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重大意义与所需努力

作者：时殷弘  来源：《世界知识》2014年18期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首先是个战略概念，因而所需的辨析、理解和设想首先应当是战略性的。“新型”和“大国”这两个关键词都含有深意，既密切相联，不可分割，又各具相对独立的含义。

　　就中美关系而言，“大国关系”首先意味着美国真正地将中国作为“大国”对待和尊重;而且，这里的“大国”不是抽象的、静止的，而是具体的、能动的;现今的中国已是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比先前大幅度地增强了的中国，也是人民的自信自尊和民族抱负与国家的国际影响和世界作用更为显著地增进了的中国。不仅如此，与美国相对而言，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和国际影响差距在多个重大的功能领域和某些地理区域已经比先前显著缩小，中国应有但还未有的合理的“权利空间”需要相应地扩展。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只要目前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更，上面说的增强和增进就必然继续下去，迟早会接近甚或达到在若干重大甚至关键领域的中美“权势转移”(或曰力量对比变更);如此，承认和接受中美之间的此类变迁，将中国真正地当作与美国在“权力分享”意义上的平等的大国尊重性地对待，就会成为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一大严峻考验。

　　当今的中美关系，总的来说既非真正的新型关系，亦非真正的大国关系。特别就严格意义上的战略问题而言，美国总统及其政府从未将中国当作“战略世界”的大国强国对待，或者说从未承认中国是或可以是“战略世界”的大国强国。或者说，美国政府现在有个想要中国相信的“幻象”：中国已经是“大国强国”，以及相称的、哪怕最严格最有限意义上的“战略空间”。

　　严肃地说，美国至今没有真正积极回应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大呼吁。就此而言，特别重要的是需要准确评估习近平—奥巴马去年的加州峰会，它深刻地反映了在当今中美基本关系中的国际和国内政治。中美战略关系由彼此间的战略竞争界定。美国实际上坚定地拒绝中国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吁和敦促，因为在美国看来它表明中国追求对美平等。许多人一直将互信问题错误地界定为对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然而，中美关系的真正问题是权势分享。实际上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多项安全和权利问题上，例如钓鱼岛对抗、南海争端、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权利、美国对华抵近侦察、网络攻击和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

　　没有任何人提到过：奥巴马长时间不肯对习近平反复申明的一个论点或主张给予任何理睬，即“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注意，这可称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注解，在奥巴马的耳朵里，意味着美国应当大致自愿地给中国在西太平洋追加“战略空间”。当然，奥巴马及其属下某些高官曾数次正式提到中美“新型”关系，但实际上甚或口头上坚持规避“大国”关系。2013年底，以美国政府对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言行反应为“契机”，这个关键主张得到了华盛顿的首次正式理睬或答复，那就是“不”。迄今，一旦中美两国政府谈及严格意义上的具体的中美双边战略关节，美国就会对中国的要求或意愿作具体的顽固“抵抗”。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任重道远，现在只是开始。

　　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确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远望未来，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海洋上!

　　在中国的对美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战略层面)方面，一定要牢牢记住以下根本事实：中国是高速增强着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实力最强和权势最广的发达国家，两国间的关系实属多维、复杂、能动和意义非凡。中美两国既非单纯的对手，亦非单纯的伙伴，双边关系中基本的竞争、对立、协调和合作成分，既有相对的稳定性质，又有不息的变动特征。中美两国都必须明白，任何非同小可的彼此间轻视，任何左右相关国策的误识或偏见，任何就对方的紧要利益、实际能力和基本情感做出的严重误判，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和往往深远的后患;无论是试图以实力胁迫对方屈服的蛮横做法，还是出于激愤和莽撞的过激反应，都可谓政治上的浅薄和战略上的轻浮。

　　就中国的根本国家愿景之一而言，中国必须持之以恒地以坚决有力而不失审慎的战略推压步步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接受中国应有的战略权利，从而争取经一段历史时期去实现中美作为两大世界强国的彼此间和平的“最终解决”。有些时候，坚决有力尤其必要，而另一些时候，不失审慎实属优先。就此，任何时候都要防止一种倾向(必要)掩盖或排斥另一种倾向(必要)。既要有“只争朝夕”的雄心，又要真正懂得“欲速则不达”的哲理。

　　对付美国与对待周边之间有根本的联系。完全可以说，周边关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对美关系就没有大致搞好的希望：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特别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阶段许多都深刻地出自中国周边的麻烦或“乱子”，出自中美两国就这些麻烦或“乱子”的结构性和情势性摩擦、对立和竞争，出自美国对这些的鼓动、利用或添乱。从战略上说，争取中国在“大小”周边有愈益增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的战略伙伴，同时愈益减少或克服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或美国的战略附庸，当然会大大有助于中国的旨在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的经久努力。

　　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后，尽管有中国政府在周边外交的某些重要领域更多的创新性努力等因素，但中日及中菲对抗不仅不见实质性的缓解，反而在一些重大方面更为加剧;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就南海问题抛出了一系列加剧中美立场对立的政策言论和政策行动，南海争端变得更加深刻，而且先前好多个月里行之有效的、中越两国间海上争端降温甚至“冻结”的局面也出现了再度的逆转。此外，自2013年12月以来，中朝关系一直处于历来从未有过的最低点。中国在对周边和对美国两方面都任重道远，需要锲而不舍，与时俱进。

　　目前对外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缺乏战略重点，有四面出击的倾向。就此，在有广泛的战略铺局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些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其次的最大问题是在某些要事上轻视“顺势而行”和“知止”的必要。进一步说，战略努力必须有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有决定意义。

　　在考虑和实施中国当前对外政策必需的优化的时候，应当记住克劳塞维茨的话，采取和坚持一种适合于政治大目的的“适中的方针”，由此在一个根本方面促进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历史性努力。

来源时间：2014/10/18   发布时间：201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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