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论美国亚太同盟的困境

作者：雷墨  来源：《领导文萃》2015年2月下

　　根据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任何结盟国家都要在“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寻求平衡。但美国和欧洲的同盟困境并没有那么简单。从乌克兰危机可以看出，美国不是担心“被牵连”，而是“想抛弃”而不得。虽然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因恐惧俄罗斯而呼吁北约在其领土上驻军，但并非所有欧洲的北约盟国都担心被美国“抛弃”。至少默克尔不担心俄罗斯的军队挥戈西进、威胁柏林。

　　美国和东亚国家的同盟困境，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构建双边而非多边的“辐轴”同盟体系，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维克多·查的研究，这不仅是为了遏制冷战对手，还有约束潜在“无赖盟友”冒险的考虑。维克多·查特别提到美国通过缔结美韩同盟成功约束韩国李承晚政府“继续北进”的例子。通过双边同盟的双重作用，美国竭力避免在东亚陷入同盟困境。而对日本来说，则是要克服传统的“双重担心”———既担心美国把日本作为可牺牲的筹码而“抛弃”，又担心受美国“牵连”而被迫卷入地区冲突。

　　时移世易，同盟困境的理论依然成立，但“双重担心”的主角不再是日本。美国公开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因为这有利于美国利用美日同盟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力;与此同时，美国又担心军力提升后的日本搞军事冒险。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说：“从美国的立场看，确实存在关于安倍对中国或韩国做出挑衅性行为的担忧。”哈佛大学另一位学者约瑟夫·奈说得更直白，“安倍的全面改革是坚定的，但方向错了。这些改革让邻国感到不安，最终使东京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复杂化。”美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毕竟，与冷战时期不同，如今美国对安倍政府的掌控力，远不及对当时的李承晚政府。

　　美国不担心被日本“抛弃”，但并不意味着其放心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忠诚度。美国战略大师乔治·凯南曾把美日同盟称为“反常的亲密关系”，建议这种“建立在冲突与痛苦基础上”的关系不要走太远，也别走太快。安倍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似乎在印证凯南的政治远见。美国亚太事务专栏作家彼特·恩尼斯在去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称，奥巴马政府对安倍形成了某种“模糊共识”，比如安倍的“美国观”非常复杂，远非单维度的“亲美”立场;安倍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在于恢复日本的荣耀，重获日本在安全事务上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能否把美日同盟的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还真不好说。

　　奥巴马政府亚太同盟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同盟机制化、网络化。比如与盟友建立一系列外长、防长“2+2”会议，构建美日韩、美日澳三边同盟等，同时在同盟外围打造“合作伙伴关系”。但这项努力并未完全达到美国的预期。一方面，安倍政府让美日韩三边同盟的构建，几乎变成了同盟危机管理。另一方面，美国强化同盟体系，导致中美关系与美国所称的“建设性”名不副实。打消中国的安全疑虑，需要美国弱化安全同盟;打消盟友的疑虑，需要美国给予盟友更多承诺。在亚太同盟战略与对华战略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成为美国同盟困境一个独有的特点。

来源时间：2015/5/10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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