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不可能崩溃的五大理由

作者：邓聿文  来源：凤凰网大参考

　　近30年来，“唱衰”中国成为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一种“政治正确”。最新一起例子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David Shambaugh教授，他另外有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沈大伟。

　　沈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知华派”，因此，其转向比那些对中国怀有深刻偏见的“反华”学者更易受到中外两方面关注。近日，他的《中国即将崩溃》一文发表后，立即在国际舆论中掀起了一波新的“中国崩溃论”讨论热潮。

　　沈大伟因何转向?外界似乎并不十分清楚。其实，沈的转向也非突然，而是有迹可寻的。他在去年的几次演讲中，就从原先对中国的谨慎乐观转向悲观。据说类似他这样的不看好中国的学者还有好几位。国内有媒体据此批评沈大伟是投机，然而对一个严肃的学者下这样的定论，也有不妥之处。

　　沈大伟自己说了，他是冒着“赔掉学术声誉”的风险作出这种转向的，可见他对自己转向的后果有心理准备。沈在文章中提出了五条证据来支撑的他的结论，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了不看好中国的理由。已有学者对其五条证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在讨论“中国是否会崩溃”这样的大问题时，最好不要带上个人成见——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应尽量客观理性。

　　其实，预测长期意义并不大，因为长期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一切皆有可能，而就中短期来看，中国不会发生如沈大伟说的“崩溃即将到来”的情况，理由也有五点。

　　质疑沈大伟的五大理由

　　第一点，多数中国人还是希望国家稳定，把稳定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为什么把这列为第一条?因为如果社会中的多数人追求国家稳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发生大规模的尤其是全局性的动乱。

　　希望社会稳定，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老百姓都这么想的，但中国民众抱有这种心理似乎要比很多国家的民众更强烈，他们是把稳定作为一种价值去追求的。

　　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都是不稳定的，战争、贫困、内乱，造成社会不稳，直到文革结束国家发展才步入正轨，因此，中国人也就特别渴望稳定;二是执政党对稳定的强调到了一种近乎执着的程度，也是鉴于这百多年的历史，执政党非常在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稳定是硬道理，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这已形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首要的价值目标，并在执政党的再三教化下，多数民众也接受、认可了稳定的重要性，故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人希望社会发生动乱。

　　第二点，执政党有很强的学习应变能力或本领。关于这一点，其实沈大伟在自己200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作了精到的阐述。他用了一个词“调适”来形容执政党应对挑战的应变能力。在沈看来，过去二十多年执政党一方面在收缩，一方面又有很强的调适能力。用他的话讲：中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一直从世界其他国家寻找合适的模式和思想，引进并嫁接到本土的文化根茎是创造一种“兼收并蓄型国家”，该书的核心结论是，为了解决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执政党吸取了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失败的教训，正在主动地进行自我制度改革和建设，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从而维护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

　　确实，从执政党的历史来看，它一直强调根据实际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思想、路线、政策和策略。比如，新领导人上台后，就强化了改革、反腐、法治，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规划。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政党向中国的执政党这样重视学习了，学习历史，学习实践，也从错误中学习，不能说执政党的学习和调适都有效果，但起码它愿意去学习、去改变。

　　第三点，与第二点有关，执政党也在给人民许诺，改善治理，带领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尽管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但执政党也在给人民承诺，它会努力去解决那些与民众切实相关的问题，改善自身治理，用良好的服务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在经济发展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无论何时，执政党都在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从实际效果来看，与承诺有一定差距，但承诺本身及为此所作的努力会给执政党带来合法性。

　　事实上，无论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竞争，执政党赢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用良好治理和服务去拉近和民众的关系，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生活。为此，中国的执政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按照这个目标，人民生活水平届时会有很大提高;另外，执政党也通过反腐和改作风等，试图改善与人民的关系，这些都有助于执政党建立新的合法性。

　　第四点，民众的经济和社会自由还是能够得到国家一定程度保障。自由先于民主，自由是创造之母。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就没有活力，当然就谈不上创造和创新。中国改革30余年来，社会之所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精神状态之所以和过去截然不同，原因固很多，但国家将自由还给人民是一个最本质的因素，不管这种自由当初是被迫还是主动还给人民的。正是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让人们有了创造财富的激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大多数人。这当然不是讲，人们今天拥有的自由就非常充足了，在很多方面，自由还十分欠缺，即使是经济自由，还有许多门槛。

　　然而，也应该承认，在经济自由方面，比起过去来有了很大改善，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十八大后，国家简政放权，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将许多原来由政府管制的权力还给社会和市场，它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有利于创业和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现在正是中国经济困难的当口，要想使经济不出现大的长期的下滑，就必须充分调动市场和民间的力量，而赋予民众更多的经济自由是不二之选，简政放权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各种税费的减少，都有利于增进民众的经济自由，激发市场活力，造成一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这种局面能够减缓中国经济下行对社会产生的震荡和冲击，再加上国家社会保障的完善，至少不会使社会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在未来恶化。

　　第五点，中国特殊的社会代际结构亦有助于抑制社会动荡，保障社会稳定。第一点谈到中国多数人不希望社会出现动荡，这其实跟中国特殊的社会代际结构有很大关系，所以需要把它单独列为一条。这个特殊的代际结构就是，中国当前的主流人口是50、60、70、80年代生人，而90、00年代生人则至少要到未来20年后才能在社会唱主角。

　　若说中国社会会出大问题大乱子，不大可能在前四代人之间，而会在后两代人成家立业之后。

　　为什么需要有这样一个代际分野?因为前面4代人与后面2代人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简单说来，50-70这三代人出生和成长于物质匮乏和社会动荡年代，他们的记忆所及就是吃不饱、饿肚子，所以他们在乎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但90、00两代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前几代人的饥饿感，从他们记事起，物质就是很丰裕的。所以他们不像前几代人一样有个新旧对比，在他们看来，目前的物质条件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80年代人则介于两者之间，但他们成长的上世纪90年代物质生活也没现在丰富，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目睹了父辈的艰难。因此，把他们划在前一类。

　　这个区分的意义是，前四代人懂得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因而会倍加珍惜，更倾向于维护社会稳定;后两代人没有这种艰难经历，当他们成年后，一旦经济形势恶化，从物质丰裕跌入物质匮乏，那么，他们会认为这是政府政策错误之故，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反社会反政府心态。

　　崩溃论弥补国内批评之缺席

　　从上述五点理由看，假如不去考虑一些偶发事件或因素，中国是不可能出现如沈大伟说的“崩溃”危险的。国外一些中国研究者，喜欢鼓吹“崩溃论”，说到底，是不相信中国可以找到一条基于自身国情和历史的民主之路，不相信中国的体制能够应对危机和挑战。他们基本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信徒，认为人类的政治体制应该终止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但连福山的老师亨廷顿都认为，西方民主是西方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民主的本质是让人民做主，如何让人民做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和历史，这里并非是要强调“国情特殊论”，而是想指出，国家有责任建立一种适合自身国情和历史的民主形式，走这样一条民主道路，而非亦步亦趋其他民主道路。如果只认为西式民主是人类历史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不正好陷入了他们自己所批判的“历史决定论”的迷雾吗?何况，福山现在也承认西方民主体制的缺陷。因此，各国发展道路应该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这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如果人类发展有规律的话。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崩溃论”就没有价值。它的价值不是说存在一股“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而是提醒执政党注意“唱衰”背后的真问题。这些问题和事情有的长期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忽视它，越是长期存在、司空见惯的问题，越要重视，并去解决。因为正是问题的长期存在，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无关紧要，但事情都是由量变到质变，如果不加以注意，任其恶化，时间久了，在一些偶发事件的带动下，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出现危机。

　　从这个角度说，“崩溃论”的存在，能让执政党意识到，自己的哪些工作尚未做好，需要改善，从而促使执政党去改进完善治理，这样，反而使危机得以避免。

　　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批评，不管批评的对还是错，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只要有事实根据，就应该肯定。鉴于国内的讨论环境，有外国专家天天“唱衰”中国，实际能够起到弥补国内批评之缺席的作用，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当然，前提是把它当做“良药”和“忠言”。

　　“崩溃论”存在的意义就是促使政府不断改进完善治理，使危机得以避免。

　　一个国家不是靠骂就能够骂倒的，否则，也太脆弱了。所以，对批评，哪怕是不怀好意的批评，要容得下。习近平主席去年在跟各民主党派座谈时，就指出，各级领导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它当然包括国外各种刺耳的声音。

　　邓聿文：学者，专栏作家，英国诺丁汉大学志奋领访问学者，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北京改革发展研究会理事，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致力于中国改革与转型以及国际关系研究。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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