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香港，香港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中美关系论坛
香港，香港
香港民众的民主诉求及其引发的街头游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本期《中美印象》小编选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来自《经济学人》的评论，另一篇来自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观察家的文章，透过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对正在香港发生的这一政治事件进行解读。
党与人民
《经济学人》
2014年10月4-10日
面对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艰巨的挑战，共产党这次必须要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
世界史上，最严重的十次流血冲突中两次是世界大战。剩下的八次里，有五次源自或发生在中国。在一个国家里，战争死亡的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情形之血腥，其他国家完全无法理解。19世纪中叶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2000多万人丧生，十年之后汉民与回民之间的冲突又致使800万到1千200万人死亡。
为了自身的利益，中共的领导人无疑会牢牢握紧手中的权力。但这个国家过去冷酷的历史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如此坚定地不对香港示威者让步。尽管这些示威者只是想把香港的虚假民主变成真正的民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同僚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控制好这个国家，才是维持稳定的唯一保证。他们担心，如果中共放松了政权，中国就会滑向混乱与灾难。
独裁统治在短期内能让一个国家保持稳定，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然而，从长期来看，独裁统治不可能实现社会稳定，中国历史也反复证明了这点。国家稳定的唯一保障是人民对政府的满意。而在中国，对中共的不满正在增长。
凶兆
八月底，中央政府做出决定，香港行政长官一职的候选人应由一个委员会选出，而这个委员会却充斥着众多中共的支持者，香港的“雨伞革命”由此引发。“雨伞革命”得名于示威者在抗议过程中用雨伞来抵抗警方的催泪喷雾(当然也能抵抗日晒雨淋)。抗议者要求中共兑现1997年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时的承诺，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和香港这座城市一样，抗议行动也惊人地文明有序。与警察对抗了一夜之后，学生们还能将丢在街上的塑料瓶收集起来，作回收之用。
对一些抗议者来说，民主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其他人，像大陆的中产阶级那样，关心的只是房子、教育和他们的职业前景。他们想要代表权，是因为他们不满意政府的统治方式。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抗议行动都对中共提出了棘手的挑战。这些抗议行动不禁让人联想到近年来从开罗到基辅各地发生的推翻独裁者的革命运动，而且也让人回忆起2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抗议者。
在香港，中共正在运用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相结合的策略。新闻发言人已经指责抗议者是“政治极端分子”，受“境外反华势力”的“黑手”操纵;而且会“自食其果”。这样的用词直接来源于中共常用的政治批判词汇，类似的词汇也被用于诋毁天安门事件中的抗议者。这反映了它长期以来不愿意与民主人士接触的抗拒政策，不管在香港还是中国其他地方。也表明，党的领导人将香港——这座自回归以来还保留着很高自由度的国际化大都市——看作是一个与中国其他地方并无不同的，指责异见人士“里通外国”就能吓倒他们的地方。
与此同时，中共也诉诸殖民主义者曾经使用的方法来处理当地的“小”困难。与当年的英国人——尽管中共严厉批评英国人——获得企业大亨的支持以压制抗议者非常相似，习主席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有70位香港超级富豪参加的会议，确保他们支持自己在民主问题上的立场。中共在香港的支持者们认为，将企业家拉到自己这方有益于稳定。但是，香港街头展现出来对企业巨头的不满之意却表明这可能适得其反。
到目前为止，分化、拉拢加催泪瓦斯的组合策略仍未使示威结束。现在政府试图等着抗议者自己离去。但是，如果习主席认为确保稳定的唯一方式是让中共再次确立其控制力，他仍有可能命令使用武力。这将是香港的灾难，而且不会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大陆也正在走向动荡。
中共现在面临的困难是，虽然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大陆民众渴望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但针对地方政府的频繁抗议事件和社交媒体上广泛存在的愤怒言论都显示，在大陆，许多民众都对政府的统治方式不满意。镇压、收买和暴力或许能让今天的香港抗议者沉默，但很快，其他的示威也会席卷别的城市。
另一种秩序
随着习主席的权力日益稳固，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容忍西方的民主制度出现在中国。压抑民众的要求维持了暂时的稳定，然而代价却是间歇性的灾难性动乱。中国需要找到新的方法，允许其公民参与塑造国家的统治模式，而不是迫使他们用抗议的方式达到目的，因为这将有可能演变为争夺国家政权的战争的危险。有着言论自由的历史和与大陆保持半独立关系的香港，正是实施政治实验的理想之地。历史上所有帝王和共产党领导人都在奋力维持这个庞大而暴力的国度的稳定。如果习主席能够抓住香港这个机会，他能比这些帝王还有他的前任们为自己的国家做得更多。
香港抗议示威的根源
卜睿哲
2014年9月30日
香港抗议示威已不是新鲜事物，早已成为香港政治系统进退两难的困境所在。
抗议示威游行是从1989年出现的，是对当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回应。北京的暴力镇压让香港震惊，这使得他们对中国政府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后不干涉内政的可能性不报任何希望。当时出现一种观点认为，为制止中国式暴力对香港的打压，香港的民主政制是十分必要的。但北京认为，香港对天安门示威游行的支持揭示了其意图成为破坏共产党统治的堡垒。所以，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安排上，北京始终对香港掌权人保有控制权力。潜在目的是为了有效压制香港民主势力。为了巩固统治，北京也与香港商界结盟。
但是香港抗议游行并未因此消失。2003年，大批群众抗议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担心新法的施行将限制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大型游行使得支持新法的立法联盟分裂，并使政府撤消了法案。2012年的抗议游行迫使政府取消加强香港学校“国民教育”的计划。由此，香港中产阶级认识到抗议游行是有效的。于是最近几天抗议示威运动又一次上演了。
在大多数的社会中，民主起到了对财富和市场过度集中的制衡作用。香港并不是如此。北京编排了这种地域特殊型政治体系，以限制民主的发展，给予它的支持者(大部分是富有的商人，及一些共产主义工会成员)获得政治权力的优先权。在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上尤其如此。直到现在，行政长官是由北京支持者把持的1200人选举委员会选出的的。有人提议将1200人选举扩大为全民投票选举执政者，这一转变对于建立一个竞争性选举和大众制衡经济集权行为的政体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愿望。这个愿望在8月31日也破碎了，因为北京决定掌控谁可以成为候选人来参加一人一票的选举。
香港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是硬币的两面，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加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批人控制着两个领域。无论是在董事局会议室里，还是在政府办公室中，公众都感受不到自己的位置。但他们认识到，只有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占领，那就是街道。就不远的将来而言，问题是中产阶级的抗议行为是否对商业引发足够的破坏力，以让商业大亨们认为，更多的民主将能实质上保证稳定而不是破坏稳定。
北京乐于推销这样的观点：即香港的政治动荡是由于外国势力的策划和操控，尤其是美国的势力。当然，这一论调是没有事实基础支撑的。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香港抗议这一行为完全是本土的，是民众不满政府政策而作出的回应。正因为如此，香港政治困境的解决方案应该在自身上，回归大众而不是排挤大众。
卜睿哲，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职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关注亚洲国际事务逾30年，现任布鲁金斯研究所东北亚主任。
原文请见：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4/09/30-roots-of-hong-kong-protest-bush
翻译：小米
来源时间：2014/10/14 发布时间：201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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