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怿：中美的相互透视与谅解

    中美的相互透视与谅解——基辛格《论中国》一书评析

    一、引言

　　正如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所言，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文明的国家。作为具有深厚历史负重与磅礴时代期许的独特文明气质的超大型符合族群国家，如何认知中国，判断中国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中长久以来关注的重点。正如约瑟夫•奈曾经警告，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进一步精准透视当代中国的历史过往、历史遗产、历史使命成为美国决策层及智库的基本任务。近来，中美暗战博弈不断升级，中国接连试射陆基与潜射战略弹道导弹向美方宣告中国二次核反击能力的实质性提升，抛弃东线于不随便作为的美国在西线亚太加紧施展影响，中美关系一改胡温时代的旧特征和在双边博弈的广度和烈度上均有所增加。因此，透视美国思想界对于中国的观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美关系中的美方因素分析，以便我们趋利避害。

　　二、绪论及内容评介

　　该书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权威亲历者基辛格先生于2011年出版的著作。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及卸任之后，基辛格曾50多次访问中国，成为中美关系最为权威的见证者之一。《论中国》一书内容流畅而迷人，以中国宏观历史、战略传统的把握为主，以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前提、方法和目标做透彻审视和论述中美关系本质为主要目的，带有深切的对于中美关系及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关切。与上世纪四十年代费正清为美国精英撰写《美国与中国》以加深美中双边关系的理解类似，《论中国》一书又是美国学界及知识决策精英中知华派的又一力作，基辛格先生为代表的知华派的审慎态度与为中美友好、增进战略互信而老骥伏枥的努力为我们所敬仰。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认为该书，主要介绍了中国的早期历史、近代王朝的改革及其失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毛泽东时代、基辛格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自身经历、邓小平领导下的“开放”时期以及令人意外的最后一章–它独具匠心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间的扩张冲突同中美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相联系了起来。

　　基辛格开篇便强调，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文化传统的传奇国家，中华文化中蕴藏着中国独特的战略构想和治国之策，要想理解中国现代外交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就要先了解她的历史承传。为此，该书开篇简论了作者眼中的中国战略传统与历史发展特点。如基辛格认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方式显著特征是它不注重一时的胜利而关注长期运用战略性的智慧，中国在中古时代长期对抗北方游牧力量的“以夷制夷”策略就是这样的表现。长久以来，西方人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基辛格也对中国文明滚雪球般的成长道路进行考察，他认为，“中国务实主义显著表现就是依附于征服者。当外来力量战场上取得胜利时，中国官僚精英能够服务于征服者并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精深的文化为理由请求征服者用中国的办法、语言和官僚治理中国。几代下去，征服者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们原来想要统治的中国人了。最后，连征服者的领地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不过，中华文化这种重教化、轻种族的迥异于非中华文化的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到今天的中国战略运筹中是值得怀疑的，后人往往将某些历史特质升华为可能是虚妄的模式系统这是不够严谨的，而基辛格老人以简略的语言试图概括汉族中央政权的战略运作及其特点，本身就是值得疑问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外战略传统和特点么?

　　着重考察中国外交及战略文化特点的基辛格注重传统惯习对于决策的影响，关注中国战略文化中的现实主义与孙子兵法，关注中西方战略文化的重大差异。作者以为，中国的决策者注重持续多年的，有计划性的运筹，强调隐忍地、间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对优势，犹如中国围棋争取相对优势;而西方传统总是注重一场定胜负的力量冲突，就像西方象棋讲究全胜，靠消耗棋子而取得的。同时，宏观战略文化下的具体军事战略学说也是中西迥异的。

　　笔者同样对于作者的此种看法表示不甚认同，此种围棋式的战略模式的确存在于先秦的周贵族的战略思维中，而往后的百代秦法下的战略学可能并没有作者总结的那样线性化。

　　作者以为，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们逐渐发展出一种策略性的思维典范，他们偏好迂回、含蓄、持久的外交，而避免直接冲突和武力对抗。基辛格寄望美国和中国双方都整合内部分歧，尊重对方核心价值，从本质上重新定义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美国的世界观传教式的，认为美国有向全世界各个不同地域和角落，宣扬它的价值标准的使命。对于孔子所代表的的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影响，作者形容这部经典“类似于中国的圣经与宪法的混合体”。史景迁评价道，在西方，“均势外交，与其说是一种选择，还不如说是一种必然”，而且“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实现全球性的传播”，因为中国的对外交流并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的世界观是文化上的，它不求其他国家与之同化，也不在制度规章上干扰他国。但其传统上自许为“中土”的视野，仍使中国长久以来以“藩属”的模式丈量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政治。

　　基辛格认为，缓进、徐图的战略文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中心思想，其思想在毛泽东战略中得到灵活再现，受到中国文化沁染的周边国家也受到《孙子》战略文化的影响，如越南战争中的胡志明和武元甲。作者以为，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其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也就是“势”而西方战略学中没有对等的概念。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

　　接着，基辛格在第二章开始考察中国近代历史，以英国人叩关为开端，东西文明直接对话、较量，“中国面临的“英夷”不再寻求取代中国王朝和宣称天意为己任。相反，他们用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景观更换中国中心系统，即自由贸易而不是进贡，设立驻京大使馆和外交交流体系。”然而，中国旧时的外交动作和断然拒绝只能延迟却不能避免与现代国际体系的互动，此类互动将对中国社会造成其历史记忆中最令人痛苦的社会、知识和道德转型。不可避免的，两个世界秩序发生碰撞——鸦片战争。

　　作者将英国谋求的对等关系地位与中国的反应为重点，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空里，“中央王国”已经从卓越超群变成殖民势力撕咬的对象。在两个时代和两个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之间，中国在艰难地争取一个新的身份。随后，基辛格在第三章考察了中国身份转型进程中的衰落面貌及其反抗。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记忆中臭名昭著的“百年屈辱”，它以共产党人以自信的民族主义主义统一国家而结束。

　　其中，基辛格关注了魏源“师夷之长以夷制夷”的筹划，认为他从欧洲平衡原则出发，审视全球，考查“英夷惧怕之诸敌国”，审查可以给予英国战略压力的国家，类似围棋式的合纵连横的战略努力一直是作者对中国不同时代战略家和战略文化的考察重点，一以贯之。

　　此外。作者以为，对于中国朝廷来说，条约是一个对蛮夷力量的临时让步，可以遵守到必要程度，但从来不主动扩大。而对于西方，近代条约体系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开始，在其中，中国将逐步纳入西方制定的政治经济交流规范和世界游戏规则。西方视其为一个启蒙的过程，但是中国却视其为天下观等根本哲学上的攻击与颠覆。中国人面临着亡天下与亡中华的矛盾尖锐时刻，作者关注其“控制衰落”的外交战略方面的努力。

　　基辛格以为，“中国，如果总是对几近猖獗的外国入侵被动，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存活四千年和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延续两千年的。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征服者不得不采纳中国文化或逐渐被臣民吞噬，中国人善于忍耐。”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战略筹划者在其评估各种侵略者所代表的威胁中展现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敏锐性。作者以同治中兴的短暂回升认可了上述战略家的筹划，但是基辛格认为，在缺乏基本内部因素以谋求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情况下，被要求控制领土完整的损害和主权的进一步侵蚀中国的外交官，并不能够提供任何手段来改变中国的基本弱点。

　　中国的中央控制正在日益瓦解，中央集权再次断裂，进入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基辛格所称的“战国时期”。作者以为，中华民国，从它诞生伊始既置身于军阀割据和一个危险的国际环境，从来没有机会去实践民主的美德和诺言。在没有一个举世公认中央权威的情况下，中国缺乏其传统外交的行为工具，因而在对外关系上接连挫败。基辛格对于民国政事及民国外交努力和传统几乎没有介绍，作者对于中共的革命史一笔带过，而直接转换到论述重建中央权威、国家统一，遵循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中共建政后的新式外交实践。这便是第四章，毛的继续革命。对于中共夺权重大事实的简略充分体现出本书外交史的特质和以美国利益的视界来丈量中国的特点。

　　作者认为，在中国戏剧性的历史中，旨在推翻旧朝的起义屡屡发生。但是，没有新的统治者准备推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1949年建立起来一个新朝代的毛泽东既是一位诗人又是战士，既是先知先觉又是带来灾难的人，他冷漠决断，有着不可超越的影响力，他统一了中国并带领她踏上一条几乎走向覆灭的旅途。基辛格认为，“毛的革命没有最后的休息地，其最终革命目标是一个模糊的景愿，与其说是政治重建毋宁说更像精神升华。共产党的干部就如教士，他们的任务不是完成一个规划好的事业而是类似十字军的讨伐。”

　　基辛格深刻地洞察认为，毛所设计的中国，是一个危机永无休止的国家。从中共建政开始，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浪潮。毛给中国指出的命运是不断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达到个人以至社会的纯化。毛追求根本性的变革，与过去切断一切联系。传统的中国政治理论将军事力量奉为次尊而强调统治者通过道德和仁慈取得境内外的安稳。毛受他的理想和对百年国耻的忿怒驱使，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军事化中国生活。

　　同时作者认为，在许多方面，毛又是矛盾与反差的剧烈化身。他一方面是公开的孔子反对者，另一方面他博览古籍，引经据典，在对外战略筹划方面很是受益于中国古典战略遗产。“毛主义的统治方式成为老花镜里的孔子传统学说，一面宣称与过去断绝关系，一面又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包括皇帝式的管理方式，将国家当作一个道德工程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尽管毛十分憎恨这一体制，周期性地想毁灭它，而最终又不得不周期性地重建它。”对于毛爱好斗争的对内和对外战略，基辛格予以委婉地批评，“毛的终极政治目标要依靠是持续革命这一过程本身。他感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一次次更彻底的造反使他的人民得到净化和升华。然而，一个永远造反的国家如何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去呢?如果继续革命不断实施，那就意味着动乱不断，甚至战争。渴求稳定的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她。这些国家如果想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秩序，必然与继续革命的提倡者相冲突。这一两者难取其一的推论一直困扰着毛而终身未得其解。”

　　尽管作者批评了毛的对外斗争策略的所存在的不当和矛盾，但是依旧指出其对于中国日后战略文化的遗产及其重大影响，这就是毛泽东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威慑和心理威吓。基辛格以为，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只是个口号，中国领导人现实地认识到除了意识形态手段他们没有足够实力去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因此，“毛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外交风格，即用意识形态力量和心理作用代替物质力量。它主要由中国中心论，加上一点世界革命的佐料和传统的蛮夷外交管理手段调制而成。它专注于长期规划和运作，意图在心理上压倒对手”，

　　“毛相信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对战略目标的冲击力，他通过对军事强权分寸拿捏准确的藐视达到了与超级大国心理上平等的地位。”

　　基辛格认为，在追求外交成果的过程中，毛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孙子而非列宁。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弱者竞赛的道理影响了毛的战略，就像实力最弱的蜀汉在三国政治中的所为，中共较为成功地效仿了蜀汉的生存策略。此外，毛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把实现世界革命作为一个实际目标来奋斗。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实际贡献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包括对各国共产党的情报支持。基辛格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与毛的多次见面中，均能够看见毛对这位朋友打开心扉，表达自己对于世界革命的真正看法。照毛在70年代对基辛格的表述，革命的叫法噱头大一点。这是毛的矛盾双重性，既要献身于世界革命，鼓励革命，又要保护中国生存的必要性。它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独特的生存战略。

　　基辛格在第五章开篇阐述了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曾经存在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宝贵窗口期，那就是艾奇逊和对中国铁托主义的企望。与莫斯科争夺影响力的艾奇逊国务卿直言中国的主权完整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采取我们过去一直采取的立场，就是任何破坏中国主权完整的人是中国的敌人，也与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基辛格反思到，艾奇逊从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出发，为新的中美关系铺垫了一个温情的前景，下一个美国政府高官对共产党中国发表同样的看法要等到二十年后，那就是尼克松政府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双方都产生了战略误判。基辛格认为，在中国，围棋的意识立刻反映在中国的战略行动上。毛泽东认为，美国一面派兵去朝鲜一面派舰队到台湾，就像在围棋盘上落下两子，对中国形成了可怕的包围之势。双方均因错误理解了对方的战略意图，而陷入冲突。而且，两边的误解交错叠加，形成了贯穿50到60年代中美对抗。

　　对于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战略学研究经久不衰，作者以为，要理解毛在北朝鲜的行动就必须先理解中国的战略传统与战略文化：据敌于千里之外，怀敌附远，主动威慑，先发制人，保障对于周边战略要地的支配与主导。“毛先发制人的不同点在于他超乎意想的心理威慑。他的动机力与其说是发动一次决定胜负的军事打击，毋宁说是改变心理平衡。”同理，中国在1950年代的台海危机、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1969年中苏乌苏里江冲突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均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征：进行心理方程式政治角力，善于不畏艰险的“以小搏大”，注重心理和精神威吓，注重对地方战略心态的实质性冲击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具体得失。基辛格对于这样的战略文化及其指导下的战略行动，评价颇高。总结到，中国的战略学通常表现三个特征：对长期发展趋势明察秋毫的分析，战术选项的仔细研究，和运作决策的分头探索。

　　但是作者也指出，“中国先发制人的观点与西方威慑概念的互动结果往往产生恶性循环：中国的自卫行动会被外界认为是侵略;而西方的威慑则被中国人解释为包围。冷战期间，美国和中国就在这一两难悖论中无法脱身。”可见，这无疑是两种精深的战略文化的冲突与失调，同时也是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互动。

　　基辛格认为，朝鲜战争让新中国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向西方(某种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了中国军事大国的地位，而且敢于用力量维护她的利益;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作者以为，“广义上，朝鲜战争不是平局。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立为一个军事大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它还建立起一种令对手害怕和尊重的军事威信，其后几十年间不减。”毛则将战场上的胜利看作是中国近百年来孱弱和屈辱之后的精神复元。“中国从战争中筋疲力尽地，但令国人和世界刮目相看地，站立起来。”

　　接着基辛格在第六章开始考察毛主义对外战略运用的高潮——与两个超级大国的抗衡。朝鲜战争与台海危机，毛的动作事实上将中美关系冻结在对手的姿势上，其后十年不变。中国决心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表达使得双边都失去了灵活外交的余地。中国一再仰仗的共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优势与话语霸权的维持也使得毛泽东无法容忍苏联温和化的对外政策，双方论战升级，关系全面恶化。因此，中国日趋孤立，使得毛不得不在十年后重新考虑他的外交政策。此外，继续革命的动力是毛主义，他相信道德和意识形态力量能够克服物质的局限性。这十年是在国内混乱中开始也是在混乱中结束。这次危机震动了中国大厦的每块砖头，使中国几乎断绝了与外界所有的接触。

　　基辛格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想象力的最基本障碍就是毛的继续革命政策，这也是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阻碍。然而在约翰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总统开始考虑朝不对抗之路迈出一步。1966年，美国国务院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中采取积极态度并授权他们与中方开展非正式的社交接触。1966年3月，美国代表在会谈中伸出橄榄枝，声称“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进一步关系。”这是美国官员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上使用新中国的全称。约翰逊本人也在1966年7月一次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七亿中国人民被他们的统治者隔绝于世界之外，持久和平无法到来亚洲。”他一面要求抵抗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子侵略政策”，一面声称愿意看到“与我们以前称之为敌人的国家和解”并“和平共存。但是美国所做出的示好姿态却因为中国国内情况的恶化而无甚用处。“因为这些声明正好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重合，而那时中国已扭回到藐视性敌意的身姿。”

　　同时，基辛格考察了毛对于王稼祥等主张缓和周边环境的观点，而毛对于上述观点的排斥使得中国在60年代中后期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境地。毛本人也开始意识到对中国的不利因素正在以乘积的方式增长。“沿着她漫长的边境线，中国面对可怕的苏联军事帝国，被羞辱的对手印度，在越南的大量美国军事部署和正在升级的战争，台北流亡政府，历史上的强寇日本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均把中国当作难以宽恕的对头。”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在第八章开始考察60年代末启航的中美关系正常化。

　　面对60年代中后期的困境，基辛格以为，毛试图运用传统经典的中国战略计策“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将中国带出绝地。基辛格对于中国传统战略学说对于毛的影响在本书中一以贯之，其中，中美苏大三角转变之势是毛运用上述两项策略的典范。当苏联摆出强硬的姿势时，毛比任何人想象得快地准备考虑应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接近美国。1965年毛泽东邀请斯诺到北京便是最初的信号，可是由于美国国内僵化的政治环境和对于斯诺的误读，而没有更深的反应与解读，华盛顿继续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比如，1965年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发表了代表美国六十年代中期对于中国看法的政策声明：“共产中国是另一个问题(相对苏联)，她的核爆和对邻国的侵略性态度使她成为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一大问题。”同时期约翰逊总统扩大美国干涉越南，也是基于抵制北京和河内合谋这一出发点：“在这场战争上，甚至全亚洲，共产中国是的巨大的威胁。河内的统治者是受北京怂恿的。越南的战事是一个更大的侵略棋盘上的一步。”可见，双方因朝鲜战争形成的战略误判一直在持续。

　　但是基辛格却从更宏大的角度观察此时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认为，毛对斯诺的讲话就是对传统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辞呈：“无论哪里发生革命，我们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憎恨的。我们喜欢讲空话、放空炮，但我们不会派军队。”毛对斯诺的话是试探热气球，但斯诺本身不是一个理想的“气球”。作者考察以为，毛于1969年再次对表达了远交近攻、摆脱美苏围堵的战略思考，“东结东吴，北拒曹操”成为“蜀汉”中国的战略构想。就此，中共决策层决定把中美大使级对话提升层次，最具变革性的是决定抛弃解决台湾问题作为推进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从而与美国讨论其它更具战略意义的问题。不断增加的苏联实质性军事威胁使得与美国恢复接触变成了战略必需。

　　进入全书的第四大部分 “和解之路”，基调和内容都有了重大转变。基辛格一度以第一人称叙事，因为时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作者走进了故事。他讲述了亲自安排尼克松成功访华并与毛泽东在北京会晤这一大胆尝试，并且记载了自己在外交上对“可能性”这一科学的探索。同时，作者认为，尼克松总统在《外交》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是与中国战略转变相呼应的，当然，具体的实际行动受到国内复杂状况、历史积怨和文化差异的重大阻碍。比如，两边的公众被灌输的是长达二十年的敌意和怀疑;他们必须得对这一外交革命有心理准备。基辛格以事件亲历者的身份为我们展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1969年夏开始，美国和中国开始交换隐晦的信号。美国决策层认为，当时形势下，苏联是更危险的一方，如果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击败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开始进行现实主义外交为导向的对华政策重构。

　　以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渠道和毛泽东对于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中美接触翻页的空间被打开了。在短短一年之中，中美外交关系从水火不容对抗移进到总统特使及总统本人访问北京。就此，作者开始着重以自身秘密精英外交经历阐述中国对美政策的嬗变。这也是崇尚秘密外交的基辛格引以为豪的。

　　作者认为，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均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进行的。总统以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获得成功就须保密。可见，这能够摆脱美国国会等政治力量的束缚，最大限度上减少不确定因素。凭借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基辛格在本书中透露了诸多关于中共高层思维想法的独到内容。

　　比如，周恩来向基辛格介绍了中国文革的情况。周认为，毛为寻求净化中国共产党和冲破官僚结构隔障，在党政机构外创立了红卫兵组织，以便将社会体系回归到意识形态的净地。但这事实上制造了动乱。基辛格对于周恩来如此开怀的解读是看做中国示好的表现，以便“越过正常化到达友谊(战略合作)的层次上去。”此外，周恩来也向美方暗示，中国能够克服内乱，是一坚定可靠的国家，因而是对付苏联的潜在伙伴。

　　由于双方较为急切的相互战略需求，基辛格刻画到，“没有威胁，没有要求，没有定期，没有提到过去的积怨。在一场战争，两次军事冲突，和136次僵局的大使级会谈之后，台湾问题不那么急迫了。它被置放一边了。”面对依旧贴满北京的反美宣传标语，周恩来微笑地对基辛格说，“我们应该看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辞的‘空炮’。”基辛格认为，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默契，灵活性使得美国在其后的几十年把自己的立场从“承认”移位到“支持”。台湾得到了经济和内部民主发展的机会。中国得到了对其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核心利益”的承认。中国宣布了核心原则但在实施方式上保持了灵活。

　　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与美国建立实质性的关系，作者认为这是中国战略文化中“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加强自己”的一个实例。尼克松访华后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是正式的相互保证，也不是心照不宣的联盟，而是基于非正式的观点一致。它是一种准联盟。难怪，今后的十多年内，中国成为所谓的北约准盟国，得到了西方大量的技术支援，奠定了今天中国很多高端工业的基础。

　　这时，基辛格注意到中共在发展与美国关系早期时仍旧秉持的攻击美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新关系的早期，中国领导人还有时继续放意识形态的‘空炮’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私下里，他们会批评美国官员在外交政策上太克制。”毛泽东强烈批评美国对于苏联在世界各地进行战略进攻的防守态势，希望美国坚决抵制，不熟悉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毛泽东一味要求美国强硬出击，在基辛格看来，“毛真是个真正的冷战大师，连美国的保守派都会为他鼓掌。”一呼百应与多有牵制，中美不同的统御模式使得中国在70年代中期面对美苏关系暂时缓和颇感不适，造成了双边关系的一定程度的停滞与震荡。同样，中方对于水门事件的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也多有不适，可见两种国家风格的相互的理解障碍，也突显出当时中国对于西方民主国家内情和外交模式的不够透彻的了解。

　　基辛格援引毛的话，印证毛泽东此一时期现实主义外交模式的风格及其冷战大战略的筹划。“事实上，有时我们会批评你们一会儿而你们也批评我们一会儿。你们总统说，是意识形态影响。你们说，你们共产党滚开。我们说，你们帝国主义滚开。不这么说不行啊。”作者认为，在政策执行中，毛也能够很务实，毛不是当了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领袖后才突然变成务实主义者的。毛泽东的对苏战略包围理论的是全球性的，受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应连成一条横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作者将其比喻为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战略的体现。

　　本书此处的一大亮点在于，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特质，因为基辛格凭借亲身经历对此二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此外，《论中国》的参考书目及注释也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信息来源，丰富、还原了许多历史场景。

　　基辛格写到，毛的继任者会继承使得中国强大的信念，但并不认为中国能够仅仅依靠意志力和意识形态。他们寻求自力更生，但知道仅有苦行僧式的激情是不够的，所以致力于国内改革。这场新的改革浪潮使得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其漫长的历史年代上首次将中国与全球经济、政治趋势连接起来。这项政策将体现在一个三期三路的领导人身上，邓小平。作者在第十二章开始讨论邓时代的来临及其转向。

　　作者发现，邓小平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明确直白承认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经验的第一人。基辛格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的另一个前所未有的执政风格，代表了其务实求真的执政哲学。“习惯了毛的哲学抽象和间接典故和周的优雅的专业风格，我需要一段时间调整适应邓的尖刻、不尚空谈、偶尔的讽刺感叹、以及他突出的实用性和对哲学的不屑。”基辛格赞扬道，邓小平召唤秩序、专业性和效率是一个大胆命题，务实、求是的风格把中国从毛时代试图抄历史近道的迷梦中唤醒了。而对于华国锋的短暂执政和失势下台，作者并未做详实的考察。

　　基辛格作为美国特使能够经常接触华与邓，他评价到，二人对中国的未来的看法不同。华的经济计划是在五年计划框架内，用苏联方法刺激生产，强调重工业，改善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提高机械化和使用化肥。邓小平拒绝了所有这些正统。“我们这次必须做对了，我们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误。”相比于毛泽东像一个庄严敬畏的传统皇帝管辖着中国。作者认为，邓小平更接近尘世而不是毛的神圣。

　　毛以为靠“群众”的纯粹意志和意识形态纯洁就能克服任何障，争取经济发展。而邓深知中国的贫穷和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但邓小平遵循中国传统，拒绝任何挑战政治稳定性的举动，邓在评估让中国人民更富裕的同时，相应扩展的自由界限何在。基辛格总结认为，邓的经济自由化和民族振兴愿景不包括走向西式多元民主这一重大举措。“邓小平试图维持一党统治，与其说他陶醉权力，不如说他相信中国的其他选项就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接着，作者在第十三章考察了邓的外交风范，对越战争与中国正常对外关系的回归。

　　“摸老虎的屁股”，对越惩罚性战争之前，基辛格认为，邓的出访体现了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营造一个获得某些国家支持的印象，其实那些国家并没有同意或者被要求发挥这一角色。这种模式开始于1958年的台海危机。邓小平与越南开战之前高调访美，与此同理。同时，邓访美的务实态度与学习西方的谦虚精神是自马戛尔尼时代以来中国对外态度的实质性蜕变，恍若隔世。同时，中美领导人认为中美组成正式联盟是不必要的，中美合作准备依靠互信和默契。而此种战略伙伴的第一次体现便是美国对于中国对越战争的默许。访问美日、东南亚之后，邓小平完成了中国走向世界和孤立河内的目标。基辛格认为，第三次越南战争迎来了中美之间在冷战时期前所未有的亲密合作，提高中国技术和军事能力对全球平衡和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和北约向中国出口武器成为双方战略亲密的高潮，“美国不反对我们盟国方面采取更主动的态度与中国在高端技术领域进行贸易，我们对一个强大而安全的中国有兴趣，我们承认并尊重这一兴趣。”然而，渐入高峰的中美关系要受到共和党人里根的新冲击。

　　基辛格意识到，美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痼疾之一是周期性的政府大换血。要么四年，要么八年一次，会涉及多达5000个关键岗位官员的更替。且新政府一般均声称所有的继承问题均是前届的政策错误，政策的连续性成为次要的考虑。“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几乎刚刚开始，对于中国来说，新总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言辞模糊，态度虚以委蛇的八一七公报成为中美波折的象征。和克林顿执政类似，里根执政第一个任期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一定波折。当里根时代结束时，亚洲局势是几十年来最安静的。这些亚洲国家关系仿佛成为新的亚洲版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主权政府和明确边界的亚洲世界，普遍默契避免参与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曾经在60年代高涨的共产党的输出革命风潮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基辛格对于邓的对内改革颇为关注。邓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苏式计划经济的停滞弱点，代之以市场经济、分散决策、和对外开放。同时，新的思潮也在中国内部翻腾。“艰难的转型时期制造了紧张关系和不公平现象，不少中国人感到，只能由一个更加开放和参与度高的政治制度加以纠正。”中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踏上了天安门风波的考验，这也成为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诱因。基辛格对于80年代末中国新的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政治思潮及其顶峰天安门六四事件的论述并不详细，而着重该事件对于中美关系的冲击与中美关系流变内容。

　　事变发生后，布什总统力克美国国内要求严惩中国的呼声，极力挽回中美关系。作者认为老布什长期担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有足够经验了解这些在长征途上和延安窑洞里幸存下来，并在六十年代同时对抗美苏的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屈服于外国压力及孤立威胁的。关键问题是，假若美国大举干涉，目标究竟是什么?要推翻中国政府?要改变它的结构，那么用什么替代?干预开始，过程将如何结束?代价是什么?这些均是右翼力量没有考虑的。在这方面现实主义者基本战胜了理想主义者，认为，道德戒律的推断必须服从美国国家利益。

　　作为主张对华友好的现实主义大师基辛格而言，就六四事件而言，这个问题似乎不应以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为准。基辛格认同“接触”政策，而不是众议院强硬派强调的“压力”政策，与老布什的理念类似，促使人权进步更好的方式通常是接触。因此，当美国国会对北京施加惩罚措施时，老布什决定软化立场，尽量避免中美关系受到实质性伤害。

　　以老布什亲笔信和斯考特罗夫特秘密访华为代表，布什力图修复中美关系。斯考克罗夫特强调，美中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映了两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观念的社会密切接触。”美国国内对于六四事件的激烈反应反映了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反映美利坚民族的信仰和传统。斯考克罗夫特承认对于事件的处理完全是中国内政，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激烈反应。布什总统相信维护美国和中国之间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但他有义务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这要求政府作出一些制裁中国的具体举动。出于对美国政治理想与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平衡，老布什政府选择了“接触”政策。而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内则试图通过“压力”。

　　基辛格以为，试图从外部改变一个像中国这样幅员广大国家的国内结构可能带来到意想不到的巨大后果。同时，美国社会应永不放弃对人类尊严的承诺，但是也应认识到，西方人权与自由概念无法轻易直接地在短促的时间内移植到传统精深的非西方文明内部。作者通观中国近代历史，认为中国中央权威的分裂，有时虽然以很高的自由度的增加为前提，却诱发了社会动乱。同时，作者坚定的认为，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需要了解、尊重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否则美国会做出牺牲双边关系为代价的措施，也就是理想主义占据主导的，超越国家利益计算的外交政策。将中国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资格审议相挂钩成为美国价值理性主义坚守者对于中国的反击。

　　此时，苏东剧变，一时间苏东执政党落魄无为，如丧家之犬。北京，孤独犹如黑云压城。基辛格考察了邓小平这一战略家留给后继者的战略箴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及嘱咐高层领导的所谓“四面楚歌，敌强我弱，防守为主。”中美关系即将迎来克林顿执政第一任期的巨大波折。作者在新一章中将之称为过山车式的中美关系与江泽民时代。

　　八九风波后，中美关系几乎回到起点。这一时期，已经卸任的基辛格因为其特殊身份来往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努力修复着中美关系。他认为，必须尊重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但外交政策必须精确定义手段以及目标，如果手段增长超出了国际框架或考虑国家安全的重要关系的容忍度，就必须作出选择。美国最好是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理想主义者承认原则的实施需要时间，因此必须根据情况进行调整;现实主义者也要接受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将其糅合在政策运作之中。可见，基辛格并未抛弃西方民主、人权、宪政理念的坚守，甚至并不排斥将其努力推广给中国，但是这一过程在他看来应是审慎的、长期的，以中美“接触”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中国，而不是克林顿执政初期简单的“以压促变”。能够与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接触会谈的基辛格同时向读者展现了中方要求美方抛弃你意识形态束缚，努力发展两国实质性关系的愿望。

　　作者认为，克林顿新政府咄咄逼人的人权姿态目的不是为了削弱中国，它反映了世界秩序的一般性概念，并期待中国作为一个受尊敬的成员参与到这个普世价值推广的进程中。“从克林顿政府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真诚的尝试，总统及其顾问都相信这将有助于中国。”但实际上，只要人权仍然是中美对话的主要议题，人权与经贸“不脱钩”的话，中美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克林顿执政第一任期末尾，主动降低了对抗策略的音调，强调中美双方的“建设性接触”。1997年至1998年，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边关系大为修补。

　　基辛格对于江泽民时代中国社会的转变也吐露着关注。他认为这表现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孕育，中共执政的政治哲学发生了重新校准，执政基础不断扩大，中共似乎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全民党”。然而，苏联威胁的消失，多种议题的出现，能够摆脱大国争霸的历史悖论，全球化时代的加速到来使得中美关系孕育着变革，也产生着不确定性与风险。

　　一方面是美国坚持“接触政策”，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接受普世价值的洗礼，另一方面是中共高层努力构建“和谐世界”的宣言，显然双方对于对方的核心价值判断各有保留。但是基辛格重点关注了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主张，戴否定了中国将寻求称霸亚洲或取代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获或将美国排斥在西太平洋之外的企图。“在他看来，那是‘纯粹的神话’，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政策根本抵触。”而基因格对于习李体制下的第五代领导集体能否遵循和平发展道路却留有些许怀疑。论著最后，基辛格以上世纪初的英德关系与当下的中美关系相比较，发出了英德悲剧能否避免在美中两国身上重演的历史拷问和深切期待。

　　基辛格以为，美国和中国与其说是简单的民族国家，毋宁说是两种文明遗产的代言者。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各自人民都有着强大的能量与自信。中美两国政府在国家政策和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经常是利益共通的、责无旁贷的。然而，美国右翼的保守力量认为，民主制度是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非民主社会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容易行使武力。因此，美国有义务行使其最大影响力或以压力，促成其民主转型。在这些观念中，改变政权是在处理非民主社会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因此与中国和平论与其是战略问题毋宁是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这一问题。同时，中国内部也存在激烈对抗美国的所谓“鹰派”。

　　作者以为，两国的鹰派主张目前均未被两国政府赞同，成为主流。但彼此此类思潮潜台词的存在使得中美很容易陷入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以至西太平地区的军备竞赛和区域战略误判。基辛格强调，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如何实现必要平衡仍是双方每一代新领导人的艰巨挑战。

　　基辛格以老外交家的资历判断，美国若明目张胆地围堵遏制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它低估了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和军力。同理，中国鹰派谋求的将美国排斥在西太平洋和东亚事务之外也是不切实际的，中美巨大的国力与军力差距是不可能短期逆转的。中美关系的合适标签至少是低于伙伴关系的“共进关系”。我们看到这也是中国高层领导人一贯坚持的双边关系定位。就此，基辛格老人为我们提出了已在学界存在颇久的中美共赢的“太平洋共同体”观点。

　　作者热切呼吁，“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能够使得该地区的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和平发展、缓解战略疑虑、增加战略互信，它将会成为美中两国共同营造的一项事业。这也能够避免日本、印尼、越南、印度、澳大利亚等重要参与者摆脱首鼠两端的困境，为亚太带来长久的和平与安宁。

　　基辛格认为，中美在40年前恢复交往时并未纠缠于眼前的琐碎问题，能够放眼未来，为一个新世界(指中美战略合作，促成苏联亡国)奠定基础。而为了新世界的建立，作者强调中美双方要对各自战略文化和外交传统及理念有彼此深切的认知，这也是本书的宗旨，为西方人士展现中国战略的运筹特点，加深双方理解。基辛格老人呼吁，“如果我们悲情地将英德关系比作美中关系，那么人类历史只是对过去的机械重复，不会有任何变革的出现。人类每一次巨大成就成为现实之前都只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产生于承诺，而非悲情地逃避现实。”作者援引康德《论永久和平》一书中的呼唤，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而灾难的巨大程度已不为我们所能够承受。对于世界上作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来说，基辛格老人以为，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他深信，中美关系之重要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双方都必须非常谨慎处理双边关系，传统的大国关系可能会被这两个国家的努力实践所改变。

　　近来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的中美双方能否摆脱大国竞赛的固有套路而磨合出新型的大国关系还亟需观察和审慎判断。但我们对基辛格老人在如此高龄对于世界上这一对最为重要的双边国家关系的富有责任感的关注和关怀表达深切敬意。

　　三、《论中国》一书评析

　　该书标题为粗犷的“论中国”，其实主要探讨的是中美外交关系史内容。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精英外交的典型人物，是美国务实知华派的代表，是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使者，是四十多年来中美关系史的重要见证人。卸任之后，无论是老布什时期，还是克林顿时期，他都穿梭于中美之间，在决策者之间传话和游说。因此，基辛格有机会接触中国高层领导人，能够直接知晓中国最高层的外交构想与行动策略。而正是由于他能直接面对中国的领导人，他才能够理解中国高层的某些不为美国右翼知晓的行为和方向，甚至摸一摸中国的底牌，才会使得其成为美国知华派的代表之一。

　　然而，不少西方人士及美国国内主张对华遏制的鹰派批评基辛格的作为。他们认为，基辛格在推动外交关系时只注重精英权谋秘密政治，排斥国内国会等其他合法性的政治力量，有时会丧失原则，是一个丑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相对于美国所坚持的传统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基辛格更计较当下的国家利益与安全，这遭到美国右翼保守力量的反对。比如对人权问题的不够重视，比如为了美国国家利益而对对美友好的独裁国家网开一面。对于这些，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做出了回应，他认为：“激进人士强调的是道义目标，不是政治目标。我尊敬那些准备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可是外交政策既要确立目标，也要确定方法，如果采用的方法与国际框架相抵触，或者伤及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对外关系，就必须作出选择。”他认为，“理想主义者要承认实现原则需要时间，因而必须根据情况时常调整;现实主义者接受价值观有它的道理，必须纳入政策运作之中。”

　　上述话语其实解释了基辛格在国际事务中一贯的思考与行事的现实主义原则，也是其外交生涯及作为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思维方式的表现。相对于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他更着重美国国家利益的绝对获得。因此，我们应该能够明辨，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接触派和知华派，在呼唤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不可能放弃放弃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基辛格此书的主要初衷也是使得美国社会精英能够更为宽广的理解复杂面向的中国，从而更好地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服务。长时间被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鲜明地是以美国所规划的道路来阐述中国发展的，对中国成长的疑惧本身并没有消除，而呼唤所谓大平洋共同体的建立本质上也是以西式模板来套合中国境况的努力，只要中国一天愿意充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上的“半边缘国家”的定位，在西方主导的游戏规则下安安稳稳、心甘情愿地接受目前的东西方利益分配的话，美国战略学界的目前主流，对华接触，以使其松动、演变的政策就会延续下去。而一旦中国尝试走出美国知华派精英所规划、理想的路径，就像现在在诸多硬件和软件构架的及在西太平洋地区做出所谓“区域阻止、反介入”和排除美国地区霸权的尝试时，基辛格也会抛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帽子。而打破这种大国关系的悲剧和循环的首要在于双方官民阶层的互动、互信与互让，而基辛格老人的笔墨正是增强双方战略互信的有益尝试，相比之下，国内诸如前一阶段强调对日新思维的马立诚先生的悲惨遭遇提示我们，更为不理性、不负责任的狂妄之徒可能更多地在中国，我们需要基辛格这样的战略学者的视角、关怀与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