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访美日记（六）

作者：周志兴  来源：共识网

    今天一早，梅儒瑞夫妇就到酒店来看望我和太太。

　　当我看到这个一米九几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站起来和我握手时，不禁拍打了他的肚子一下，极熟的朋友才会这样无拘束。

　　梅儒瑞原先在美国驻华使馆政治处工作，记不得什么时候和我认识了，就成了朋友，几次带着太太到我家玩。后来，他回到美国国务院，负责越南事务，再后来，他到了国务院值班中心，按他的话说，就是个电话接线生。每年我到华盛顿来，不管多忙，都要和他见一面。不过，他马上就要有工作的变化，而且，明年他要重返中国，再见他，也许又在中国了。

　　这真是个好消息。

　　梅儒瑞一口流利的汉语是在台湾学的，学会汉语的同时他也收获了一个台湾太太。贤惠的太太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一家人美满的很。

　　和梅儒瑞的交往给我带来一个体会是这样的，美国人和中国人有差别，外交官和普通人有差别，但是很多方面是一样的。梅儒瑞在北京工作时，和我刚刚认识还不熟，外交官的味道就很浓，说话严谨，不苟言笑，但是熟了以后，朋友的味道就压过了外交官的味道，说话也就随便和亲切了许多。

　　所以，民间外交要注重交朋友。

　　我们要出发去工作了，送梅儒瑞到酒店门口时，发现华盛顿悄悄下雨了。

　　这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说到友谊，不能忘记这个“润”字。

　　雨不是很大，但是淅淅沥沥执着地下着，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我们住的周围的高楼上，美利坚的星条旗还在雨中顽强的飘扬。这些大楼上，大都飘扬着两面旗帜，一面是国旗，另一面应当是机构的旗帜。

　　旗帜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美国的许多建筑物上，都飘着国旗，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美国人和国旗，我是这么说的：

　　“　就说爱国，我在波士顿时，特意到了当年打响独立第一枪的莱克星顿，小镇几乎每家挂着美国国旗，我一下子想起北京的胡同里，国庆节时，家家户户挂出的国旗。我也不禁想到鲁迅在《四城记》中的一段话：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

　　而这里，是家家户户自愿挂的国旗，表达对国家和自己城市的支持。因为就在几天前，在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现场，发生了恐怖袭击，爆炸夺取了三位现场观众的生命。这里的市民表示，恐怖袭击吓不倒我们，明年要继续这个马拉松赛事。

　　这一面面国旗，是当地居民展示的自己的心。”

　　美国人的爱国，不是墙上的标语，也不是嘴上的口号，甚至国旗也是外在的东西，关键在于心。

　　发这段感想，也是因为上午的讨论。

　　上午十点，我们到了里根大厦，这里有许多政府机构办公，所以安检很严格。这次到美国，发现很多公共场所安检都很严格，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并无抱怨。我们是到这里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和美国学者交流美国国会和外交的关系。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是基辛格研究所的成员，他也参加了。这个所的主任是戴博，一个帅哥。去年四月，他在上海参加太湖论坛，我听说他在演讲台上发飙了，因为有的中国学者把中美关系中的问题都归于美方，戴博拍案而起，说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在美国头上。

　　那时我也在上海，约他吃了一顿早饭，商定了请他参加首届大梅沙，并且邀请基辛格研究所成为论坛的海外支持单位。他当场表态：我现在就算答应你了，除非发生了特别的情况。非常爽快。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著名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男主角大卫的扮演者。

　　今天的讨论开始时，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家，好几位来自中国的教授都说，二十年过去了，他怎么还这么年轻!弄得他也不好意思了，说，北京人在纽约好像和今天会议的主题没关系。

　　插曲而已。

　　基辛格中心对这次讨论作了精心的安排，从华盛顿地区请了几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包括我的老友，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所长方大为。安排的主要演讲，是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美国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关系。演讲中，反复提到的名字，就是威尔逊总统。威尔逊中心这个名字，就是由这个名字而来。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他是唯一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而今天的主题这么多次提到威尔逊，是因为他的最著名的政治学著作就是《国会政体》，他从研究型的教授到美国总统，把关于国会制度的思考运用于实际操作，在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所以，1962年历史学家对31位总统的投票排名，威尔逊高居前4位，仅次于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

　　除了对威尔逊总统的推崇，美国学者还普遍表现出对美国政府、国会、高等法院等制度的信任，他们也说到，这种互相制衡的制度设计，也是经过了很多失败才逐渐形成的。

　　我想，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就是通过对领导人，对社会制度的尊敬和信任来体现的，这实际上是飘扬在心中的国旗。

　　当然，上午的讨论十分精彩，特别是谈到中美关系的环节，芮效俭、方大为、戴博、孙芸等，有很多值得深思的观点，例如外交的道义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如何协调，例如中美关系中的文化差异等等，不但有理论，而且有事例。因为是闭门会议，就待以后再整理发表吧。结束时，戴博发表感想说，这样的讨论，以后要经常进行，而且规定要用中文，这样时间就更充分了。

　　虽然戴博也向我们展示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中文实力的意思，对我来说，也是求之不得。

　　中美关系的问题，不是简单用什么语言讨论就能解决的，历史的、文化的、国家利益的，种种因素纠葛在一起，理清楚不容易。这次我们还见缝插针地安排了工作午餐，和一个公司探讨中美关系。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公司，谈的也不是泛泛的中美关系。

　　中午12点半不到，我们赶到奥尔布赖特石桥公司。

　　石桥公司和我们这几天访问的智库比，是一个特例，因为他们是一个咨询企业，为一些大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以及为中国公司到海外投资提供咨询服务。这家公司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国家安全助理Berger,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三个大人物合作建立的。具体负责人李凡是前驻上海总领事，中国通，也是首届大梅沙论坛的参加者。他的太太是美国最棒的中文翻译之一，为几位总统服务过。

　　石桥公司的特点是不务虚，接地气，最了解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及有关政策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

　　而他们对中国目前对于跨国公司的态度颇有微词，认为对跨国公司有许多歧视。

　　李凡说的一个观点很值得重视，就是工商企业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以往的年代里，中美关系有过不少次危机，而美国的大企业大都是为融合中美关系，用力地游说国会山和政府，希望保持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因为他们有利益在中国。如果中国不考虑美国企业的在华利益，万一失去了工商企业在两国关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肯定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他们说的这些，我都了解，对于境外资本来说，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确实感到了阵阵凉意，无论是对于垄断的惩罚，还是对于信息安全的重视，使许多跨国公司有了生存的压力。今年开始，我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一个跨国公司的松散组织“全球公司智享荟”，有好几十家大公司高管加入，意思就是要抱团取暖。我对李凡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需要境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所以对跨国公司有很多的照顾，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政府作出一定的调整也不是毫无道理，当然，这里有一个尺度的问题，应当共同努力来解决。最后，我调侃说，这样的结果不是给你带来更多的生意赚更多的钱?你看，你搬的办公室多漂亮，赚了钱的标志。

　　李凡也笑了，他承认我说的是对的，他们确实营业额上升了，但是他说，这是需要调整的。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应当高于商业利益。

　　作为在第一线实际操作的公司，石桥公司很能感觉到中国的政策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我的这句话给翻译找了麻烦。她思索了一下，还是流利地翻出来了。顺便说一句，这个翻译是个美国人，水平是难以想象的高，我们团里几个见多识广的学者都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翻译，没有之一。夸她的时候，她说，李凡的太太是我的老师。

　　散会时，正好石桥公司的三巨头之一Berger 来了，他是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助理，那时是非常有权势的人，现在也是垂垂老矣。不过他似乎雄心还在，对我说，现在还常常去北京，以后到你家做客。

　　石桥公司要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的态度是虽然有意见，但还是很友好。创办这家公司的三个前美国政府高官常常到中国去，也可以和中国的领导人直接沟通，友好是基调。但是，我们接下来去的传统基金会就有所不同了，不是说不友好，而是说，他们在对于危险和利益作考量时，眼光和言辞更加冷峻些。

　　传统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是美国新右派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代表美国西南部财团和保守势力的利益，曾积极支持并影响过里根政府，该会有十一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任职。最近三年来，每年我到华盛顿，都会和他们有接触。我今天在会议刚开始时，和他们的高级研究员成斌说了一句归纳性的的话，也许会伤着他，确是实话。我说，每年都到这里来，说实话，听到的话不舒服，但是很真实。

　　到了美国，要全面了解美国和中美关系，就不能听好听的，而要听真实的。

　　例如，他们对我说过，如果台湾海峡发生了冲突，他们会坚定地支持台湾。他们还告诉我，日本是他们的盟国，过去那个战败国已经是过去了，他们一定要照顾到盟国的利益。而在中日两国的争端中，只要不是日本太无理，他们也一定会支持日本。

　　这样直言不讳的表达，其他智库很少见到。

　　今天谈到中日关系时，基调依然如此。

　　不只是中日关系，在其他不少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差距。但是我认为这种交流很有价值，毕竟他们也代表了一种意见和一种势力，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美国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各种思想各种势力，各种人都在这里有自己的空间。

　　晚饭前，赶着去看了王冀老先生。他也是在这个多元世界里的一个代表。

　　他正在接待来访者，见到我们来了，笑着打招呼，他腿有毛病，站不起来，一架残疾人的轮椅车静静地站在他的身边。那是他的腿。

　　王冀先生是东北军将领王树常的儿子。

　　王树常少年时就被东三省督军徐世昌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学成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科长、黑龙江督军参谋长、镇威上将军公署总参谋兼军长。1927年后任张学良部第十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军令厅厅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1930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1932年后任天津卫戍司令。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后长期寓居。新中国建立后，做过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他和张学良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王冀二十岁到美国上学，现在在美国住了60多年了。他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国会议员的人脉资源，在打破中美外交僵局上，他做了很多工作。虽然他现在已经84岁了，腿脚也不方便，但还是致力中美之间的交流，每年都会组织几次国会议员和议员的工作人员到中国访问。前年，他的太太带了十几位国会议员办公室主任访问北京时，专门去了杉园共识堂。今天我问起他夫人，原来也是去了中国，带了十几位议员在中国参观呢。

　　王冀先生为了做好中美之间的交流，创办了一个美中政策基金会。举步维艰，但是还在坚持。去年我见他，他就说，太难了，而且后继无人。每年还要自贴腰包二十万美元。今天，他又一次对我说了这个话，他说，不行就要关门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发酸。其实，他做的国会议员的工作，对于中美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帮他一把。

　　秦晖教授教授听说我要拜访王冀先生，提出也要来。原来他是有备而来。见到王冀，秦教授抛出一堆关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以及东北军的其他许多问题。王冀老先生虽然84岁了，但是由于他父亲和张学良的特殊关系，也由于张学良生前和他多次长谈，再加上他脑子十分清楚，许多历史在他的嘴里娓娓道来，倒是有点像听评书。许多事情，连秦晖教授也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王冀先生嘱咐我们，你们搞历史研究，所以我说给你们听，你们放在心里就好，不要在外面说了。

　　我们当然要尊重他的话。

　　临走时，我握着他的手告别，看着他因为缺少户外活动而略显苍白的脸，我又一次心酸了。我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够到中国去访问，我们愿意配合他在中国的活动。

　　至此，我们这次访问美国的主要任务都圆满完成了。我的访美日记也就结束了。

　　2015年4月4日晨7时于华盛顿

来源时间：2015/4/5   发布时间：20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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