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会和西方合作解决全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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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会和西方合作解决全球危机?

弗朗索瓦・高德蒙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2014年12月2日

　　北京的领导层更替一年之后，新领导人的外交政策方向逐渐明朗，因此是时候可以评估一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位置了。在一系列全球危机中，中国采取行动是出于维护自身不断增长的国际利益吗?还是因为它真的有兴趣为全球共同福祉作贡献?

　　习近平已经证实他是一个比他的前任们更强势的领导人。胡锦涛在其任职的最后几年，国内政治陷于派系争论中，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呈增长之势。现在已经很明确，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在领土问题上更加独断，在公共外交上更加高姿态。中国已经从以前的韬光养晦转向新的所谓“大国关系”的姿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潜在利益自然逐渐增长。中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资产正受到这些国家内部或者外部因素的威胁，因此这似乎需要中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和参与，降低一些全球危机所造成的冲击。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增长的利益，是否带来中国相对应的对国际秩序更多的维护和对全球社会更多的支持呢?或者，中国是否仍然认为，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是西方霸权主义的一部分，而这种霸权主义包含对中国的排挤，或者更广泛地说，这种霸权主义排挤一切新兴的崛起国家?

　　目前国际危机比比皆是，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到叙利亚的内战和所谓的伊斯兰国的出现。在利比亚也是危机重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也存在种种不稳定因素。西方对阿富汗的干预行动已经到尾声，而阿富汗仍然存在骚乱的危险。中国及其邻国在海洋上的摩擦，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都有潜在的引发大规模军事争端的可能。几乎所有这些争端都对欧洲有紧迫而直接的影响。即使是亚洲的海洋争端，虽然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欧洲，但是也会对欧洲的海上贸易还有对其亚洲的伙伴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军事预算稳步增长，而且也有能力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海外。再加上中国在一系列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和影响力，这些都让人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提出新问题。关于如何处理在国际社会中的新位置，中国有多个选择：它可以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为解决国际社会的问题而作贡献，它也可以认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削弱更符合自身的利益。这些问题目前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中存在激烈的争论，在中国以外的观察家里面也存在激烈争论。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关于中国“搭便车”的言论使这些争论更加激烈。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参与解决全球危机的问题上，人们的期待和现实的情况是脱节的。中国或许是全球第二大的国际维和行动的参与者，但是在其他方面，例如在一些国际社会支持的干预行动中或者在财政捐助中，中国又落后于很多国家。尽管如此，中国却也不常使用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否决权，因此使得很多国际行动得以开展。所以，中国明确表示支持，或者至少不投反对票，是很多联合国支持的国际行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人很难了解中国在很多国际危机中的真实想法。

　　最近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北京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很多中国国际关系专家到会。本文的各种观点很多都来自于和这些中国国际关系专家的对话。这些专家并不是外交政策或者国家安全官员，他们是备受尊重的政策分析方面的学者。在会上他们提供了很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想法的观点，尤其是中国领导层的想法，而不是中国在国际干预行动的具体做法。他们的观点有些能够为官方的立场作注解，有些却与官方立场相异。如果跟一个伙伴国家打交道的关键首先是要了解这个国家，那么这就是我们唯一可以了解或者判断中国最近这些争论中的立场、以及其思维模式上的转变的方法。

　　外交政策制定来自最高领导层

　　一个惊人的发现是与会专家们很少提及不同的政策中心，例如不同的组织或者利益集团，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今天，即使是外交部也不能说是外交政策制定的首要来源。与会专家经常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直接来源。在今天的中国外交政策中似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化倾向。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他的外交部长兼总理周恩来扮演着重要的国际角色。此外，与会者提到习近平和普京之间有高度的相互尊重。

　　与会者最常提及的、对习近平政策决定起平衡作用的就是中国的“民意”。民意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因素，但却是重要的第二个考虑因素。由于民众被给予高期望值，所以任何外交上的让步或者“没面子”都会让民众反应激烈。

　　除了民意的影响力外，毫无疑问外交政策来源于最高层。在讨论这将有什么影响的时候，一些专家说要警惕中国在处理邻国关系中采取的一些做法：一名与会者说“中国和邻国关系应该更友好一些，这是对中国公信力的要求”。其他人则谈到中国领导人的世界观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个世界仍然分裂成“我们跟他们”。这种“我们跟他们”以前曾经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在更多的是中国和亚洲(或者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或者发达国家)。中国的“敌人”毫不含糊地是美国和日本，而欧洲则是一个“他们希望争取的”朋友。对“橙色革命”的惧怕仍然有重要影响力，而中国永远不会完全加入西方。

　　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角色

　　与会的中国专家毫不掩饰他们对某些与中国走得很近的政权的厌恶之情：例如他们认为伊朗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沉迷于反对闪米特人”。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和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都被视作大独裁者。专家们不赞同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又认为全球危机的种子都是西方国家种下的。

　　一名专家说“俄罗斯和中国有共同的忧虑，所以它们能够互相理解”。有些中国专家谴责欧洲和北约组织试图把乌克兰收编到北约，因此引发了普京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行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台湾出现“骚乱”状况，根据中国此前的声明，中国不排除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显示了中国对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专家们还讨论了俄罗斯的智库的角色，他们说其中一些最知名的智库实际上还是美国提供资金的。

　　他们认为，首先西方国家应该“认真对待俄罗斯”。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在自家门口也有一个敌对联盟，中国也会跟俄罗斯一样感到不安。就像欧洲会不会接受俄罗斯的势力盘踞在乌克兰呢?一些专家承认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和乌克兰的关系尴尬。中国和这两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试图不选边站。另外，专家们提出，如果中国未来提出作为“第三方”参与乌克兰石油或者气体管道工程的翻新和改进，不知道欧洲的态度会如何。

　　在中东问题上，专家们对美国正在组建反伊斯兰国的联盟心存疑虑。这个联盟是不是最终用于对付叙利亚的阿萨德?为什么这个联盟不接受伊朗的加入呢，既然伊朗是逊尼派极端主义的仇敌?由于担心出现利比亚那样的状况，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四次行驶否决权，反对针对叙利亚的国际行动。尽管存在这些疑虑，专家们仍然欢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行动，原因有二：首先，这使中国不需要在该地区采取直接行动，毕竟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第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介入必然限制了美国“重返亚洲”的能力。关于伊朗的核问题，中国支持2013年在日内瓦达成的临时协议，但同时中国也支持伊朗要求推迟执行协议。

　　专家们说目前在马里的困局，“欧洲和法国负有历史责任”。专家们并不特别担忧以撒哈拉为基地的伊斯兰组织的恐怖主义危险。对于中国政府近期决定向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行动派兵，专家们说他们不确定万一有中国士兵在行动中牺牲，中国的公众和政府将如何反应。中国的民意通常只接受对中国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对外干预行动，而不接受为世界的管治作贡献这样的想法。

　　对周边地区的国际干预

　　对南海和东海的国际干预行为，中国显示出最强烈的反对。专家们质疑国际法庭在裁决领土争议时的客观性。他们指出国际法庭的庭长目前由一名日本前外交官担任，此前关于在菲律宾海的无人居住的冲鸟礁争议中，国际法庭倾向于日本的诉求。

　　他们说中国承认战后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两个会议要求日本交还所有用武力获取的领土。但是中国不承认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因为中国并未参与。中国也不接受1960年的美日安保条约，因为条约涉及日本实际管治的区域。最后，中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通航自由”的理解也和美国相异。

　　专家们对如何解决中国海洋争端持各种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把争端冷藏起来”是唯一选择，因为中国公众不会接受任何妥协。合作只能存在于例如海洋污染或者海盗行为这些安全问题(中国参与了《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另一些人认为中国明确其诉求作为公开协商的第一步，这样对中国比较好。

　　阿富汗和马里这两个地区危机，是除了中东地区以外，中国欢迎西方国家干预行动的两个危机。在马里问题上，中国认为法国——马里的前殖民国——对当前马里的状况负有一定责任。在阿富汗问题上，主要的讨论焦点在于欧洲撤军后欧洲会不会为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

　　结论

　　有两点是清楚的。国际干预以及中国的参与，中国看作是最后的选项，而不是优先的行动模式。参与国际干预的理由必须明确以国家利益为基础，而不是基于国际准则或者国际法。即使中国认为某项干预行动符合国际法或者国际准则，中国仍有可能对其采取中立的态度。中国接受的国际干预行动，大多数是非军事的、联合国授权的、以及其他所有相关国家认可的。中国应当选择对其真正有利益相关的地区参与干预行动，这特别是指非洲。中国倾向于接受在这些横向问题中的国际干预，例如海洋问题、南极和北极、网络安全、以及金融安全。

　　中国专家们对中国政府在全球危机中的态度所表达的这些观点构成了一个比较严峻的结论。专家们有时对一些中国的最紧密的伙伴国家持负面态度，并且为这些国家的某些行为感到难堪。但总体上，他们的立场是不干预、维护主权、以及对周边地区保持一定影响力(因此他们赞同俄罗斯和中国的某些行动)。获取中国的合作共同解决全球危机，这样的机会窗口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受到几个严格的标准的限制。首先中国认为，武力应当成为所有其他解决方式之后的候补选项，并且除非涉及其国家利益，中国不会参与。中国要求所有干预行动必须有联合国授权，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就有机会行驶其安理会的否决权。在非传统的横向安全问题上，尤其不涉及国家间的争端问题，取得中国合作的机会更大。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观点其实不那么涉及“权力向中国转移”，反而更多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国家(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应享有平等权利，并且国家应置于个人之上的法律观点。希望取得中国的合作必须以这些标准作为基础：实用性、共同的安全考虑、国家间的直接商讨(而不是第三方的法律仲裁)。

　　可以说，这些观点弱化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真正角色。但是考虑到目前在全球不同地区同时发生的多重危机使美国和欧洲超负荷应对而疲于奔命，因此这些观点对我们的中国伙伴来说还是比较安心的。

　　作者简介：

　　弗朗索瓦・高德蒙(Francois Godement)是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洲和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

　　本译文有部分删节。原文：

　　http://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will_china_cooperate_with_the_west_in_resolving_global_crises

　　翻译：李爱华

来源时间：2014/12/5   发布时间：20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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