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林：中美冲突是否必然——美国学者的视角

作者：吴泽林  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荣获制造大国、贸易大国等多个称号。相对而言，美国的实力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衰退之势。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实力遭到重创，美国的经济力量、国际地位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和“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那么，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弱”，美国学者是如何看待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的冲突问题？中美之间是否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①？笔者将以美国权威杂志《外交》(ForeignAffairs)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美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

　　一、两种范式的解释

　　既有理论对崛起大国与既有体系大国的更替是否导致冲突有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分别来自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权力转移理论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讨论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关系较有影响的国际战争理论。其核心解释变量是大国相对实力关系的变化和崛起国对现状的评估。该理论认为，体系战争源于大国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体系大国的崛起使其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双方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主导国可能进行预防性打击，而崛起国也可能出其不意首先发起攻击。如果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现状不满，那么当其实力赶上或超过主导国时，它将明确表示要改变现状。一旦主导国拒绝这一要求，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且这样的战争会相当激烈，因为战争将决定国际体系领导权的归属。

　　相反，自由主义的观点则比较乐观，其认为，自由国际秩序能够包容大国和平地崛起。贸易的开放性、竞争的公平性以及大量的国际法律规范使得每一个新兴崛起大国能够从中获益，崛起大国无需通过成本高昂的战争手段来推翻现存国际秩序。自由主义范式认为，崛起大国会在现存国际秩序内展开竞争、争夺话语权，使得利益分配更加符合崛起大国，而没有必要推翻既有国际体系。两种解释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正确认识到了权力分配对体系战争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几乎完全忽视了“崛起国对既有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这一分析变量，而这一变量也是决定中国以何种方式实现崛起的关键变量。 

　　第二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这种观点主要是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其研究重心是放在如何把崛起的中国纳入到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之中并保持秩序的持续运作。纵观国际关系史，两种范式都能够对特殊的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现实主义范式解释了18世纪末期法国的崛起、一战和二战前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这些国家的崛起都导致了与既有体系大国之间的战争。而自由主义范式解释了20世纪初期美国的崛起，英美更替并没有爆发战争，属于和平的领导权更替。 

　　美国学者对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冲突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两个变量———“是否满意”和“是否有能力推翻”。同时，对冲突的性质也进行了分类，将“冲突”划分为“军事领域的冲突”和“非军事领域的冲突”。也就是说，对于中美之间的冲突问题，美国学者要对两个关键变量进行考察：第一，中国对现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满意。第二，中国是否有能力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 

　　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

　　中美是否爆发冲突最主要的是考察中美两国利益的兼容性。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Patrick)认为，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兼容的。这至少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美国希望维持东亚地区的权力均衡，而中国谋求主导该地区；另一方面，美国希望民主化中国，而中国共产党反对。［1］ 

　　在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看法导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根本利益的不兼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Bergsten)也认为，虽然中美之间合作的态势逐渐增大，但是，中美两国目标不同。在许多领域，中国追求的战略有悖于既有规范、法律和秩序安排。［2］而莱斯利·吉尔贝(LeslieGelb)则认为，大国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3］

　　那么，现有的美国霸权是否阻碍了中国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是否“满意”现存的国际秩序？事实上，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和由美国构建与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符合中国的国际利益。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

　　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2009年7月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召开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两国已进行了五轮对话，对话涉及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贸易和投资、地区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联合国维和、反恐、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显示了彼此对对方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讲，没有中国的合作，某些国际重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有学者利用数据计算得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为70，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为30。到世纪之交，数字就变为65∶35。伊拉克危机时，特别是金融海啸后，很多北京的战略家认为，这个比率已经变为60∶40至55∶45。①数据变化表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开始由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向对称的相互依赖转变，这种转变既显示了中国权力的增长，又使中美两国更加紧密地相互依存。美国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国也需要出口大量产品输往美国。一个强大的美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也有利于美国的进一步发展。曾科(MicahZenko)和科恩(MichaelCohen)认为，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手中持有、并将继续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这就要求中国更倾向于一个强大的美国，而不是虚弱的。［4］

　　(二)中国需要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强大的国际秩序

　　虽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伊丽莎白·易明(ElizabethEconomy)认为，中国有更激进的全球战略需求。当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膨胀时，他不仅想要在现有国际组织内获得更大的主导权，并且想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并称中国为“革命力量”。［5］

　　但美国的大多数学者，比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Glaser)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从中获益而不是遭受损失。目前的国际结构致使中美两国不会将他国视为最大威胁，并且能够相互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目前的国际结构被视为是经济和政治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能够包容中国的崛起。［6］ 

　　中国会积极地加入这一秩序中，并且在这一秩序中发展与繁荣。因此，中国不会花大量的成本去推翻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现有国际秩序，虽然它是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也认为，虽然美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有所变化，但自由国际秩序依然完好。中国并不打算推翻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他们想的是在既有国际秩序内获得更大的主导权。［7］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围绕权利、特权及大国责任的争斗的确存在———更深层次的国际秩序仍然较为巩固。 

　　(三)非传统安全因素要求两国加强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目前，全球安全重点已从传统安全领域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给了大国更多合作的机会。莱斯利·吉尔贝即认为，拥有核武器的“无赖国家”以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会使中美之间增加合作而非冲突。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围绕打击全球和地区恐怖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军事训练和情报共享等。针对朝鲜核问题，中国致力于促进朝核六方会谈，积极邀请各大国在朝核六方会谈框架内进行沟通，积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致力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都是能源消费大国和碳排放大国，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气候谈判的进程难以推动。这一系列议题表明，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具有较多的共同利益，两国的合作正在逐渐加强。 

　　三、中国与美国冲突代价高昂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对目前的国际秩序是满意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中国能够从中获益并繁荣发展。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的能力有多大？美国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国内发展的局限性，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将产生巨大成本，而这正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最不能接受的。这些局限性导致中美之间难以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同时，不排除两国在次级争端和非军事领域发生摩擦，而在这些领域的摩擦，很难升级为军事冲突。

　　(一)中国国内发展的局限性

　　1．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学者们认为，虽然中国正在经历着高速发展，但并不代表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这样的高速。比如，萨尔瓦托雷·巴博尼斯(SalvatoreBabones)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只是回归一个正常国家。在将来某个时间点(或许并不遥远)中国的超高速成长将减缓，逐渐回归到类似每个国家曾经历过的成长速度。从历史来看，他认为，中国在过去20年里戏剧性的提升得益于两大一次性的红利：不断降低的人口出生率和不断提高的城市化水平。两大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生产力，但它们都是有极限的过程，中国不能在未来继续仰仗于此。同时，从发展规律来看，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攀登全球价值链，从简单工业品发展至国内自主创新时，上升的速度会越来越慢。［8］ 

　　摩根斯坦利投资管理公司的鲁吉·夏尔马(ＲuchirSharma)也认为，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劳动力越来越接近刘易斯拐点，中国的经济将无法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9］德雷克·史剑道(DerekScisors)和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ArvindSubramanian)认为，中国的崛起被夸大了，由于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金融问题。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达到美国长期以来所拥有的那种主导地位。［10］

　　2．政治发展的局限性。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诟病颇多，持一种消极态度，认为它是阻碍中国崛起的一大因素，也是导致其难以超越美国和打破现存国际秩序的重要障碍。丹尼尔·德德尼(DanielDeudney)和伊肯伯里认为，中国的威权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中国模式只是一个“神话”。［11］巴博尼斯认为，除非中国的政治开放，否则中国不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因为，只有政治开放，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才能成为可能。约瑟夫·奈(JosephNye)也认为，中国的政治因素在控制国家方面作用巨大。

     但是，这个政权是否能够长期维持是一个问题，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个解决政治参与问题的办法，对于逐渐增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和少数民族不满等方面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一个长期的解决蓝图。［12］萨伯拉曼尼指出，很多人忽视了中国政治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复杂化的情况，甚至，这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骤然停止。［13］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Slaughter)的观点则将政治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中国创新能力不足，这导致很难使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成世界品牌的设计者。［14］ 

　　3．社会发展的局限性。中国社会的发展限于历史因素和条件，历史的经济数据不能用来说明和预测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渐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萨尔瓦托雷·巴博尼斯认为，一方面，计划生育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特别是医疗行业，产出增量更难实现；另一方面，2020年以后，中国人口将下降，而美国人口将上升。因此，中国经济整体规模将在21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与美国基本持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环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YanzhongHuang)认为，由于中国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中国政府长期忽视了公共健康问题，中国将存在很大的健康危机。［15］因此，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更有可能奔忙于满足国民的需求，而不是追求其国际野心。

　　4．军事力量的局限性。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相差几十年，从军事对比来说，是完全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而且，正是基于目前的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战略也比较保守。曾科和科恩认为，中国的军事野心仍然是属于地区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发展覆盖全球的军事能力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中国在今后的行动目标仍然是在强化地区角色。

　　查尔斯·格拉泽也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并没有争夺地区霸权的野心。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并不对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相比于美国，中国更恐惧的是日本称霸亚太地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是有利的。莱斯利·吉尔贝认为，由于经济增长有助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导致中国并没有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战略。

　　(二)美国构筑的国际秩序的制约作用

　　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地区构筑了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澳新等同盟体系，这些同盟在冷战时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冷战后，随着中国的崛起，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将引起日本、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疑虑。基辛格也认为，中国北方面对着俄罗斯，东面是日本和韩国，往南是越南和印度，而离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不远。这些国家都是不容易征服的，他们都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一旦领土或推行独立政策的能力受到威胁，将构成难以对付的障碍。好战的政策将会驱使所有这些国家或其中某些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唤起对历史的回忆。［16］

　　中国如果要挑战美国，挑战的内容除了美国和其同盟体系之外，还有整个西方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以其团结世界各国。伊肯伯里认为，今天的西方秩序难以推翻而容易融入，美国的单极世界将不可避免地终结。中国目前不仅要面对美国，还要面对整个统合的、以法律和法规为基础的西方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在战后变得更加自由。如果冲突双方是中国和美国，那么中国会赢；如果是中国和西方国际秩序，那么，中国不会赢。但中国能够融入这一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中实现兴旺、繁荣和崛起。［17］

　　另外，莱斯利·吉尔贝从核威慑与地缘优势的角度认为，中美两国的核武器使两国的相互威慑更为容易和有效。即使中国的军力超过美国，美国仍然能够在中国的大范围攻击下得以幸存，因为两国被浩瀚的太平洋隔开，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范围的常规攻击是很困难的。伊肯伯里也持同样的看法，核武器限制了中国打破现存国际秩序，使得中国更可能在现存秩序中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四、在次级争端和非军事领域存在摩擦可能

　　多数美国学者认为，由于国际体系压力，中美两国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弱，但在次级争端中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查尔斯·格拉泽认为，这些次级冲突可能发生在东南亚。其中，台湾问题是可能引发中美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中国军力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美国外交政策作一些调整，而这一调整要求很可能导致美国的不满。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全然不同的观点。当美国发现自己跟随着危机而不是主导危机时，台湾问题便可能升级至核战争。贾森·沙普兰(JasonShaplen)和詹姆斯·雷尼(JamesLaney)也认为，中国大陆军方正逐步提高军事力量，为统一台湾提供保障，台湾问题是中美可能引发冲突的一个关键诱因。［18］ 

　　莱斯利·吉尔贝认为，南海问题是另一个可能导致两国军事紧张的因素。南海争端导致中国周边各国害怕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积极拉拢美国。美国的主张是海洋自由，而中国对整个南海声索主权。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利益分歧容易引发冲突。伊恩·布雷默(IanBremmer)和努里尔·卢比尼(NourielＲoubini)等学者将视线转向经贸领域，他们认为，全球贸易的不平等越来越广泛，中美之间爆发货币冲突的风险逐渐加大。［19］

　　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一方面，美国越来越难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另一方面，美元霸权遭受新型大国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崛起必将挑战美元霸权，人民币与美元的冲突将越来越突出。因此，货币战争存在可能。肯·米勒(KenMiller)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会进一步增加，由于中美在就业、汇率和金融方面的政策分歧，奥巴马政策计划在未来五年出口翻一番，这必将导致与中国出口市场的竞争。［20］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逐渐扩大。既有体系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必将重新调整，而这一调整是维护和争斗的过程。中国必将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争夺更大的话语权，而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考虑，也会采取应对措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将成为中美两国的必争之的。

　　五、结语

　　由此看来，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是美国学者的共识。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对于推翻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中国既无此野心，也无此实力。第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而非受损。第三，美国及其构筑的西方国际秩序依然强大，中国难以打破。但是，在次级争端，主要是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贸易摩擦、货币战争、贸易冲突、国际组织话语权的争夺等议题将继续主导中美两国的发展，但这些冲突很难导致两国爆发战争。因此，大多数美国学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将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繁荣和发展，而并非推翻该体系。

　　众所周知，中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结构性矛盾是否必然会导致直接的军事冲突，不仅是两国政界，也是两国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所幸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该问题，并都能够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对此问题做出符合两国利益的正确判断。两国领导人提出了“利益攸关方”、“G2”(中美共治)、“C2”(中美协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概念，两国也建立了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权对话、中美军事热线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机制。虽然这些概念的提出和机制的建立还不成熟，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但都是为试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做出的努力。从近几年《外交》杂志发表的相关刊文来看，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因素，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时需要格外的慎重。

来源时间：2014/10/13   发布时间：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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