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大分流与大分岔 ———欧洲，美国与中国及其

作者：鲍盛钢  来源：共识网

　　美国学者彭幕兰(KennethPomeranz)在《大分岔》一书中，将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带到近代世界史的讨论之中，主要问题意识是：东、西方在经历十六到十八世纪相似的发展之後，何以欧洲经济在十九世纪之後会超越亚洲?他将这种超越和不同发展方向称之为大分岔。显而易见，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正在面临一种新的大分流与大分岔，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西方的停滞与衰退，由于资本和产业转移导致生产的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贫困化，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以及由此导致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另一方面表现为由于资本和产业的引进，世界非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由此的崛起。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世界地缘经济版图，而且也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地缘格局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那样才能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美国和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源点，并且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它们掌控核心技术，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治理体系的制定者和主导者。但是它们的实力正在衰退，原因在于成本的提升，导致产业转移和产业空心化。经济全球化的第一站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还包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它们的崛起与快速发展主要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一波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初腾飞起来，经历了70年代与80年代的繁荣，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它们开始走下坡路，其中特别是日本陷入长达20年的经济迷失，原因也是在于产业的转移与外包。他们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加工制造，以出口为导向，基础在于成本优势特别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而一旦这一优势逐步失去，经济增长也就随着产业的转移趋于减速与停滞。接下来经济全球化第二站就是中国与金砖国家，它们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黄金发展期。中国与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崛起主要是受惠于产业转移与外包的第二波浪潮，全球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导致了金砖国家的快速增长，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使金砖国家成为全球投资中心，加工制造中心，贸易出口和财富积累中心，潜在消费市场中心，成为全球经济引擎和最有活力的区域，其中特别是中国。

　　那么，中国与金砖国家之后又将是谁呢?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发展受惠于经济全球化，但同时也受制于经济全球化，目前随着成本的提升，人口红利的耗尽，同样面临产业转移与外包的问题，接下来进入快速发展的将是“新钻11国”(Next Eleven，简称N-11)，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和越南，他们正在受惠于产业转移的第三波浪潮。新钻11国普遍拥有劳动力资源和能源较为丰富的特点，据预计到2050年，“新钻11国”的GDP总值将比2005年猛增11倍，达到相当于一个美国或四个日本的规模。虽然N-11是一组非常不同的国家，但有三个主题将其联系在一起：它们均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它们的经济均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得以转型，它们均具有强大且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那么，谁又将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站呢?中东，非洲与原东欧国家，目前它们还处于发展前状态，还没有完全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政治处于动荡，但是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发展的机会，关键取决于它们是否能通过改革，形成稳定的政治局势，普及教育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

　　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在于无止境地追求利润，而要获得利润只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技术与制度创新解决方案，二是空间解决方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疑空间解决方案成为主要方案。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资本特别是美国和西方资本的一次盛宴，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晚宴。对此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讲，“全球化是一个会激起超乎寻常的强烈情绪的话题，或许这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超越国家疆界的经济体系，它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去体味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真正感觉。如果我们认为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全球化创造财富的力量，特别是它快速提升贫穷国家进入现代化世界的力量，会让我们对它合掌激赞。”无疑，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以往的经济发展周期模式，封闭式的繁荣与萧条周期模式被代之以开放式的引进与转移周期模式，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认为每个资本与技术转移周期大约为30年，目前转移周期正停留在中国和印度，考虑到这两个国家的体量，因此需要比30年更长的时间。另外考虑到这个过程在非洲与中亚还没有开始，因此资本主义要填满地球可能要等到21世纪末期。而一旦到那时世界各地的工资水平都会很高，利润就会下滑，整个世界经济体将从开放重新回归单一的封闭体系。由此，在世界各国比较优势趋同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只能再回到以技术和制度创新作为其利润和发展的来源，除此别无选择。

　　(鲍盛钢，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

来源时间：2014/11/4   发布时间：20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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