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如：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作者：李侃如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作为当今美国研究中国问题顶尖的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名字不时见诸报端。游走于学界和政界的李侃如，其观点著述兼具学理的严谨和实际操作中的务实。探讨未来的中国走向，以及中国与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关系，李侃如的见解值得重视。

　　世界看中国

　　绝大多数变化是需要在体系中各个层面进行的，这很困难，但也很重要

　　财新《中国改革》：能说说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内，世界期待一个怎样的中国吗?

　　李侃如：我想世界需要一个成功的中国。首先，我将成功定义为国家能够满足本国民众的核心需求，按照“十二五”规划的正确方向实现经济转型，即实现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产生更多的高质量创新，服务业发展更加壮大，扩大内需，坚持环境保护并更加高效地利用能源，并运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其次，我期望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的主要大国，它不仅关注国家利益，也更善于在国际重大议题上发挥作用。中国的人民币能实现升值，但同时能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包括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救灾、全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方面做出贡献，并支持全球性组织和区域组织等。

　　在这些方面，中国有任何一个做得不够，都会为全球带来更多成本，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实现上述转变，中国将能满足本国人民利益，并对全球做出巨大贡献。

　　李侃如期望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的主要大国，它不仅关注国家利益，也更善于在国际重大议题上发挥作用。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你认为中国是在向你提及的这个方向发展吗?

　　李侃如：在中国，有人非常同意我刚才的意见，但也有很多人由于有强大的利益驱动而想往另外的方向发展，当然还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所以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赞同我的看法，但不一定很多，这不令人吃惊。

　　首先，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变化方向本来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列出来了，但是，几乎在每个方面中国都存在朝与这个规划相反的方向前进的迹象。我想，这反映了植根于政治体系中的动机，特别是地方官员的动机。中国地方官员的权力很大，要改变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很困难，但那是实现我刚才提及的发展方向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其次，中国的政权和财富结合过于紧密。所以，中国要实现刚才我提及的变化，需要做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需要在未来几年来开始，且需要在未来十年付诸实施。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国新的高层领导人具有坚定的决心。只要中国能严格贯彻“十二五”规划列出的改革方向，并且高效执行，便能实现经济上的转变。但要实现经济上的变化，需要在政治上进一步推进改革。很多障碍都是来自政治方面。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世界对于中国的发展进程能起到哪些推动作用?

　　李侃如：绝大部分上述担忧都是国内问题，没有任何国家能对中国内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太大了。总体来说，内部问题的走向将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中国的未来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至于美国的角色，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我们自身的事情处理好，中国人可以看到这么做的好处并从中学习，但是，我们并没有多大能力来影响中国内部问题的走向，我们也没有多大能力来影响任何其他国家的内部走向，其他国家会痛恨美国对其内政施压。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美国金融界的一些人士对中国前景的展望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从前两年的看多转为现在的看空，你认为这一转变是否正确?

　　李侃如：中国在最近十多年来遵循的发展模式使国家发展迅速，但是，这一模式的成本正越来越高。我不认为中国经济会不再增长，而是增长的成本变高了，能源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等一些增长方式不再适合中国。此前很多对中国预测的假设前提现在已经不再成立，比如此前假设会有无数18至32岁的年轻劳动力来到城市，但是，中国的这部分人口规模正在缩小而非增大;以前假设中国能像其他大部分工业国家一样“先污染后治理”，但是，中国现在发现环境污染太极端了，不能再用现在的方式继续污染下去。因为这不仅导致社会不稳定，也导致水资源紧缺。

　　这类根本性问题加重了中国经济的负担。过去的假设认为，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会持续增长，但是，金融危机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都放慢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层也变得更倾向于保护主义，所以，对中国出口会继续快速增长的这一假设也改变了。此外，过去假设中国人会继续容忍财富分配不平等和腐败，将其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要成本，但是，民调显示，对这些问题的容忍度没那么高，人们的不满在不断增加。而且，微博这一社会化媒体在中国发展很快，这是三四年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不仅可获得的信息多了，而且也愿意去传播这些信息并做出反应。我和很多中国官员谈到微博，他们都对此很敏感。

　　很多事都变化了，过去的模式需要改变，“十二五”规划也包括了这点，我说的内容很多就是规划里提及的。过去的模式不再适合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要改变这种增长方式需要投入高昂的政治资本。北京能改变一些东西，比如改变银行利率，某种程度上改变银行贷款的配置，可以改变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规则。这些改变肯定有影响，中央就能做，不需要太多地方政府的参与。但是，绝大多数变化是需要在体系中各个层面进行的，这很困难，但也很重要。

　　中国影响世界

　　如果中国不做出改变，中国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主要大国的假设前提将不会实现

　　财新《中国改革》：如果中国不能实现转变，对世界会有什么影响?

　　李侃如：首先，很难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事物互相影响，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其中的互动关系，也没有人知道世界其他地区会发生什么，这也会影响中国。我只能说几点基本的意见，但你得注意这些意见的局限性。

　　如果中国不做出改变，那么不少人秉持的一个假设前提，即中国在未来几年将会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将不会实现。中国将很有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速缓慢——在4%左右，国内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法发挥期望的作用。

　　财新《中国改革》：你是可再生能源方面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能否从温室气体排放这个角度解释一下中国对全球的影响?

　　李侃如：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且排放量巨大，且这一数字每年还在增加。美国是第二大排放国。在2008年以前，我们比中国排放多，历史上我们的总体排放也更多。但是，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排放国，每年和美国的差距还在不断加大，尽管中国采取了措施，比如可再生能源、高效燃煤，把所有这些措施集合起来，中国的排放量还在大幅增长，这是由中国经济和能源资源的结构造成的。

　　除非中国经济结构重组，中国的温室排放将给全球带来很大影响。直到几年前，中国都将自己描述为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占到了历史积累温室排放量的大部分，所以，中国可以指责工业国，称责任是他们的。所以在讨论《京都议定书》时，你们声称你们会做力所能及之事，但不承诺任何责任。但是，现在世界其他国家看到中国占到全球每年新增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迫使中国改变，而且，随着气候变化，压力正不断增大。你已经可以看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对中国是个巨大难题。我对一些在减排上发挥领导作用的中国同行说过，到2020年，世界上其他国家会更关注中国。无论是否公平，中国将成为关注的中心。我想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了这点，他们已经转变在谈及这一问题时的看法。

　　财新《中国改革》：外交政策方面呢?中国会如何影响世界?

　　李侃如：这很有趣，我不知道中文会怎么来翻译我的表述。我想说，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有能力影响全球的国家，但还不是一个全球大国。意思是中国在非洲、拉美、中东部分地区、欧洲、北美以及亚洲都有影响力，所以，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当你思考中国的外交政策时，你会发现中国仍然只是一个专注于亚洲的国家。它涉及亚洲以外地区的外交政策并不积极。所以，每当世界某地区出现争端时，中国的立场总是“我们鼓励各方保持理性，通过对话解决”。

　　随着中国变成全球大国，它需要思考在全球主要地区如何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何能做得更多来维持体系以避免冲突，并促进全球财富增长和稳定。这些事情成本很高。

　　当然，你总会被批评，不可能让所有人都高兴，因为他们在和一些比自己强大的人打交道。他们会想如何保护自己，这很正常，但最终所有人都会依赖一些关键国家。用美国的话说，就是“多走几里”，即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创造一个框架以应对任何意料之外的事情，并维持这一框架。问题是中国到底应该在亚洲以外采取多么积极且意义重大的政策?我想你已经看到现在的中东，中国正在从政策层面涉入中东事务。

　　财新《中国改革》：你是指叙利亚?

　　李侃如：不单是叙利亚。比如阿富汗。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依赖北约军队提供安全保护，现在北约正在撤出，那么，中国如何保护在阿富汗的投资?眼下中国正和印度谈在阿富汗的合作，两年前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考虑到巴基斯坦对印度充满疑虑，这样一来，中国该如何和巴基斯坦打交道?一旦你涉足这一区域，就会被卷进去。我和中方官员在过去半年间就中东问题有很多对话，我的印象是，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以实际的方式深层次涉入这些事务，他们也在搜集一些中东国家更详细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了解这个地区问题有多么困难和复杂。你一旦卷入中东，就再也出不来了，你几乎永远不可能对结果满意，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而中国因为对那里的能源有需求，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卷入进去。

　　这很有趣，你看看美国的能源独立状况，现在美国比五年前对中东的依赖少了很多;再过五年，我们将不再从中东进口能源。中国在未来10年之内有可能从中东进口的能源占比则将从50%上升到70%，这一地区对中国重要性在增加，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中国在该地区热身的同时，我们仍然在那里维持着军事力量，所以，就美中如何在中东合作，我们如何在中东平衡外交、经济、军事等各个维度，我们应对此展开讨论。
      财新《中国改革》特派华盛顿记者章涛整理，实习记者王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时间：2014/10/16   发布时间：201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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