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战不可避免吗？

作者：莱尔·戈尔茨坦  来源：智库观察

用历史类比法来描述复杂的中美关系已经相当普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时，人们对中国的崛起与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崛起进行了大量对比。然而，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2012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评论文章回溯至古希腊，来描述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面临的战略困境。

艾利森邀请太平洋两岸的战略家和分析人士，回忆称“是雅典的崛起以及雅典崛起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惧让战争不可避免”。他指出了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可能最重要的一句话。此外，艾利森提出了有关新兴国家与老牌国家爆发战争频率的令人不安的证据，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也对此进行了评述。据艾利森的说法：“1500年以来，在新兴国家挑战老牌国家的15次情况中，有11次爆发了战争。”

虽然艾利森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引用似乎对华盛顿的有关讨论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对于他的观点对北京的影响，人们几乎没有探究。不过，中国的最高外交政策决策者已经就“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进行了讨论。为了更好地理解与“修昔底德陷阱”有关的中国观点，这一期的《龙眼》系列将研究颇具威望的中国军事科学院出版的官方期刊《军事历史》2014年推出的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一个论坛。

《军事历史》刊登的第一篇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批判性思考文章出自人民解放军大校、军事科学院专门研究外国军事史的研究员周小宁。尽管周大校承认修昔底德对古希腊城邦和现代民族国家所做的比较“值得讨论”，但他强烈反对艾利森的类比：“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人们不能拿历史与现实进行简单的比较。”他反对艾利森类比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战争爆发时，雅典和斯巴达都已完全崛起———从本质上说都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正在崛起的强国。周大校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是霸权国家。

周大校继续他的论述，坚称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仍十分巨大。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并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更没有发动战争挑战美国的意图。这与当时雅典和斯巴达势均力敌的敌对状况截然不同。”

周大校还认为，与雅典不同的是，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中国既不寻求结盟，也不寻求扩张。此外，他还指出，中美都拥有核武器，所以“中美爆发大规模战争是难以想象的。”

周大校接着谴责艾利森怀有可疑动机，他指出这位教授最近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华盛顿如何能够在2012年再次爆发的钓鱼岛／尖阁群岛危机中给北京划一条“红线”。周声称，美国将当代中国与雅典和德国等历史案例归为一类，这暗示美国怀疑北京会试图“破坏国际体系”。这位军事史学家最后总结道，艾利森使用这种类比最终是为了推广“遏制中国”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中国优秀美国问题专家袁鹏也在《军事历史》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更倾向于接受艾利森的论文。与军事史学家周小宁大校相比，袁博士主要聚焦中美关系令人不安地向不稳定和不信任转变的问题。他指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在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领域给中国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不过最重要的是，挑战一直存在于心理层面。”

袁博士概述了中美关系中一个令人忧虑的循环，指出美国对中国施压的心理压力可能被视为试图“围堵”中国，而北京的对抗手段可能被解读为“排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因此，袁教授更能接受艾利森关于霸主国家和崛起的挑战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存在危害的观点。他提出了中美合作的一些新领域，如阿富汗，他还认为北京必须“千方百计”地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

《军事历史》的最后一篇观点文章由同为历史学家的柯春桥大校撰写，聚焦一战前德国的崛起。柯大校认为，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必须做出理性而科学的战略选择，同时避免不可行或挑衅性的目标。他以一战前的欧洲外交为切入点，谴责德国放弃俾斯麦较谨慎的外交，转而推行过于野心勃勃的战略目标。最后，他指出，尽管德国与英国的海军仍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德国与英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的意愿“触碰了英国的战略红线”，但德国仍决意采取这一姿态。

中国的军事学者思考这段重要历史无疑是个积极信号。当然，如果认为修昔底德的观点会对中国外交和军事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那是夸大其词。此外，周大校对艾利森的批判表明不愿与大国接触的西方观点直接交锋。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反映出战略上的自我陶醉，不过也体现了传统中国外交的真正差异。

在《军事历史》的另两篇文章中，袁博士和柯大校都更接受对“修昔底德陷阱”微妙含义进行思考。因此，他们的观点更可靠。袁博士的文章表明，人民解放军并不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与世隔绝，至少它在某种程度上愿意发表高级文职专家的观点。此外，柯大校的文章表明，人民解放军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不受约束的“海军派”存在严重危险，而“四面树敌”是愚蠢的外交手段。

来源时间：2015/4/3   发布时间：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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