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江：中美关系的新可能及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构造

　　【作者简介】 杨万江，儒家学者，前重庆市万州政府经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新诸子论坛学刊》编委，《原道》论坛学术版主，著有《新古典儒学》系列。本文是作者在[学术中国人文博士讲座群]举办的第97期人文社科学术讲座上的演讲。

　　缘起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巨大，但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大国。这个特征注定了中国看待自己和世界看待中国的角度和态度迥然有别。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及其国际政治主体在其规模和国家能力上对世界构成的影响，认为从中国的规模和国家能力上产生的影响力或国际权力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中国是构造全球格局的少数关键力量之一，是一个可以与美国构造制衡关系的重量级地缘政治玩家。但中国国内通常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不太高的现实生活水平及其发展问题上来看待自己的地位及其所作所为。尽管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的话题在中国国内尚处于少数学者和政治家的前瞻性展望阶段，谈论这类话题看起来也与中国自身能力建设的进度相比不是时候，但是，国际政治本身却不太愿意随着中国人自己的节奏来看待中国对世界的现实和潜在影响。

　　中国已经是超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两倍规模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实。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防投资及其军事实力，至少已经发展到没有任何大国能够承担得起与之一战代价的程度。中国在不断地向全球扩展经济交往关系，但中国对国际现有秩序的态度，看起来好像既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也是一个抱怨者。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和投资利益，但仍然抱怨世界秩序不太合理，认为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的实力不相称。中国领导人甚少谈论中国对世界的政治抱负。人们不知道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但中国对发展包括军力在内的战略实力从不懈怠，而且卓有成效。这使观察家们感觉中国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战略守拙者，一个依然神秘而难以预见其行为的战略隐士。中国国内治理得不太符合西方的标准。中国自称是一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既“改革开放”，又“道路自信”的国家，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持政权，但实际奉行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中国处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持续高速增长与人权状况备受诟病的复杂状况里。它的制度前景很不明朗。在主导着全球秩序的美国眼中，中国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战略风险。中国将成为美国全球和地区霸权的挑战者吗?如果中国如此发展下去，当中国的能力大到某个无法撼动的地位时，中国将施展什么样的影响力来把全球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呢?当这种战略猜忌和疑惑不能从与中国的交往中得到答案，那么，在华盛顿看来，美国要么需要通过外交和战略关系的特定方向去“塑造中国的未来”，要么就把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权力结构中心，建立防范和遏制中国扩张的地区和全球联盟，进而维护和延续美国的霸权。这就是说，对中国未来的战略预见，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人们注意到，中美关系的经贸利益始终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但基于利益的政治，与基于价值观和信任的政治，并不总是一致的。缺乏信任的中美两国，不断地把从南海岛礁的主权声索，到军机拦截的任何事件，导入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框架内来制造舆论、部署军力。尽管事实上无论是以往美国控制南海，还是以后中国控制南海，乃至任何正常国家控制南海，这都并不意味着上个世纪冷战时代那样一个战略要道的自由航行和自由贸易受到威胁，更不意味着某个自由空间及其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命运将由此改变。今日中国对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兴趣和需求远较美国人积极。中国舰队正在索马里海域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和安全，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对普通商业船队的海上救援演习。但是，地缘政治上的控制游戏，总是把事情往一旦出现关系恶化我们将无法承受战略通道被封锁和截断风险的那种糟糕想象中去。如果中美之间的信任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冲突，会使所有试图寻求和平与发展的努力变得困难，并使最近三十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及其世界秩序面临崩溃。

　　基于中美之间实现和平而非对抗这一愿望，以及各自把对方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认知，中美两国元首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两国战略家及其各个方面的交往在探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及其具体结构和方式上是否取得进展，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事务。我将在这个演讲中讨论中美关系的全球意义，认为中美两国在全球秩序及其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方面建立合作和信任，是把两国关系从单纯的地缘政治竞争引向全球治理合作的主要途径。正是这一点，将使一个可欲的中美关系区别于传统大国之间的冷战和对抗，也区别于美国长期习惯的基于战略联盟的单向度的领导-追随关系，从而构造出“新型大国关系”。

　　在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战略中寻找合作空间

　　需要首先明确中国与美国各自的国家战略及其对全球秩序的基本诉求。正确地相互了解对方，是讨论中美关系的基础。美国战略家责备中国政治不透明，并长期困惑于对中国战略进行正确认知和判断的困难，对北京战略意图的任何判断几乎都充满着误解、夸大、低估或扭曲的可能性。中国要么被妖魔化为一个全球“邪恶轴心”的关键领袖，或者是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利益的现实和潜在颠覆者，要么中国被一厢情愿地看成是某种“美国印钞，中国提货”的“中美国”经济体盟友，或者是等待列入美国一长串传统政治盟友中最新也最关键的一位。当所有的判断被中美关系的现实否决，认为中国是一个西方难以理解的神秘东方国家这样一种在西方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看法又再度兴起。由于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差异，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识仍然还是一个需要更多接触和深度了解的挑战。

　　在中国，即便是在少数专业的美国问题研究者中，也存在着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困惑。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习惯于某种道德秩序的温情预设。认为无论一个全球秩序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多么复杂的重要性，一个领导性国家不能善待世界上的弱国，是霸权主义者的丑陋和失德。但对如何在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建立和平与繁荣的秩序，并处理存在各种利益、价值观和传统的复杂事务和风险，中国经常表现得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发表愿望大于实际，口号、原则多于可行性的外交言辞，不具有务实处理国际问题的行动意愿。在中国随着全球化进程而面临维护在全球各地更多国家利益的时代，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状况已经越来越需要改变了。一旦中国人对一个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全球秩序之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获得新的切实感受，并发展出面向地区和全球的行动意愿和能力，那既会改善中国学者对美国全球战略意义的理解，也会改变中国对全球秩序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理解。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下，当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秩序及其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在中国获得看重，如何对付那些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垄断石油供给来进行政治要挟和价格操纵的政治势力，看起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无论美国在中东做了多少以往让中国人觉得恶心的事情，美国坦然声称自己维护自由贸易，并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受益，这看起来并非只是霸权主义者的自我漂白。奥巴马总统批评中国“搭便车”，这开始触动中国人对承担全球秩序公共责任的思考。

　　中国的外交和地缘战略

　　中国是一个处在内外关系和国家实力急遽变化过程中的国家。不用说一个十年期的中国所具有的战略资源前后差别甚大，即便是5年期的中国出现的实力变化，也具有重新看待中国国家战略的意义。中国国家战略的形成是一个随着中国的国家利益、能力的提高，外部形势变动，以及国际政治理念的传统和理想来确立的相机抉择过程。中国在什么样的能力和外部环境上能够做出多大一些事情，这既不是一个事先可以确定的事实，也不是不存在任何可能性机会的战略臆想。这种连中国自己都无法确定的战略资源情态和战略预期，使北京合理地采取更加灵活和诉求一般原则的粗糙政策。一个成熟的中国领导人能够告诉世界的，是确定的“和平和发展”理念，而非变化着的过于具体的中国对世界的政治抱负及其国家战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战略家要求中国明晰其国家战略的诉求，并没有抓住中国的国家特性。它与其说是中国在自己的国家战略上工于心计，大耍阴谋诡计，或者系统针对美国利益进行老谋深算的权力颠覆，不如说是中国的谨慎和成熟。

　　尽管如此，在一个相对长时期的战略环境中，中国仍然具有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和政治理念的战略政策框架。综合中国外交及国家战略的基本政策，这个战略政策框架大体可以表述为：

　　1、认为维持一个自由贸易投资、尊重权益、彼此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全球秩序，关涉中国在全球重大利益和国际正义的基本结构。中国须与美国等大国就维护全球秩序的公共责任进行合作。探讨在联合国框架和其他多边组织和双边关系中进行中美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加强中国与金砖国家、东盟、非盟、南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寻求贸易和投资利益保护的国际合作秩序。

　　2、认为美国地缘战略霸权对中国在台湾、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利益构成威胁，中国须倡导地缘政治权力中心的多级化，并与俄罗斯合作避免全球战略结构因美国独霸世界而失衡，避免中国战略交通的生命线陷入美国制造的战略包围。为此，中国须继承二千多年由西汉张骞和明代郑和开创的西进战略传统。连接欧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一带(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线(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以及由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和印度等国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提供的西边安全保障，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具体方案和落实。一个由快速的陆上交通贯通欧亚大陆获得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前景，对减轻中国海上战略风险，突破美国构筑的战略包围意义重大。中国在军事上奉行与美国之间的对等威慑，及其大国战略平衡下，针对冒犯国家的先动优势战略，亦即，在中美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威慑均衡下，在中美之间就惩罚小国侵害大国权益的冒犯，建立“我先动，你不动;你先动，我不动”的游戏规则。

　　3、在全球经贸文化交流中推进中国影响力和全球基础建设。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扩大，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在世界各国设立孔子学院和双边文化交流，促进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计划建设欧亚高铁、中亚高铁、泛亚高铁、中美高铁，以及在非洲和拉美国家建设并非连接中国的高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立更加普惠和紧密的经济地理体系。

　　由上可见，中国外交战略结构中的中美关系，是一个既在全球秩序的公共责任方面进行战略合作，也在地缘政治方面相互制衡的关系。没有前者，中美将陷入冷战;没有后者，中国就不是一个有尊严的战略独立大国和地缘政治中心。

　　应当指出，这是一个中国身居全球第二位置的适当战略。它不排除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尊重美国在全球公共事务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但又制约美国权力肆无忌惮，保证在全球事务中实现基本正义。在中国尚未具备众多领域足够领先世界的能力时，中国不谋求领导世界。尽管中国的GDP或许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即便按照目前的进程全面发展，也至少还需要50年时间才能成为一个在人均收入、科学技术、军事实力、经济质量、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和文明素质等方面全面领先世界的首要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在今后50年内将把上述战略视为既定的政策。它仍然大体上尊重西方在最近500年确立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亦即在主权原则、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协调下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并由大国政治的实力结构构造国际权力体系。

　　在远期展望上，中国或许更加钟情于某种天下主义传统对全球事务的良性改善。一个经由某类“中央之国”或某个文明高地的德行和善意向天下提供秩序、安全和正义，并在彼此尊重的礼法之内改善不同族群及其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的理想。

　　美国的全球战略

　　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是一个有不同深度和角度要求的政治叙事。它的保守派及其战略鹰派的构想，与其温和派的想法并不一致。在2012年《美利坚帝国战略及其美国和世界的问题——追究美国政策对全球问题的责任》一文中，我陈述了美国保守派有关“美利坚帝国战略”的主要思想框架。这也许是一个美国当局不太会承认，也不便于在战略外交情境下论说的事情。但鉴于这个演讲的学术性质，我把主要观点列示于下：

　　自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实际上是在美利坚帝国战略的总体构想下，推行其外交、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政策。美利坚帝国战略，就是建立一个由美国独霸统治世界的全球秩序，保证美国获得基于其独霸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而产生的超额利益，及其永久性的支配结构。这个战略根植于美国自摆脱孤立主义政策以来的全球理想，经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实力奠基，以及赢得与苏联体系冷战的胜利，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及其美国一超局面下奠定格局。……下述分析和判断，及其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以来的全球政策已经影响和决定了美国过去20年“美利坚帝国战略”的基本方向和步骤，进而影响着当今世界问题的形成及其严重事态：

　　第一、认为美国是一个由其开国先贤缔造的自由国家，其新教传统把美国人民塑造成“上帝的选民”，承担着“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因而，按照神的法则和意志创建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自由民主是把世界从一切“邪恶”和异教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政治正确”的选择。世界既然属于上帝，那么，世界就必须由上帝选中的美国来领导。美国将承担起尚未完结的“十字军东征”。美国在精神上是罗马帝国的伟大继承者和帝国事业在21世纪的开拓者。保守和发扬让美国人民如此卓越和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上述“卓异”传统，是美国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领域的坚定立场。这构成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的核心。

　　第二，美国是在自由价值观下建立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的谋生和利益获取方式高度依赖于资本的全球扩张，依赖于把全世界及其生产和市场纳入美国资本控制下的金融、贸易和经济秩序中来。只有建立和维持基于市场经济和全面自由化的全球经济体系，才能保证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美国货币政策作为准全球央行政策的垄断地位和特殊利益，保证美国资本依靠巨大规模和制定规则的优势对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无障碍和无对手地自由控制，也才能保证美国发展相对复杂和利益丰厚的全球化虚拟经济体系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实体生产体系之间的配合和剥削关系。美国要塑造一个自己在其中基于控制地位而具有永久性垄断利益结构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可以使美国不再依赖勤劳和生产，而是依赖资本游戏而为美国人民谋求一个赚钱容易和生活优越的未来。美国是一个金融立国的全球高端利益集团。所以，美国必须发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必须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并遵守美国主导的全球规则。为此，

　　第三、美国的外交和地缘战略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必须要建立和维持全球部署的军事存在及其全球打击力量，必须通过“价值观外交”和利益诱导来建立和维持由美国领导，盟国协助，伙伴支持的全球政治和外交体系。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包括联合国和各地区组织)，要么必须由美国来主导，要么必须成为美国利益的工具，否则美国将绕过它而另行组建真正能够帮助美国发挥相关实际作用的国际组织体系。美国的利益决定了美国必须重点控制那些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影响巨大的能源地区和商业航道，应对任何对全球市场、安全、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威胁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所带来的挑战。国家间的传统安全问题和恐怖主义的新威胁是影响美国安全的两个主要方面。但是，鉴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以美利坚帝国为目标，从而不存在全球社会议程，所以，美国必须做好迎接全球化中“失败国家”的报复、仇恨和崩溃给地区和全球带来新挑战的准备。只要能够让中国和俄罗斯这些有足够能力给美国制造致命灾难的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获得适当利益而得到宽抚，美国就能够用武力威慑和利益诱导的手段镇压任何反叛性的国际力量，维持美利坚帝国对全球的统治。所幸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好斗的毛主义中国已经逐步变革成为一个温和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俄罗斯国家能力的衰落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俄罗斯依靠其出口油气资源的条件，尚不会走到因为经济生存问题而与美利坚帝国生死一搏的程度。

　　第四，认为，既然美苏冷战的结果是以美国的胜利和苏联的崩溃结束，那么，美国就应当乘势追击，占领或者控制由原苏联控制的地缘利益空间和那些美国实力能够到达的所有战略空间。这在政策上要求不断推进“北约东扩”，“清理整治中东”“重返亚洲，特别是东亚”。美国仍然面临世界上的独裁国家(中东和非洲的部分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等)和煽动“多极化”的战略竞争和不顺从国家(俄罗斯、中国、拉美左派势力控制国家)以及非政府恐怖主义组织的严峻挑战。他们构成世界的“邪恶轴心”和反美势力。美国仍然有不能控制的战略空间，并构造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边疆”。因此，美国必须把自己的战略之手伸向前沿。美国军队必须保持“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和“前沿战斗”，直到世界被美国利益完全驯服和控制。美利坚帝国对一切不服从美国的国家，要么在外交上促使其向着自由民主体制和顺服进入全球体系的方向转变，要么就必须在严厉的军控政策下，承担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敏感技术，以及不挑战美国利益的国际义务。美国认为，俄罗斯和中国鼓吹的“多极化世界”，不仅暗含着不顺从美国利益而战略自立的“政治野心”，而且对世界秩序的稳定和繁荣构成破坏。这种挑战随着俄罗斯经济和军事能力的日趋恢复，特别是中国在全球化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实力崛起而变得十分危险。面对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战略威胁，美国一方面要奉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以适当地位和利益接纳和安置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接触和合作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必须依靠超强的实力和全球无可匹敌的无尚地位，从地缘战略和军事能力上威慑、围堵和压缩中俄战略空间，并在外交上构筑牢固的政治防线，应对中国势力的扩张。

　　美国认为，与罗马帝国相比，美利坚帝国是一个“仁慈的帝国”。美利坚帝国控制全球的方式不是以往帝国时代的领土占领，资源掠夺，工业品倾销，乃至毒品和奴隶贩卖，而是依靠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控制来实现美国利益的主宰性和永固性。全球市场给予各国谋求利益的生存空间，自由民主荡涤了独裁政权，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美国对全球失败国家的安抚和承担维护全球公共秩序的警察角色，使世界“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一个被美国用军力、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资本和美元单极统治的世界，意味着任何国家的政权和经济利益只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和支持，才能得以合法生存和维护。世界各国事实上将在外交层面以其与华盛顿之间的政治合法性分封关系而被“重新封建化”。美利坚帝国倡导了世界上“最符合人性”的价值观，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和秩序，发展了最先进的科技、金融和商业，人类文明迈向了顶峰。因而历史已经终结在自由民主制度，及其美利坚帝国秩序的伟大战旗上。美国是“正义的化身”，反美即邪恶，崇美即正义。美利坚帝国以如是业绩告慰上帝：耶稣基督“愿主的意志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理想正在努力实现。“上帝之城”永远是世俗世界的伟大榜样。尽管人类事务永远不可能让上帝完全满意，但美国的精神使命却坚如磐石。这便是美国人被上帝选中而拯救世界的精神史和政治史。

　　撇开意识形态及其宗教外壳，我们能够看到以人权及其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并建立一个全球市场经济及其自由贸易和投资为基本秩序的世界，是美国公开倡导，并致力维护的全球秩序。它是美国战略的底盘。显然，在国家利益层面，它同时又是一个把美国利益等同于正义而构造不公正利益结构和资本控制的全球秩序。美国全球战略着眼于通过美国资本优势、美元霸权和超强军力来获取超额利益。按照美国的设想，在一个经济全球化而人口又分割在不同民族国家框架内的世界中，不同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利益竞争，必然是制定规则和建立秩序的主导国家获胜。当全球贸易和金融以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美国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操纵权和贸易产品的定价权时，美国便试图利用这种优势来建立一个超出经济常理而对美国有特殊好处的全球利益结构。比如，利用美元全球储备和结算货币地位及其世界各国使用美元的刚性需求，美国获得了发行更多美元纸币来进口商品，而又同时保持国内低通涨水平的超额利益。美元可以不依据美国的真实财富创造而印制，使美元变成美国在世界上最核心的竞争力;美国资本控制了国际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定价权，进而形成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特性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对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的剥削。这些优势使美国产业日趋脱离实体经济，而高度依赖金融和服务业立国。如果美国全部债务最终都可以依靠美元印钞来解决，那么，在美国的商业文化中，更多地制造政府和国民债务以便于美国公共开支和人民消费，并通过金融机构向全球市场售卖掺杂坏债的“组合证券”来转移风险等等手段，就都可以在美联储的直接债务收购中成为可能。美国刚刚经历的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机，正是依靠这种不正当途径得以化解。而且，这仍然意味着美国将支持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意味着全球市场及其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被视为关涉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也意味着美国在地缘政治中试图控制而非占领全球的军事部署被认为是美国资本利益的安全阀。因为资本的真实利益，从来都不是金融本身，而是支撑它收益起落的全球实体经济及其价值创造，以及保障其得以正常开展的政治和安全环境。

　　共同的责任和有分歧的利益

　　了解中美两国的战略，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为何和如何被美国视为“战略威胁”的基本性质，以及中美两国寻求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空间与分歧所在。无论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存在多少冲突，可以明确的是，把一个尊重人权及其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世界，视为关涉自己国家利益及其国际正义的基本诉求，并寻求通过大国合作来承担维护这一秩序的公共责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立场和合作空间。中国依靠全球市场获得的贸易和投资利益，以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利益体系所依托的战略底盘，都要靠维持这一秩序来运转。在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现实下，一个力不从心的美国对中国参与承担维护全球秩序责任的兴趣比以往更强烈了。责备中国“搭便车”，与担心中国借机扩张影响力，这在美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霸权利益的收益算计，而是大国分担全球秩序成本的理性行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耗费了美国太多的人力和金钱。它使美国上上下下深切感到，美国并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可能凭一国之力去深度介入世界上所有混乱地区的秩序。尽管美国不太可能转向中国这样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进而省去太多干预成本，但至少，美国政府的财政拮据，是无法维持以往小布什政府那样的放纵性干预政策了。

　　中美两国在磋商如何共同承担维护全球公共秩序责任的问题上，存在许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维护国际航道和地区安全，军控，环境保护，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WTO谈判，以及国际金融稳定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中美两国对全球秩序及其国际合作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美国在维护全球安全和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卓越能力和成就。美国在欧洲、中东、东亚、南亚、非洲和拉美都具有广泛部署的军事基地和军力，这对保障全球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正在全球建设从伦敦-巴黎-柏林-华沙-基辅-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中国满洲里的欧亚高铁;从中国乌鲁木齐-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德国的中亚高铁：从昆明-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泛亚高铁，以及从中国黑龙江-俄西伯利亚-白令海峡隧道-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的中美高铁。无论是向全球秩序提供公共安全，还是提供交通基础设施，这都是只有超大型国家才有能力承担的国际责任和贡献。

　　从中国角度看，中国并不存在有意识损害美国利益的战略意图，中国在其自身发展的正常轨道上展开的国际空间，是基于一种经济和政治常理的规则和利益关系。但是，一个越来越把全球化及其自由贸易和投资视为可以凭借美国资本、美元和军力优势谋取非正常超额利益的美国战略，却始终会把任何有可能超越美国实力的国家视为美国霸权的威胁。当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是这样的国家时，日本是一个威胁;当中国或印度在未来几十年内是这样一个国家时，中国和印度就是威胁。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对美国的战略影响，意味着它的经济和货币影响力将随其贸易和投资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而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结算货币的必要性和唯一性，进而，前述所有依托于美元霸权的美国超额利益将面临威胁;意味着它的军事能力发展的程度，使美国无法按自己的意图来控制地缘政治关系和全球介入;意味着美国的标准就是世界标准的时代将遭遇质疑，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国商业、技术、军工、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和产业在世界市场将不那么容易迅速兑现其商业价值和利益。这都构成了美国所谓的“战略威胁”。自然，申述这种威胁及其打击对手的方式，可能是妖魔化对手，或者战略遏制与围堵。美国正在把中国维护南海岛屿主权的一般行为，描述成一个崛起大国试图依靠军事实力在东亚扩张领土的霸权主义行为，并通过加持与中国有岛礁主权争议的东南亚小国来进行战略对抗。中国被描述成一个让邻国心生恐惧的东方恶霸，而美国正在像一个侠客那样挺身而出实现“战略再平衡”。这种状况的持续恶化，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中美两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上的制衡关系，本应是大国关系的一种常态。但不是所有对地缘政治构成影响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中国两岸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其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中国依据历史和法理主张东海和南海岛礁的主权，并以九段线标示，也已有数十年了。中国台北政权与北京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都持同样的主权诉求依据。中国晚近的国力提升及其维权行动，只是使以往诉求主权的外交立场变得更加可信和切实而已。尽管地图中南海岛屿和岛礁远离中国大陆，而与东南亚各小国邻近，但充分考虑东亚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过去数千年中，只有作为东亚天下秩序中心的中国才有能力和意愿去率先发现和使用那些岛屿。它作为象郑和那样伟大的古代中国舰队和战略家们留给中国人民的海上领土遗产，在中国具有远远超过今日东亚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历史和政治价值。它被赋予了见证今天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洗刷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耻辱，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严重涵义。由于中国过去数十年海上能力的薄弱，美国把自己的舰队可以在其中如入无人之境的南海海域，视为美国控制的战略地盘，并以“自由航行权利”的声辩指责中国的主权声索。是否承认中国的崛起，并尊重中国的主权权益，是华盛顿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挑战。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让步，是使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的前提。如果一种大国关系使对方感觉无法维护领土主权，那么，这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它将损害中美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和共同利益。

　　全球秩序的构造逻辑：理念传统的差异与沟通及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

　　有必要讨论中美两国在世界政治层面的思想和理论传统。认知到中国和美国都是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并将中美关系视为塑造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这意味着只有明确中美两国对世界政治所持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政治理论，才能理解影响世界的深层力量。

　　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传统，兴起于欧洲国家在中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处理众多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长期努力。各民族之间由于宗教、历史、文化、利益和民族差异等原因而不能相互善待，并相互攻伐，既是形成以民族为基本单位建立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因，也是影响国际关系构造形态的基本原因。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的签署为标志，欧洲国家之间形成了主权平等的国际法体系，并随着欧州列强在世界的殖民扩张与收缩，最终形成了这一传统下的全球体系。尽管美国是晚近三百年才兴起的西方大国，但美国被认为是按照现代理论家们的新思想建立起来的最能代表西方理想的自由国家。在国际政治理论上，美国学派是当今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

　　从理论上讲，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构造起因和基本逻辑，乃是在不同民族的人民及其国家之间相互征伐和侵害所产生的混乱中，试图以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及其国际力量构造的均衡关系来实现和平和繁荣的基本方式。主权平等的国际法体系和战略均势构造，是现代国际关系秩序的两大支柱。在这种传统下，一个崛起的大国，无论其自身提出何种外交承诺，在理论上都将被推断为改变了国际秩序的原有力量结构及其战略均势，进而需要重新建立国际制衡体系。大国崛起通常被认为将伴随着国际秩序的冲突与再造。欧洲历史上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崛起，以及在欧洲发生的大国争霸及其高频度的战争，乃至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被用以证明这一理论传统的基本论断。这也是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奉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理论和历史经验依据。作为中国学者，我认为，有必要分别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构造逻辑，而且，这种区分将使我们看到处理大国崛起问题的新可能。可以说，英国在19世纪征服全球的殖民主义体系和德国、日本在20世纪试图以侵略战争称霸欧州和亚洲的失败，代表着一种以侵害性霸权构造国际秩序的逻辑。美国的情况则相对复杂和特殊。一方面，美国本身即是在美洲屠杀印第安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的崛起也发生着在近邻的美洲大陆实现以侵害性霸权称霸美洲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远离欧洲大陆，美国避免了与欧洲其他大国之间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但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欧洲和平和繁荣的缔造者而建立了一种有别于老欧洲的新的国际政治构造逻辑。亦即，一个大国，因其巨大能力及其对国际和平与繁荣的缔造性贡献，而被推崇为某一国际秩序的领导性国家。这一逻辑在二十世纪经历冷战的胜利，进而形成美国在当今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我们在学术上区分大国崛起及其国际秩序和权力构造的两种不同逻辑——亦即基于侵害性霸权的国际秩序构造，与基于国际公共秩序及其和平繁荣贡献的国际秩序构造——乃是我们将在后文讨论中美两国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之沟通，以及为何中美可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基础。两个谋求以损害性霸权构造国际秩序的大国或许必起争端，乃至战争，但两个在维护国际公共秩序责任承担及其和平繁荣贡献方面进行合作的大国之间，却可以构造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代表着一种具有古老东方智慧及其伟大道德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作为早期华夏世界及其天下秩序的“中央之国”本身即是一种国际秩序构造逻辑的产物。中国上古时代，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众多族群及其邦国。它们在其历史中尽管也发生着相互之间类似黄帝与炎帝、蚩尤那样的战争，但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构造逻辑使华夏世界最终走向了一个中央之国主导的天下秩序。以安土守邦、安居乐业和相互进行经济交换为主要诉求的华夏早期农业部落之间，不像游牧部落那样认为只有消灭对方自己才能生存，而是只有保存生命和协调关系，才能获得农业生产力和天下秩序。中国早期生存经验中的政治知识，不是关于如何以侵害性手段残酷消灭他帮及其人民的知识，而是如何通过政治合作和协调应对共同的自然灾害和环境挑战以及彼此隔阂造成的障碍，使天下广泛受益。这使华夏先民向着推举某些具备重大能力和良好德性的族群及其首领来带领和协调天下各邦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向，去构造不断加强的紧密关系及其天下秩序。他们像明代学者黄宗羲指出的那样：“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首出庶物的领袖们，从尧舜时代“钦、明、文、思、安安”的大德者“协和万邦”，到大禹带领天下治水治土而建立“中邦主导，四海咸服”的华夏世界及其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这都奠定了中国传统基于“兴公利，除公害”的政治公共性构造万邦间关系的“大一统”基本逻辑。亦即，尊大一个有崇高德性、能力和贡献的族系及其领袖国家去协调、带领和统合天下国家，使之能够形成处理天下秩序及其公共事务的政治关系和能力。这样一个上古三代“大一统”的基本逻辑，虽经战国时代秦王朝把华夏范围内相互争霸的诸侯兼并为一个郡县制的单一中央之国，并在随后汉王朝的文化一体中奠定民族性，但在中国与其他外围国家的关系上，仍然保持着上述关系，并一直延续下来，形成古代东亚的天下秩序。这种国家间关系的构造传统，强调大国的权力基于其对他国和天下公共事务的贡献而非侵害和强制，从而，一个领导天下的国家，必须是“有德者居之”，必须是它为天下的和平、秩序、利益和文明贡献了什么，而非损害什么。架构这一政治秩序构造逻辑的政治天命观及其意识形态，把对中央之国近乎苛刻的达“元亨利贞”之天德，视为权力的当然义务。亦即：

　　1、奠基和缔造一个秩序，使万民在此自由生长和生活，并发展出人类的事业(元);

　　2、让天下彼此沟通交往、相互理解、相互促进(亨);

　　3、给天下带来好处和利益，促进天下和平和人民幸福安康(利);

　　4、用最符合人类天命及其天道法则的仁义价值和礼法去贞正天下的秩序和行为，使之实现人类关系的良善、正义和避免邪恶(贞)。

　　这样的自我要求和约束，及其对天下秩序和人类事务的贡献和责任承担，乃是作为天下领导者的中央之国最伟大的德性和风度，是郑和率领当时全球最强舰队九下西洋进行和平交往而不侵占殖民他国的思想指针，也是中国人民长期历史记忆中最珍贵的传统和文化，以及指导中国人观察、分析和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价值观和政治理想。

　　在中国的政治知识传统上，如何使天下以最公正和无私的方式及其主导者法“元亨利贞”之天德的伟大德性来实现天下太平的知识，乃是一种天子的知识。与此相对应，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各独立诸侯国之间如何通过某种有效的制度、政策和技术变革去形成生产力和战斗力，以使国家富强，并在天下争霸中获得胜利，那只是一种诸侯的知识，是以一国私利为优先考量的霸权主义的知识。以诸侯知识谋天下，乃是“霸道”，以天子知识治天下，乃是“王道”。换句话说，各独立国家如何进行国际竞争以谋求国际霸权的逻辑，是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本质。按照中国的知识传统，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性质，其实就只是一种诸侯的知识或霸权主义的知识。即便是美国这样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和平和繁荣有缔造性贡献的国家，也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历史上罗马帝国传统的影响。美国滥用自己的领导地位，把国际权力施用于服务本国私利，谋求不正当的超额利益和世界剥削，这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诸侯知识及其国际政治的霸权主义。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战略围堵，是这种霸权主义知识下的必然行为。它存在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战略前设冲突。尽管中国在古代东亚天下秩序的朝贡体系中也居于领导地位，但中国甚少从他国谋取不正当利益，反而在促进天下共同繁荣，造福天下生民的理念及其礼制上的利益回馈，给予其他国家极大的利益恩惠和经济帮助。

　　美国的历史太短，它的政治经验仍然不超出罗马帝国经验的各种变异和改善，但并不足以解决世界和它自身面临的众多问题。在美国霸权理论传统上，全球美元霸权体制及其美国资本操纵全球利益结构的不公正性，必然引发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和欧盟等世界级经济体成功崛起的挑战。地缘政治上的霸权秩序，也必然由新兴国家军事实力增长后的独立性及其地区主义而遭到抵制。在世界主要大国已经把自身能力发展到包括美国在内任何大国都无法承受真正与之一战代价的巨大能量下，通过强势政策及其战争冲突来维持霸权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美国既然尚存在二战遗留的基于贡献而非基于损害的政治秩序构造传统，那么，它就需要摆脱其霸权理论的影响，而转向中国传统下更加纯正的国际关系构造逻辑。美国需要一个如何领导世界的中国知识转向，否则，它要么将以霸权维持的强烈欲望而给全球制造灾难性战争，要么因为新兴国家成功的和平崛起而完全衰落下来，成为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大国。在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将出现一个相互塑造的关系。美国战略的知识出路在中国传统及其今天重新崛起的儒学家，也只有在基于共同承担全球秩序公共责任的战略合作而非霸权利益的竞争关系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是真正可能的。

　　显然，中国有其基于自身传统中构造世界政治的思想和理想，它与已经混杂着太多私利的美国理论，既在基于公共贡献的秩序构造逻辑上可以相通，也在那些把美国私利视为正义本身的狂妄想法和做法方面存在区别。对中国来说，尽管它的政治传统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中有着十分良好的表现，但其天下主义秩序的法权基础仍然需要一个现代化的重建。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平等原则作为构造现代国际秩序的基本法权关系，无论在不同国家规模、实力和文明程度方面存在多么重大的差异和优势，它仍然是一个必须遵循的法权准则。经历近代东亚天下秩序崩溃后的中国，接受了主权平等的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并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天下主义，将是一个尊重主权平等原则的秩序。只是在大国承担全球公共责任的逻辑及其权力构造上，一个在中心国家之温情关爱和德性光芒照耀下的人类一家所展现的全球秩序，才重现中国政治知识传统的理想。

　　中美关系的全球角色

　　如果维持对全球秩序的领导是美国战略的核心考量，如果中国崛起的能量足够大到使中国有能力开始参与全球秩序重建，那么，一个实现中国知识转向的美国和一个重新推动天下主义的中国，将如何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来实现彼此奉行的战略目标?

　　如果中国在未来10年内持续发展而使其经济规模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都将是远远地数倍超过其他经济体的巨量国家。那意味着一个中美共治的提议会出现在战略家们的议程中。尽管中国也将发展自己的全球力量投送(航母战斗群)及其1小时全球打击体系，但美国完备的全球军力，尤其是分布全球的众多军事基地，以及维持世界安全的传统，将使美国继续扮演全球警察角色。中国作为巨量规模的发展中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投资能力和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将使中国扮演全球建筑师角色。中国在全球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是中国最具贡献，也最具历史经验和政治感觉的方面。中国上古时代的大禹正是依靠在天下兴修水利和治水治土等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当时天下各邦的广泛推崇而形成“中央之国”。21世纪的中国仍然坚信，把世界连成一体的基础设施及其以自身经济能量对全球的辐射带动作用，是一个从“命运共同体”上展开的伟大构想。平等交往，命运相连，以大扶小，以强扶弱，共同发展，是中国人内心怀报的真诚愿望。

　　中国重视全球发展的平衡性。一个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世界，应当承担由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议程。中国不打算象美国那样，把全球化中的“失败国家”和不满全球秩序的“特殊国家”及其产生的各种人道主义挑战、恐怖主义威胁和传统安全问题简单归入一个武力对付的事情。平衡性考量下，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全球社会底线扶助的经济协议，在更加广泛的全球公共事务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是中国愿意支持的事务。一个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市场秩序中寻求发展的中国，奉行孔子的名言： “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没有人可以单独成功。中国的成功有赖于其他国家的成功;其他国家的成功，也有依赖于与中国的合作。

　　中国继续发展意味着世界将面临美国力量相对衰落，中国力量不断上升的趋势。它将伴随着一系列逐步展开的多元力量并存格局。从全球单一美元货币体制，演变到美元与人民币双体制，或者美元、人民币、欧元三元体制结构。从美国一超控制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格局，演变为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等更加合作维护全球秩序的多极化格局。这样一个世界是否不稳定，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牢固性及其对世界秩序的承载能力。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固执、偏私和狂妄都将导致全球秩序的崩溃，并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两国国家元首把中美关系彼此视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无疑是深具战略远见的判断。

　　在更加远期的展望上，中国如果大到足够形成全球中心国家，那么，历史或许将重现中央之国的辉煌与德性。作为中国的儒学家和战略家，我们有责任以传统的智慧和开新的思想驾驭中国进程的力量和稳健。我们心中装满了所有缔造人类秩序的各种可能性，但经纬人类秩序的法则和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永远是天地之道和我们心中的良知与理想。我们的德性有多高，我们能够承载的使命和事业就有多大。这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道理。中国传统既强调人类自身的努力，也相信天命的力量，此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国是否能够在21世纪登顶全球而再现辉煌，那并非仅仅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世界。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发展奠定于一个基于人性及其人类常理的中庸之道上，我们的所有前途便是中国人天命的展开。我们从事人类 “成己成物”，造福天下生民的伟大事业，并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则下展现人类彼此关系的善待与合作。我们笃信“德不孤，必有邻”。一个对中国知识及其中国事业建立理解和合作的世界，是中国成功的条件。这个演讲，试图促进这个政治愿景，并宣告当今国际政治学中国学派的兴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