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春树:非裔美国移民在苏联

作者:编译:史春树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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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米莉亚·泰恩-门萨(左)与家人(摄于上世纪50年代)

  自从乌克兰危机一发而不可收,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便好似数九寒天的气温,一路跌向冰点。不过,一群在二战前远赴苏联的非裔美国人及其后代却用亲身经历证明,无论彼此的隔阂乃至敌意有多深,这两个大国间的民间往来始终不曾中断。尽管一度被苏联奉为座上宾,而又甚少被美国所关注,当这个被忘却的群体重回聚光灯下,他们的双重身份依旧鲜明。

  家门内外,双重人生

  在自己的青春岁月,伊米莉亚·泰恩-门萨在公共场合看上去和其他苏联孩子没有两样。她阅读文学大师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经典,聆听彼得·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并且发自内心地相信,苏联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人间天国,男女老少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幸福。

  然而,家中的大门关闭后,伊米莉亚的私人世界里,却有着普通苏联人无法想象的元素——爵士乐、感恩节和黑人民谣,每逢节日,即兴准备的黑人传统食品都会取代俄罗斯人最喜欢的罗宋汤。事实上,伊米莉亚身上流淌着非裔美国人的血液,70多年前,她的父亲乔治曾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但此后便挥别祖国,投入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怀抱。

  十月革命之后的20多年间,苏联曾经接纳了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其中一小部分追随信仰而来,更多的是好奇的冒险家,还有些像老乔治这样,对这个国家其实一无所知。

  如今,73岁高龄的伊米莉亚坐在莫斯科的公寓中,望着父母的黑白合影与孙辈们的彩色照片,任思绪跨越时空。“每当有人从美国到苏联来,父亲都会嘱咐他们,‘千万记着给我带些唱片’”她说。“他不仅喜欢‘爵士乐第一夫人’艾拉·菲兹杰拉德、著名作曲家‘公爵’艾灵顿和男低音歌手保罗·罗伯逊,还痴迷于古典音乐、歌剧和芭蕾。”

  相比父亲,伊米莉亚无疑更加幸福。从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后,她过起候鸟式生活,夏季在俄罗斯度过,冬天则回美国居住。粗略的统计显示,在今日俄罗斯,像她这样的非裔美国人后代还有四五十名;如果扩大到整个前苏联地区,这个数字可能在100人到200人之间。

  莫斯科执政者的座上宾

  在历史研究者看来,非裔美国人在俄罗斯(苏联)的经历,俨然两国关系复杂性的一个生动注脚。目前,身在纽约的俄罗斯导演德米科夫斯基正在拍摄纪录片《俄罗斯黑人:红色的经历》,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此前鲜为人知的移民群体,以及他们后代的生存状态。

  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恰逢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莫斯科的官员们遂向欧美各国广发“英雄帖”,希望借机招募本国急需的劳动能手和专业人员。结果,总共约有18000名美国公民响应号召,前往当时依然颇为神秘的苏联。

  “这些人享受了10年的好时光。”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埃里森·布莱克利指出,多数美国移民都想寻求更好的生活,想方设法逃离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上的窘迫。至于其中的非裔美国人,普遍有着更强烈的动机——“寻找一个能够让自身摆脱种族偏见和歧视的新世界”。

  据伊米莉亚回忆,父亲乔治不仅是运动健将,还拥有俄亥俄州威尔伯福斯大学的文凭。尽管在美国黑人中出类拔萃,毕业后的他只能找到餐馆清洁工这样的活计。“所以,父亲才会牢牢抓住移民苏联的机会。”1931年,乔治·泰恩加入美国共产党员奥利弗·戈尔登率领的11人队伍,登上了前往苏联的轮船。他的同伴中,不少人来自历史悠久的高等院校,职业涵盖工程师、教育工作者、艺人、记者和律师。苏联方面则对这些“黑皮肤同志”来者不拒,大方地为他们提供“红地毯”待遇,从丰厚的薪水、住房补贴到免费假期。

  “他觉得苏联给他的待遇好过美国,他在这里过得很开心。”不过,伊米莉亚强调,父亲生前并未加入苏联共产党。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标兵

  叶莲娜·汉嘉是奥利弗·戈尔登的孙女,今年52岁的她在莫斯科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叶莲娜回忆称,每逢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黑人权利运动领袖访问苏联,都会将戈尔登家作为第一站,“非裔美国人、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是宾主双方永恒的谈话主题。

  叶莲娜在红场附近拥有一套奢华的公寓,还有专职司机。工作之余,她热衷于环游世界,凭个人魅力赢得众多粉丝。在后苏联时代飞黄腾达的她表示,很难理解祖父和“革命同志”们的所思所想,认为他们的对话“非常古怪”。“换做是我,我会想,‘当我们永远不会回到芝加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讨论芝加哥工薪阶层的境遇呢?’”她说。

  当然,无论伊米莉亚还是叶莲娜,几乎所有非裔美国人的后代都承认,自己的家族习惯了苏联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后,获得了“绝对积极”的体验。换个角度看,他们的确为后者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为战胜物资匮乏,让各种产品物尽其用,还开发出耕种成本更加低廉的农作物品种,为苏联的经济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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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泰恩与两名苏联军校学员合影

  拿乔治·泰恩来说,与家禽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成了苏联家喻户晓的农技专家;奥利弗·戈尔登在从事政治活动以外,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种植业;像蓝调音乐和爵士乐这种美国流行文化的宠儿能在俄罗斯扎根,据说也有非裔美国人的功劳。

  “美国移民的影响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他们相信苏联能够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后者则将他们塑造为标兵,”埃里森·布莱克利说,“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极具知名度。”

  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发动“大清洗”,公众的怀疑开始令有外国血统的苏联公民感受到政治的寒意,无法取得公民身份者,更有不少被迫离开了苏联。据叶莲娜说,因为外出办事,她的祖父曾侥幸逃脱军警的抓捕;几天后,老戈尔登战战兢兢地去自首,却被拒之门外——原来,他所在地区的“逮捕配额”已经用光了。

  “寻根”冲动激荡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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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73岁的伊米莉亚在莫斯科家中

  美苏冷战时期,留在“铁幕”彼端的非裔美国人并未受到太多冲击。倒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数以千计的非洲留学生来到苏联,苏联社会对待黑人的态度有所转变。

  尽管母亲是俄罗斯籍乌克兰人,伊米莉亚坦言,长大成人后,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我不太敢去公共场合,”这位浅褐色皮肤、留着非洲式短发的七旬老者说。“周围的人总是凝视我们——只是出于好奇,他们不会对我发脾气,也不像现在这样咄咄逼人。”

  真正令她伤感的是,与祖辈经历过的时代相比,今日俄罗斯对黑人的接受度反而有所倒退。退休后,伊米莉亚开办了一家叫做“墨提斯”(意为混血儿)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为非裔移民提供服务,而大多数客户的父辈都是从非洲来到俄罗斯的。“这些新移民想找到做俄罗斯人的感觉,但公众根本不承认他们是同胞,常有人辱骂道‘滚回非洲去!’”

  听着宗教福音歌曲长大的叶莲娜·汉嘉则要乐观得多。她相信,在苏联和俄罗斯所遭遇的一切障碍,都与自己的美国背景而非种族有关。“我觉得,在俄罗斯做一名黑人非常舒服,”叶莲娜说。和多数非裔美国人一样,她的伴侣是莫斯科当地人,并育有一个12岁的女儿。

  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叶莲娜还是起了“寻根”的冲动,与纽约和密西西比的亲戚取得联系,并将自己的家族故事创作成书。“在美国时,我觉得自己是非裔美国人,我去黑人教堂,吃黑人传统食品,欣赏黑人音乐……我喜欢能把有色人种团结在一起的任何东西。”叶莲娜感叹道,“而回到莫斯科,我又觉得自己瞬间变回了地道的俄罗斯人。”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青年参考》,编译:史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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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2/30   发布时间:201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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