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雄：中美两国准确把握对方战略意图很困难

作者：王泳桓  来源：澎湃新闻

　　“Life begins at 40.”

　　倪世雄说，40岁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他一年半后踏上了美国哈佛大学的访学之路，那一年，他已经40岁。

　　受益于这一历史机遇，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的倪世雄，成为最早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

　　在哈佛大学待了一年多之后，倪世雄回到复旦大学专心做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了《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等有影响力的著作，也奠定了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崇高地位。

　　对目前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问题，倪教授认为，建立“中国学派”，要形成自己的研究队伍，和支撑这个队伍的基地。还要出几个国际公认的学者，出几本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这样人家才认可你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也是倪世雄教授从教50周年。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倪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也分享了他对中美关系35年发展历程的看法。现在中美两国正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此，倪世雄教授表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从零开始，而是有着35年的基础。但他也指出，要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困难性做好思想准备。

　　从外文系“半路出家”到国际政治系

　　澎湃新闻：您是怎么开始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

　　倪世雄：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时代的背景。1964年，我当时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当老师，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教学工作也就因此停止。到了1972年，当时复旦大学开设了一个所谓的工人大使班，是“四人帮”搞的这个项目，班里的学员大都是工人出生，也是各自工厂的骨干或者先进工作者。因为需要外语老师，所以我就从外文系调到了国际政治系。

　　文革结束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复旦大学招收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国际政治系学生，我当班主任，后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国际政治这个领域。现在回过头去看，应该说，不是我选择了国际关系研究，而是时代背景使然。

　　澎湃新闻：转到国际政治系之后呢?

　　倪世雄：转过来之后，我就觉得光外语好不行，专业背景也要好。所以我就自己开始看书，编一些有关外交会议、国际关系理论等的教材。为了让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能够逐渐熟悉国际政治的外语表达，提高他们阅读国际政治外刊书籍的能力，我也开始从原来的纯教英语慢慢转向教专业英语。

　　澎湃新闻：您作为中国第一批赴哈佛大学做国际问题博士后研究的访问学者，去美国学习的机会是怎么得到的呢?

　　倪世雄：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哈佛大学一个教授代表团下半年的时候来中国几所大学选拔人去美国留学，他们提供奖学金。后来，全国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参加了面试，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时我觉得自己希望不大，因为无论是从外语还是专业角度，另外一些候选人都要比我好。我清楚地记得，面试我们的是当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79年下半年面的试，1980年2月我收到了录取通知。

　　说真的，我当时是又惊喜又意外。能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读书肯定感到惊喜。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我前面说了，面试的时候自己感觉并不好。后来我到了哈佛见到孔飞力，我问他选择我的理由。他跟我说，他们知道我们这一批人刚经历过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基础什么的都不好。之所以选择我，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外语还行。第二个原因是我当时回答问题的反应也还可以;第三个原因他说是因为我比较诚实，不懂就是不懂，不会不懂装懂。

　　澎湃新闻：在哈佛大学留学有什么感受?

　　倪世雄：去了之后，我发现，当时我们对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了解得非常少。汉斯•摩根索(注：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的《国家间政治》什么的一点都没听说过，因此在选方向时我就大胆地填了国际关系理论。

　　刚开始非常难，我就拼命看书。我去美国时正好40岁，有一天进入电影院，刚好在放映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卡茜娅当年40岁，经历坎坷，但她始终没有泄气过，经过努力最后获得了成功。

　　电影里有句台词，叫做“Life begins at 40”，这句话对我震动非常大。原来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40岁重新开始!在那时，这句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前面说到，刚开始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我是一点都不懂的。后来，有人建议我应该去见见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西方国际关系领域大师)。我当时担心和他谈不了什么内容，所以我就去哈佛图书馆找他的书看。我在找他书的时候发现，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好几间房间全部都是讲国际关系理论的书，我当时都呆掉了，但又觉得兴奋。

　　我在做了一些功课后去见斯坦利•霍夫曼，他看我还能讲一点专业知识，外语也还行，对我感觉不错，就说收我做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我当时跟他说正在看他写的书，他却让我不要看，也不建议我看汉斯•摩根索的书。他给了我一本罗伯特•利柏(Robert Lieber)(注：斯坦利•霍夫曼的学生)写的书，告诉我这是入门书，也正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把我引入到了国际关系领域。

　　40岁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哈佛大学回国后不久，我就开始专心搞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研究，这一做我就无法割爱了。

　　但我自己也明白，在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我自己有着很大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我的基础差。虽然回国之后我在引进、介绍、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做了一些事情，但在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时就显得很不够。

　　因为构建一个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很深的历史、哲学、经济等理论功底，但在这方面我一直就显得比较薄弱。后来我意识到要多看点书，但因为有的时候其他事情太多，好多书都没有看完，沉不下心，基础就一直没补好，一写起文章来自己也觉得写不深，就是因为缺乏历史、哲学等理论基础。

　　当然，我也觉得不能空谈理论。特别是后来在谢老(注：谢希德，复旦大学前校长)的领导下，我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做研究。随着到美国出访交流机会的增多，我也写了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书和文章，力图把我学过的理论跟实际联系起来。

　　形成“中国学派”还很远

　　澎湃新闻：那您觉得，现在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有哪些问题存在?

　　倪世雄：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引进、介绍、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还是做的不错的。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我们这一二十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学者也正致力于从中国角度，用中国声音、中国故事来为当前国际上新出现的问题提供理论解释。因为时代的原因，我们相继错过了西方前两次国际关系大论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也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第三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中。

　　现在大家讨论比较集中的是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问题。我认为，建立“中国学派”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吃透;第二个是要对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深入的了解;第三要把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加以利用;第四则是要把握和提炼中国建国60多年外交实践的特色和经验。

　　这些准备做好以后，我们还面临一系列问题，那就是要形成自己的研究队伍，以及支撑这个队伍的基地。还要出几个国际公认的学者，出几本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这样人家才认可你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我们目前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来源时间：2015/1/2   发布时间：201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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