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爱国同时也可做世界公民

作者：臧继贤  来源：澎湃新闻网

    【编者按】

　　12月12日，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管理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女士到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她此行的目的是代表哈佛燕京学社，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印度最具影响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德里中国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Delhi)建立三方合作关系，以推动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和中国的印度研究。

　　在双方签署完合作备忘录之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裴宜理女士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访谈，在座的还有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和金光耀教授，他们共同对中美大学教育现状和学术科研体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裴宜理女士是一位长年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著有多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专著，部分已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已成畅销书;而《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一版5000册在一年之间就售罄，现正由商务印书馆组织重印。其最新著作《安源——发现中国革命之传统》也将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简体字版本。同时，裴女士代表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多所大学处理合作事宜，由此萌发了研究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和教会学校的想法，并于近期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高等教育改革对比的文章。

　　在访谈过程中，裴宜理同复旦教授以及澎湃记者都用汉语交流，完全没有任何语言障碍。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左二)和李天纲(左一)、金光耀(右二)、章可(右一)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现今的大学排名制度具有毁灭性

　　裴宜理认为现在的大学非常商业化，受到商学院浓厚的影响，都要想方设法赚钱。不仅是哈佛大学，其他国家的学校也是如此。“而现在全世界大学的排名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我们的大学都在竞争，但不知道为什么要竞争。如果是为了钱而竞争，那么很容易发现哈佛大学排名第一和它具有最好的基金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因为这种排名制度的存在，大学都十分重视核心期刊论文的发表，大家都去写文章，而不写书，这对人文学科来说是毁灭性的。”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成果的问题，裴宜理认为花的钱越多创新的可能性越小，“课题项目也会影响你们的创新思考”。

　　在座的李天纲教授对此也补充了自己的看法：“虽然美国教育也受到大学排名制度的影响，但你们的创造力还是很强。而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这一点就比较缺乏。虽然投入了很多资金和人力，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实现一个突破。所以说知识的生产不能靠钱来生产。同时课程项目的管理程序也存在过于死板的问题，项目人员整天要忙着写报告和接受检查。课题项目规定要举办会议和建立工作坊，其中涉及的行政工作非常多，大家都从学者变为了行政人员。二十年前没有这么多项目的时候，反而思考的时间比较多，还能做一些长期的研究。这和美国的基金支持有所不同，在美国如果学术成果没有影响力，会阻碍下次学术基金的申请。”

　　李天纲教授还提到，在中国做学术研究也强调集体的力量，项目申请最好是能带动整个学科发展的。“但是这对人文学科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如果一个学科有一个带头人，那么他后面必须有副教授做一样的工作，但很多人都是不愿意的，妨碍了他们的创造性。年轻人如果没有潜力，只是跟着前人做，那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这样的话等到他们开始独立做研究的时候，什么想法都没有了。这有非常强的扼杀性。现在学术变成了项目，有投资就要有回报，虽然这也是合理要求，因为整个社会都是经济主导的。再次，美国学者有自己的协会，学者之间有高度的自治。中国也有类似的协会，但是都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可能上海纽约大学会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

　　中外合作办学或促成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突破

　　在谈到上海纽约大学时，裴宜理对中外合作办学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她去年曾访问过上海纽约大学的中方校长俞立中，俞校长认为前景是非常乐观的，裴宜理则认为其效果有待时间的检验。

　　她说：“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延续了十年，他们认为自己很成功。但那是按照赚不赚钱、学生毕业后能不能就业来定义的成功。如果从这两个角度来评判，上海纽约大学的情况还很难说，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他们处于亏损状态。美国的学生对上海纽约大学不积极，觉得刚刚开始，不知道将来的文凭是否有价值。但是纽约大学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奖学金。杜克大学也是如此，本来他们以为能赚很多钱，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出的钱非常多，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纽约大学的校长对这个项目非常积极。但是杜克大学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是商学院想搞这个昆山杜克大学的项目，借此在中国设立EMBA的项目，这样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后来杜克大学商学院的院长被开除了，因为很多杜克大学的老师都反对昆山的这个项目。”

　　裴宜理认为这也是件好事，对中国一流的大学来说也是一个刺激，“虽然目前上海纽约大学招到的还不是一流的学生，但不知道过几年这种情况是否会改变。”

　　李天纲教授认为中外合作办学的趋势可能也源于中国教育的信誉危机，想用美国教育来拯救中国教育，所以对于国内一流大学也是挑战。“如今中国最好的学生都到国外去念书了，在国外一些城市大学中，三分之二的研究生都是中国留学生。这对中国来说是人才和资本的双重流失。从近代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情况同1905年中国的教育状况差不多，当时是从科举考试变成现代高等教育，而现在是从全国统考变为多元的形式。这可能会对中国大学的教学法以及学科设置的冲击比较大。也许上海纽约大学能这个方面有所突破。”

　　推行通识教育困难重重

　　裴宜理对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情况也非常感兴趣，和两位中国教授交流见解。

　　金光耀教授认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遇到课程架构的影响。现在大学中课程模块众多，规定学生必修的课程已占去很多课时，留给通识教育的时间就会比较少。“我们在美国也看到他们教学的方法很好，课程的外延很大，除了两个小时的讲课之外，还佐以讨论、高强度的阅读和助教的辅导。但是在国内推行这种方法就会遇到困难，学生每周要上10多门课程，如果每门课程都布置100页的阅读，学生根本无法完成”。

　　李天纲教授则认为大学四年中，如果通识教育占去一年的时间，学生找工作和写毕业论文占去一年半的时间，而最后留给专业教育的时间只剩下一年半，这样会影响到专业教育的质量。“通识教育可能同左派和右派之争也有关，左派认为美国的教育太专业，所以要实行一般教育(General Education)，即通识教育。”

　　在爱国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个世界公民

　　在对谈中，裴宜理认为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中国有，在日本、俄罗斯、美国也有。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左派有一定关系，在日本与右翼有关系，在美国也与左派有关系。当然在每个国家“左”和“右”有不同的含义。

　　“法国的民族主义也是右派，他们反对从中东移民到法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中，国家之间需要自由的交流。假如妨碍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的话，是非常不利的现象。当然爱国主义是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在爱国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个世界公民，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如果民族主义会影响到各个国家间的民间交流的话，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同时，抵制其他国家的产品可能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后果。”

　　中国的革命传统是什么?

　　谈到自己近几年的研究，裴宜理发现其实中国人对于什么是中国的革命传统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我自己在《安源——发现中国革命之传统》那本书中，讲到李立三在安源提出的一个大罢工的口号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诉诸最普通的个人尊严，我自己认为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传统的一个最根本的革命原则。现在中国收入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革命的遗产，思想上还有革命经验的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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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2/22   发布时间：201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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