支付区域银行系统，将欧洲所有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转账支付业务均视同为国内业务，从而将欧洲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统一起来，为欧洲的客户、工商界和银行带来便利。当然，短期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很难达到欧洲那么高的水平，但可以在本币互换、结算、发行债券和银团合作等领域进行探索，为推动货币流通顺畅创造更优越的条件。

　　其次，金融系统化要求推动“一带一路”域内国家和域外国家之间资金流动系统化。金融系统化在强调实现货币流通系统化的同时，也要求资金流动系统化，包括在担保、抵押、信用评级等方面建立一整套保障资金流动顺畅的系统化制度。为此，“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要求加强金融合作和监管合作，在区域内建立高效协调和监管机制。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人们留下的一个深刻教训在于金融监管放松后所释放的巨大规模资金流动性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干扰，必须建立预警、防范和危机处理为主要内容的地区金融安全网，在货币价格稳定、投融资平台和信用评级等领域推动沿线国家务实合作，形成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危机处置的合作机制。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推动金融系统化并非和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相脱离，更不是另起炉灶取代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而是通过发挥各自优势，补充和发展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在投资、环境、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领域探索新的务实办法，探索建立相应的投融资争端解决机制、政治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其他各种争端解决机制等，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再次，金融系统化要求推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传统金融形态与新兴金融形态之间的系统化整合。在互联网革命日新月异的今天，与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合作一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也面临着传统金融形态和新兴金融形态并行发展的问题，如何整合两者金融资源，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金融系统化的新课题。尤其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直接催生了“互联网+”的新模式，涉及到零售业、批发业、制造业、外贸、农业、金融、能源、物流业等众多行业，有可能推动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贸易互联网等经济网络化的进程。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以中国银联和支付宝为领军的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近年来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迈出了重要步伐，中国游客在境外使用中国银联刷卡消费已经成为时尚。比如2013年外国游客在韩国的刷卡消费额中，银联卡占40%，已经居第一位。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日本、新加坡等国，中国银联的网络化也进展迅速。因此，金融系统化要求将传统行业、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整合起来，纳入到“一带一路”金融系统化的整体规划，以“互联网+”为指导，营造一个更加畅通、更加便捷和更为保险的金融支持系统，为推进“一带一路”的合作深化提供强大的金融服务支撑。

　　二、核心是人民币国际化

　　尽管“一带一路”金融系统化涉及面广，影响到所有行业和领域，需要沿线各国政府、商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但作为区域内最大经济体的中国，毫无疑问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人民币所承载的巨大经济体量决定了“一带一路”金融系统化的核心是人民币国际化，要通过金融系统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各方面的互联互通提供货币流通的保障。然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也非常敏感，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它从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人民币和美元、欧元以及各国货币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误解和猜忌，反而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推进。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着眼于细水长流，长远打算，循序渐进。

　　国际货币体系是一项公共产品，核心是国际信用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关乎三个问题：一是清偿能力，能够为贸易和一切经济活动供应足够的货币;二是调整问题，通过调整汇率、管制贸易和宏观调控经济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三是信心问题，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在出现汇率危机、储备不足和复杂危机情况下维持国际社会的信心。事实上，在面对这三个问题时，每一个国家都会遇到蒙代尔模型的“三难困境”，亦即不同国家在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等三个目标上难以三全，只能放弃其中一个。因此，各个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一般不愿意承担提供这一公共产品的成本，最终有可能陷入集体非理性的无秩序状态。由此可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根本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于不同国家的利益需要，关于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平衡，关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差异，单靠经济学是无法解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的。

　　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货币也有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最初是单一国家控制货币，当时主要是白银、铸币或者其他一些金币，政府十分重视金银等货币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由于各国普遍看重黄金的信用，国家与国家之间维持着一种黄金主导的固定汇率制，后来，在这一汇率制支撑不住的时候，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接过了这个责任，创立了一种新的货币信任基础，政治家在20世纪40年代通过不断的讨论创设了相对稳定的单一货币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美元主导，美元的背后是黄金，前面是IMF创设的“人造美元”。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扮演了国际金融调节机制的“国际联储”的角色，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尽管此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存在许多缺点，但它仍然在世界发展中扮演了“单一世界货币”的积极角色，至少要比没有任何调节机制要好得多。不能简单地批判现在的货币体系，现有国际金融调节机制的缺点仅仅是技术失误问题，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各国很难达成共识创造一个新的替代性体系。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饱受关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种新型危机，它不再是从体系的外围爆发形成对体系的挑战，而是从体系的核心地带爆炸，以一波波海啸般的力量冲击外围地带。从冰岛危机到希腊危机，美国掌控着新型金融危机的节奏，其中有美元价格政策的组合、金融政策的调整和机构体制的重组。面对危机，美国在保持美元地位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新型金融危机下的成功转嫁。结果，人们看到的是，受伤最轻的是美国，受伤最重的是欧洲，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被其他新兴经济体承担。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选择了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换取了汇率的变动。然而，美国变动汇率靠的是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用美元、石油和黄金组合垄断市场价格，谋求超额利润。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牺牲了房地产市场、汽车和制造业和传统夕阳产业，成就了能源、金融和科技的三维组合的新兴霸权，最终随着全球化的强化，美国的单极霸权也在强化，所谓的美国霸权衰落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假象。因此，从政治学视角来看，“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所需要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根本上是国际货币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问题，亦即哪一国家的货币是本位货币，这一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怎样确定，以及一旦出现清偿危机如何形成集体清偿的行动。围绕这三个问题，从可预见的未来角度看，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对待美元的问题，而美国也必定会坚守其新型霸权赖以立足的防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呈现为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博弈，这一博弈有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得以呈现。

　　在承认美元客观地位的基础上，“一带一路”金融系统及其建设事业的推进也的确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领导人坐下来好好地研究如何再造一个能够再用百年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可以称其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个“国际联合储备委员会”的体制，与美联储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未来人民币的加入也不会从根本上否定美元的地位。在新的体系中，美元占主导地位的格局短期内还不会改变，人民币的比重可以与日元、欧元大致相当，也就是10%左右。在当下美元体系与新兴经济体货币角逐新题的过程中，人民币的地位和角色分外引人关注。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无意中成就了人民币的信誉，在巨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份额支持下，身处危机中的世界各国都在日益重视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应该如何顺势，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做好人民币国际化这篇大文章，毫无疑问是当前的一个核心问题。

　　当然，必须看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是中国的目的而是世界的目的，是世界呼吁进行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服务中国发展与沿线国家发展的合作共赢。从这一基本态势出发，中国在政治姿态上最可选择的应该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扮演新兴经济体和美元体系两个板块的桥梁角色，在维持美元主导地位下做大“华元区”：一方面，应该走渐进式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即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服务于稳定的贸易、投资和国际合作格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在政治定位上，中国也应该坚持走区域化货币的道路，在推进策略上坚持市场导向，慎重推进。

　　此外，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华元区”战略不能急于一时，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贸易投资国际化不同，只要改革一小步，就会产生几何倍加的影响，要推进国际化中注意防范风险。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是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特别是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对银行的压力太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与国内结构改变配合起来，在利率、资本市场、银行改革等方面都要配套进行，在这些条件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贸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能的。

　　三、建设四个体系

　　无论是实现“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所需要的金融系统化，还是推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化，都有大量细致的工作需要做。尤其是要求中国改变以往仅仅关注国内金融改革的倾向，而是将推动国内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和加强与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和制度之间的对接，增强服务和带动中国发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着眼于建设四个体系：

　　一是货币稳定体系。

　　维持货币币值稳定，是提振金融信心的重要保障，是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的关键所在。在这一问题上，金融理论一般认为应该坚持走市场化道路，通过建设和完善货币市场，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依靠市场的力量稳定各方对货币币值稳定的信心。为此，首先要重视共同货币市场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支持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加快货币离岸中心建设，不断延伸本币在共同货币市场上的辐射空间，增强货币的竞争力。同时，要加快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对内实行金融逐步放开，盘活资本市场，依靠资本、货币、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来巩固货币稳定的基础。当然，强调走市场化货币稳定的道路，并不是意味着政府放手不管，而是强调要通过法治化建设，探索政府干预货币市场的条件、程序和透明度，防止因政府干预造成市场过度恐慌。在加强共同货币市场开放化程度和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同时，建立“一带一路”货币稳定体系还要求推动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强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为货币稳定体系构建防波提和外围地带，有助于形成明确的市场信号，从而稳定货币市场的信心。

　　二是投融资体系。

　　对“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来说，建立一个完善的货币稳定市场仅仅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各方面合作包括金融合作的基础，因为大量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项目和贸易流动，需要建立发达的投融资体系，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供应。从融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需要多方面融资，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园区和贸易畅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在现有的多国商业银行和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融资平台基础上，需要新建若干新融资平台，比如中国倡导并积极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和丝路基金等，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等也可以采取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服务。此外，还可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相关国家发行债券，为沿线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筹集所需资金。从投资体系来说，“一带一路”需要构建起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化投资主体共同参与的投资体系，尤其是通过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拓宽相互投资领域，引导丝路基金、各国主权基金和商业性股份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重点项目建设，消除投资壁垒，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是信用体系。

　　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社会信用体系旨在建立一个以信用交易为主的市场交易方式，是一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能力，包括信用管理行业和信用法律体系两个方面的内容，最终目的在于形成社会资本，进而维持更大的市场规模发展需要。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信用中介主导模式，完全依靠市场经济法则和信用管理行业的自我管理，政府仅仅提供立法支持和监管;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政府和中央银行主导模式，强调由政府建立公共征信机构，强制性要求企业和个人提供信用数据，并用立法方式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一带一路”是一项庞大的世纪工程，投资数额巨大，周期长且风险大，需要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支撑起如此规模的建设工程。为此，建设“一带一路”社会信用体系就需要从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合作，在资信调查、资产调查、市场调查、资信评级、信用担保、信用保险、风险抵押、商账追收、信用管理资信和票据电话咨询等领域，支持信用行业和产业的发展，以强大的社会信用体系支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四是监管体系。

　　在推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防火墙”的问题。目前世界经济对银行体系的压力太大，推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必须与各国结构调整配合起来，在利率、资本市场、银行改革等方面都要配套进行，建立起相应的监管体系。具体来说，要加强金融监管的跨国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同时，要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在推进人民国际化改革时，要特别注意在金融和资本开放问题上宁愿要“慢一点，傻一点”， “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拿老底跟人家拼”，特别是不能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加强监管放方面可以采用替代性的思维，打破传统看法，进行“另类思维”，不一定机械系沿用美国和欧洲的办法，坚持底线思维，把防控风险作为重要底线，将监管做细、做实、做大、做强。比如深化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等。最终，要通过努力，构建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水平。

　　由于货币、资本和金融问题攸关全局，影响面广，产生作用大，稍有不慎，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因此，以人民币国家化为核心的“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不能急于一时，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贸易投资国际化不同，只要改革一小步，就会产生几何倍加的影响，要推进国际化中注意防范风险，其方向应该是推动人民币实现自由结算、区域内的货币整合以及建立区域内固定汇率体系，进而为“一带一路”提供强大的融资支持。

来源时间：2015/5/23   发布时间：201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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