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论坛低估了谁的想法？

作者：希尔顿·鲁特系乔治·梅森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全球议程的设计者、全球成长型公司、全球领导层、全球秩序的塑造者——— 他们在瑞士达沃斯组成了这个试图改变世界的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而这个论坛的主旨就在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重新设计世界。

但是，这些自诩为全球进步的推动者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全球化——— 相互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剧烈的竞争，导致的是全球的多样性，而非各方合一。这就使得所谓“自上而下”的控制，只不过是那些试图寻求影响的诸多强大力量之一。

也许我们应该以生命科学、生态学和生物进化论的规则来理解达沃斯论坛：在一个互动和反馈被不断放大的环境中，个体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更新的规则和其他个体的反应。这些个体构建了局部的生态环境，以确保自己的生存，而多个局部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叠加性的影响，最终改变了更大的生态系统的行为。

成功的个体能够保护自己的局部生态环境，并且可能作为寄生者、食腐者或捕猎者在一个不利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同样地，我们已经看到制度类型和社会组织不断增长的变异性。而全球性变化以及在相互作用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就是：在各种机构和国家间出现了共生进化的状态。

关于全球化有一些流行的隐喻，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这些隐喻提供了对于全球图景的短视的看法，并且大多数结论都是基于对于这个世界上蓬勃发展的一个人口“子集”——— 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观察。

柏林墙倒塌后的乐观情绪使人们更愿意相信“自上而下”的导向性进化的力量，所以可以理解当时的技术官僚们能够总结出一大套关于制度和组织的“积木”和“特质”，向那些对此心怀向往的国家推销。随着这个系统进行了持续性的“定向选择”，西方的自由主义扩大了全球合作的领地，也同时拓展了关于自由、个人主义和世俗化的前景。

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公认模式，人们相信，全球经济竞争可以让每一个社会达到其发展的上限，因此，达沃斯的标志性产品就是其《全球竞争力报告》，这是一本告诉那些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经济体们如何提升竞争力的手册。

但问题是，全球经济竞争不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或战略。许多规模较小或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选择的是别的路径——— 猎食、寄生，或者与更多有活力的伙伴进行互惠性的联合。

至于那些在柏林墙倒塌时已经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经济体，它们自己是可以影响“定向进化”的；同时还预期这个世界将基本保持不变。它们推测，历史是有方向性的和渐进的，并且哪里有互利共生，哪里就会有进步。

但是这个狭隘视野下的结论已不再成立。全球行为体之间的对抗性互动其实也在升级。随着贸易变得更加全球化，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出现了更多的复杂化的互动博弈，而这些互动博弈往往介于冲突和合作之间。

复杂性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国与国之间、亚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正在以加速度不断增长。全球性规范的制定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联结的多样性使得那些顶级玩家根本不可能拒绝那些它们不喜欢的特质和变动。这个互动的网络已经变得如此纠结，以至于它极大地限制了所谓的“定向进化”。如今，参与者们可以从系统中的任何一点施加拉力，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

达沃斯低估了那些基础性机构在不同的环境下、用不同的方式所表达的想法。我们早已知道整个系统顶级玩家们的想法，但是，在全球化的这个阶段，政策扩散和共同进化的推动者却不一定来自系统的“顶部”。世界上演变得最快的部分是那些中等收入地区，在这些地方，规范和规则是从互动中产生的，很多变化看起来是没有方向性的，但却可能影响到某些特质，以及随后它们选择什么行为去适应新的变化。所以，新的治理体制会不可避免地快速到来，而这会反过来决定哪些局部的特质演变成全球性的模板。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无法判断创新的方向、趋于随机化的世界。随着相互作用的国家数目增加，制度日益多样性和复杂化，将更难判断其影响。在这样的世界里，为全球变化提供动力的行为体将不断扩散。而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内部的机制运行，与我们所了解的全球系统之间的裂痕也将越来越大。(作者希尔顿·鲁特系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本文由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唐昊翻译)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20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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