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萨金特：经济增长的绝对力量

作者：托马斯•萨金特  来源：共识网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

　　编者按：2014年11月7日，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简称“大梅沙论坛”)开幕式在深圳大梅沙隆重举行。本文为嘉宾托马斯.萨金特在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做的演讲。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擅长于总体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时间序列等领域。他和小罗伯特·卢卡斯、尼尔·华勒斯、罗伯特·巴罗等人同为理性预期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并且是数篇开创性论文的作者。

　　非常感谢现场的出席嘉宾，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作为一个长者，我见证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中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场争论到底代表什么呢?代表着两种有经济治理的愿景和想法。

　　第一种是计划。有这样一个比喻，当你治理一个国家的时候就把他当成一个家庭来运行，对于运行一个家族或家庭时，可能首先代表的是一小群人，大家互相热爱、非常地了解，意思是，无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他们都能够相互分享。一个家族可能有祖辈、有父辈，他们会告诉下一代的人可以做什么，同样也相互分享有关他们各自才华、才艺方面的一些信息，当然也包括不同人的一些缺点、弱点。另外一方面，对于惩罚方面或者是奖励方面他们也有着比较大的权力，这是有关管理家庭内部的一些惩罚或者奖励的东西。

　　对于经济学也有一个模型，包括我们来自瑞典的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说对于整个经济体应该把它当做一个家庭来运作。我们要做计划、做规划，基于你所拥有的这些信息来告诉他们你该做什么。它相当于是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命令式的经济。在这场争论的另一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他是亚当·斯密的观点，包括上世纪内哈耶克所提到的：社会由不同的家庭构成，和一个家庭不一样，有好多地方都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它缺少爱，大家可能互相不了解，无论以后变好还是变坏他们不在乎，相互之间没那么在乎，这是一种自私或者是自我的情况。亚当·斯密也提到过这种观点，他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家，之后他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样一种自私的或者是自我的存在，以及信息沟通的缺乏也是和经济规模有关，可能没有人知道其他人擅长的技能是什么，你关心的利益是什么，你的志向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即使那些具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对于这方面他可能所知的也很少，所以在对其他人的奖惩方面他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要让一个家庭运作良好，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传统命令式的经济是很难的。所以亚当·斯密有一个非常卓著的想法，到底谁来决定经济增长，他说没有人能够决定。意味着让人们做出自私的决定，继续保持各自的贪婪，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如果你关注的只是自身的利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家庭，为他们自己去付出，而忘掉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如何能够把不同人的决定做一个很好的协调呢?看起来很乱，亚当·斯密会说，他们会得到一点所谓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市场也好，市场会释放像价格这样的讯号，利益甚至是一些波动的讯号，可能反过来会对一部分的人的行为是奖励，对另外一部分人的行为是惩罚，所以创新背后的奖赏也是亚当斯密所提到的。不仅对于苹果这样的成功企业是关键，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创意人士。

　　亚当·斯密的想法是，自私自利的人之间存在着这种竞争，这种竞争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是有关利益的。也包括像弗里德曼非常喜欢的一种意料之外的结果，这样的一种原则也好、定律也好，他可能也会有社会上的一些影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有一种自行运转的机制，亚当斯密的观点是自私自利的人他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对其他的人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苹果作为一个发明者，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有好处，他们不是因为爱我们而发明这个，他们也爱他们自己。包括前面我们也看到一个iPad里面你能够赚多少钱的例子。所以市场里面有竞争，有这种自私，并且有释放出市场的信号带来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结果。这是亚当斯密眼中运营的经济体，他背后的决定力量是什么?没有，不存在，政府不是决定力量。包括苹果的老大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决定的力量。

　　亚当·斯密当时找到了一个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市场其背后的 “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垄断。尤其这种垄断背后有来自政府的支持，有的时候你发现垄断身影的背后都会有政府，也可能是联邦政府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国际政府，亚当·斯密也写了一本有关垄断主题的著作。

　　再回到中国，去年三中全会在这些论点上也是有声明的，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分配方面是由市场来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由政府。第二点，我们要让市场来决定我们的利率，也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这也是从过去传统的存储和投资为导向转向消费。几乎每个自由市场经济包括像美国、像英国在内，政府都是不干预的。以市场为导向这样的经济或者是利率的自由化是第二点。第三点，包括之前我所提到的亚当·斯密说，要放开整个国家的垄断，要放权，要减少国家的垄断。所以在中国我们有政府的政策，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

　　中国处在持续争论的过程当中，他正由计划为主导转向市场为主导型。三中全会是一个史无前例且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时刻，是在中国取得了30年乃至35年的成功之后所举行的一场重要的会议。包括之前布朗首相也提到了创新的重要性，对于一些民营企业以及研发领域的一些企业，都能够带来更新更好的产品。但是创新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科学家，可能你知道大部分的科学研究以及大部分的创新可能都是失败的，大部分的新点子你试错的过程往往最后都是失败的，创新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冒险的过程。对于一个充分培养创新的社会，可能也会代表着很多点子背后会有失败的故事;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也会深知很多创新企业也好、新的业务也好都会失败。

　　以我所在的美国为例，在美国大部分的创新企业，往往没几年后就失败了，这些比例高达75—90%的初创企业，他们没有几年的存活期。所以对于社会我们要知道如何来面对失败，因为有市场自然会带来失败。市场总是和风险并存的，所谓的利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的放开，它本后也是代表着你要做出一个决定，你就要选择承担什么样的风险，你如何防范、如何来控制这个风险。

　　当我们面临风险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我们有一些私人的保险公司，包括寿险公司、火灾保险公司还有其它的保险公司，这是民营企业的部分，还有其它的保险制度是需要这个社会来做的。这些地方存在巨大的创新潜力，首先政府需要打造的是一个大的框架，能够让市场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方面有很多的成功的例子，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其实也是源自我的祖国——美国。

　　我相信三中全会，包括中国领导人，包括中国央行人民银行领导人所做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但政府如何能够让这些金融机构也好、这些存款机构也好，这些银行对企业做投资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企业倒闭也好、破产也好，我们是不是只能够确保那些债主们或者是那些借贷方的利益，是不是能够采取一些疏困措施。美国在1935年的时候由联邦储蓄、保险，当时具体是罗森威尔签署的有关储蓄保险的法律，他也有相应的理论和证据来支持这样一个储蓄保险，可能更容易让银行处于高风险甚至是破产的局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保险的话，我们也要对银行实施相应的法规。当面对银行包括储蓄时，在提供保险制度时，背后要把风险控制铭记于心。我们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比如失业保险，包括扶贫，有些人本身生活很不幸，可能是属于整个社会阶层的底部，这可能在每个国家都是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而言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也是致力于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像失业保险或者是一些扶贫的福利。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是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如果再回到正常的经济轨道当中是有一些负面的作用。其实美国有很多的税负，最大的比例往往是由最底层的人们所承担的，而不是由富人所承担的。所以在你设计保险系统、保险体系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些贫困的人群放到一个陷井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和我们的三中全会有关系。当我们放开金融市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制造泡沫，尤其是资产的泡沫，创新对于央行而言有很多的空间，对于发挥监管作用的政府，抑制这个泡沫是有很多的举措和潜力的。我们对信用大量的利用也会带来泡沫，它的衰减或者是阻止可能会有一些衍生品的因素。如果我们允许金融市场能够创造一些衍生品，这些衍生品你可以做空也可以做多一些已经是泡沫的资产的话，这个泡沫可能会消失。在金融监管方面能够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表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创新的机会。

　　我在这里再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代表一个来自美国的人。人们对于政府往往期待过多，我们在美国，假设美国的总统要对我们处于高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或者不管什么样的增长模式都要负责，关键的一个问题在哪里，美国的现任总统也好、一个国会也好，对于经济的增速他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有限的，那背后的决定力量往往是商界人士、学生、教育界人士，甚至是运气，在自由市场里面不是由政府来主导来决定的。

　　美国未来的增速是快还是慢，我们的奥巴马总统所扮演的角色真的是非常有限，如果你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同样是如此，我相信这样的原则也是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以上这是我的演讲，非常感谢!

来源时间：2014/11/14   发布时间：2014/11/13

旧文章ID：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