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2015访美日记（五）

作者：周志兴  来源：共识网

    2015年4月2日

　　假如鲁迅先生活着，他写这篇文字也许会这样开头：在不太繁华的华盛顿，有两条大街，一条很有名，另一条也很有名。

　　今天我们就要走其中的一条。

　　有一种说法：美国的政治，走路靠两条腿，这两条腿都在华盛顿。一条是“游说一条街”，那里的各大游说公司专门负责与议员们沟通，打通国会的关节;另一个就是马萨诸塞街——“美国智库一条街”，就是今天我们要走的街。事实上，每次到华盛顿我都在这里活动，走出这个楼就走进这个楼。以至于我已经很多次说，我们应当在这条街上建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智库，当然，应当是民间的。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和美国智库的交流，还是到国会山的游说，都会方便许多。

　　在这段几百米长的街道两旁，比邻而居的有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所等十几家研究机构。不远处，还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乔治·华盛顿大学等，起码有上千名研究人员在这里上班，不知不觉的，就把这条街变成了美国智慧的“仓库”。其实还不只是仓库，首先是工厂，产品就是思想。其次是商店，出售的也是思想。买主也不会少，道理很简单，没有买主，工厂和商店都要倒闭。

　　这条街不宽，很是安静，也很低调，只是懂英文的人看到一座座楼前的名牌时会在心里惊呼，这么大牌的智库，原来门脸这么小!

　　虽然表面不起眼，但是，“智库街”是个“出将入相”的地方。美国学术界与政府之间有一个“旋转门”，今天趴在办公室里写报告，也许明天坐在美国某部委领导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做过一段时间官员之后，也许又回到智库里充当一名研究员，这时，他们又增加了政府工作的经验和人脉，做起研究工作来，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得心应手。

　　华盛顿比纽约暖和多了。似乎老天知道我们今天一天都混在智库街上。所以把阳光很勤劳地铺满了智库街，我们的心里似乎也亮堂起来。所以，当我们来到布鲁金斯学会，发现预定的时间是十点开始，而我们提前到了一小时，算是不大不小的一块阴云吧，但是，没有人抱怨，因为心中的阳光足以抵御这小片的阴云。大家到布鲁金斯的图书馆呆了一小时，只当是参观了一个新的景点。

　　乘着一小时的空暇，我再次温习这个智库的历史。

　　布鲁金斯学会的创始人为罗伯特·布鲁金斯，他是一位来自圣·路易斯的商人和慈善家。学会从第二任会长罗伯特·卡尔金斯时候起开始从事政策研究，形成如今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风格。

　　布鲁金斯学会颇具规模，历史悠久，再过不久，就是他们的百岁华诞。而尽管年龄进入老态，思想还保持年轻，他们以持自由派观点著称，常被称为“开明的思想库”。它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是民主党人，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同时储备和提供人才，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该学会人员充任要职，故又有“民主党影子政府”之称。

　　几乎所有美国派驻国外的大使，在赴任前和回国述职时，都会到这里的外交政策研究部找专家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每当发生重要的外交事件时，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会主动上门，到这里找最权威的专家咨询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刚刚进门，看见杰夫贝德匆匆出门，他说，要去白宫和总统见面，总统要咨询中国问题。其实他原来就是“体制内”的人，是奥巴马总统的中国问题顾问，离开白宫以后，还时不时被叫去出谋划策。不过今天我知道见不到这位严谨的老头了，因为复活节，这位犹太人出门度假去了。想起去年11月，贝德为了给“习奥会”打前站到北京，在百忙中还见了我一个小时，至今我还有些感动。

　　今天是计划中的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公开演讲，由华生和胡必亮两位教授用英文演讲中国的土地和户籍问题以及对策。而使用的这个大报告厅，中国的两位副总理汪洋、刘延东和外交部长王毅都在这里做过演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有很多在这里发表过演讲。

　　让我出乎意料又非常感动的是，这次演讲的组织者，布鲁金斯桑顿中国中心的李成先生在开场白中，用了很大篇幅介绍我和《领导者》杂志以及共识网，他把《领导者》杂志说成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并且告诉听众，共识网是布鲁金斯长期的合作伙伴。

　　华生和胡必亮两位讲者都是土地和户籍问题的研究者，英语也非常流利，所以，听众时而聚精会神，时而开怀大笑。尽管华生说，他24年没有到过美国，也很少用英语，这次想试试英语丢了多少，可是这几天从波士顿到纽约再到华盛顿，他不断用英语演讲和辩论，我看他，越来越自信。

　　坐在我身边的许耀桐教授悄声对我说，八九十年代出国，操流利英语的华人，大都是台湾人或香港人，现在，更多的是大陆人，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进步。

　　越说这话我越惭愧，我是基本不会英语的，而我还算是外语学校的毕业生。所以，李成先生为了让我讲五分钟的开场白，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个翻译。

　　这几分钟我是这么说的：我若干次到布鲁金斯，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我知道，我是沾了同行学者的光。我们每年到这里，就是为了东西方的沟通和相互了解。我知道，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很多问题，就像我们了解美国也同样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交流，就是为了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同时也共同解决存在的问题。最后，我代表毛振华邀请美国的这些学者们参加今年的大梅沙论坛。

　　我看坐在下面的李成不断点头，相信这也是他的想法。

　　到了提问阶段，台下举起了许多手，提问者许多是大牌，像李侃如，是克林顿总统的亚洲事务首席顾问，原本我听说他因为复活节假期是不来的，还有美国第一个华裔大使，曾出任尼泊尔的张之香女士，还有美国土地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李成也“利用职务之便”抢到了一个提问机会。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结束的时候，我找到李侃如，问他，你不是来不了吗？骗我？他说，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你来我怎么能不在?他告诉我，今天两位中国学者的演讲非常棒，给了他很多启示。

　　接下来还有两个小时的午餐会时间，仍然大牌云集，布鲁金斯的副总裁Bruce Jones，是李成的老板，他是美国研究联合国的顶级专家，本来要去白宫工作的，但是先到了布鲁金斯，他对我开玩笑说，我的工作就是让李成高兴。我告诉他，以后，也要让我们高兴。包道格、李侃如、张之香、葛莱仪等都参加了，讨论十分热烈，以至于李成常常要敲盘子制止发言太长的人。

　　包道格让我感动。我以前不认识他，但是知道他是老布什总统的亚洲事务顾问，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现在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我恰好坐在他旁边，吃完饭后，我专注听发言，没有及时收盘子，他硬是要把我的盘子端走，还问我，要不要给你端一杯咖啡?我怎么好意思，抢不过来，就端着我身边翻译的盘子和他一起走出去。走在他身边，我顿时觉得自己清瘦了许多。他比我大4岁，体重应当是我的两倍，个头也高出一截。我想，这些我追不上他了，但是，为人和学识还是可以追一下的。

　　具体的话题不说了，说起来也许就是一本书了。

　　下午，我们到了CSIS，中文名字叫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这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现在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张变得比以前稍温和些。它的见解和主张，对美国制定战略和对外政策有一定影响。如2001年的“9.11”事件后的第8天，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向布什政府提出了发动反恐战役的7点建议，此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基本就是照此行事的。

　　这里的高级研究员葛莱仪是一位美女，我和她认识很多年了，去年他们搬了新的办公大楼不久，我就到了她的办公室，因为她是我们《领导者》杂志的长期撰稿人。她的两位助手也是美女，这倒是给严肃和沉重中带来了一丝轻松。

　　葛莱仪和CSIS的费和中国中心主任甘思德坐在我们对面，一副来者不拒的样子，说，你们问吧，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回答。

　　确实，她是一个厉害角色，经济、外交、台海关系，都非常熟悉，而且思路缜密，表达准确。像一个外交官，这是中国学者几乎一致的看法。但是我说，像一个外交官，更像是批评，是说她打官腔。而她也很敏感，当华生告别时称赞她很会表达时，她幽幽地说了一句，我会表达，但是没观点。华生马上补充，你也有观点。

　　其实我倒是认为，从她的看似外交官的表达中，也可以领会许多观点。

　　我最后问了她两个问题，一是去年她对我说，她在做一个课题，研究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我问她，你的研究成果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看明年台湾大选?

　　葛莱仪说，她一直重视研究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简单地说，这些国家比中国小很多，因此难免对这个庞然大物有畏惧，而他们对中国的想法和决策过程不了解，所以一直处在担心和猜测中。至于台湾大选，她认为现在民进党和国民党还在势均力敌阶段，国民党不是没有机会了。说实话，这和我在台湾和在中国大陆得到的信息有些不同，因为美国的台湾通包道格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说法，我想，这也许代表了美国知台派学者的主流想法。

　　这个回答，对我还是很有帮助的。

　　这次，葛莱仪希望我们带两本往期的《领导者》杂志来，因为上面发表了她的文章而她手里没有了，我给她这两本杂志时，发现凑巧封面都是蓝色的，我问她，你是不是蓝色的而不是绿色?她马上明白了，说，我没有颜色，不蓝也不绿。

　　反应好快!

　　晚饭是李成代表布鲁金斯正式宴请，但是，又不那么正式，因为他事先就告诉说，晚上都不打领带，都不说英语，自由一些。他带了布鲁金斯的几个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吃饭，和这些年轻人聊起来，原来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也许，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布鲁金斯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出现更加出类拔萃的专家。这是我吃饭吃出来的感想。

　　还有一个感想也是吃饭时得到的，就是布鲁金斯今非昔比，有点穷了。李成对我说，现在筹款非常难。我知道，美国的智库经费来源，主要来自私人捐助，少量的来自政府采购，而许多智库是很富裕的，像在纽约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两座楼都来自私人捐助，但是，私人捐助的问题在于不太稳定，时多时少，就像果树结果有大小年一样。也许，布鲁金斯遇到“小年”了。回过头来想想中国，私人捐款做慈善的做公益的都还有一些，但是，私人捐款研究公共政策和外交的，就少之又少了，和美国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路再长，也要往前走啊!

　　2015年4月2日晨6点半，于华盛顿

来源时间：2015/4/6   发布时间：2015/4/3

旧文章ID：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