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富阶层及其价值观危机

作者：John Osburg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中美关系论坛

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简报《中美印象》 总第31期 || 2014年第31期 (2014/9/16)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于2013年11月10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了首届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配合年度论坛，中美印象网站(www.uscnpm.org)在论坛召开前夕上线。《中美印象》电子快报于2014年4月开始试运行。《中美印象》电子快报旨在于第一时间用中文向中国大陆的读者提供美国传统媒体、智库及学术期刊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的报道与分析的快报并提供这些信息的链接。需要订阅《中美印象》电子快报的朋友请发电子邮件到[email protected]。

　　编译

　　中国新富阶层及其价值观危机

　　John Osburg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观察者就试图探求中国崛起的来龙去脉，并预测了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未来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西方的中国专家——及一些中国领导层成员——认为，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变革。当中国公民富裕起来的时候，他们将会追求可预测的政治模式，并要求一个能更好地代表他们利益、保护新进个人资产的政府。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似乎跟随着经济的脚步逐步走向民主化，一些初期的民主运动开始成型，年轻人表现最为突出。但在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的镇压使这些希望破灭。此后25年里，中国经济发展之快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中国社会也几经变换。但是，国家政治形态似乎停滞，甚至倒退。

　　1976年毛时代结束后，一些中国领导人时而暗示着可能的政治变革。但是由现任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政府，从其对西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所表现的不友好态度中看出，这似乎是毛时代的翻版。举例来说，去年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将所有“捍卫宪法”或“法治”的要求，都视作试图“破坏现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

　　同时，即使中国崛起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一批中产阶级，甚至出现极富人群，但他们都没能走向预想的结果。对于人数颇多的新型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生活似乎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被持家的和养孩子的压力全部占据，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涉足政治。而那些富豪新秀们，他们也没有推动一个更公平、更具代表性的政府来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要么接受共产党的收编，要么直接移居到那些拥有更完善法律制度的国家去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如今的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下，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怀有着带领成千上万的学生上街的政治热情了。中国教育制度给青年人不停灌输着爱国主义思想，以磨灭反叛意识。其实，这类举措似乎是多余的。因为与为民主变革而奋斗相比，中国年轻人似乎对购买iPhones和LV产品更感兴趣。

　　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会携手并进的这类预言是不会实现了。然而事实上，事情本身更复杂。欧逸文在《野心时代》中认为，对中国发生变革持乐观看法的人并不完全是错的。这些观点的出现不过是因为政治观念过于狭隘才捕捉不到一些微妙但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正以一种并不明显的方式改变着中国。在他所描述的那些企业家、记者、艺术家、政治异见者、奋斗者中，欧逸文发现，中国社会中某种东西的出现要比追寻政治民主更贴近社会的本质，那就是对尊严的追求。

　　《野心时代》是基于欧逸文在北京收集到的故事而创作的，欧逸文先是《芝加哥论坛报》的驻京记者，后于2005年至2013年任《纽约客》杂志驻京通讯员。在这些年里，他敏锐地观察到普通中国人抱负和希望的巨大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着实提高了物质水平、加大了消费力度，这是在早年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由于中国国门大开，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也逐渐涌现出来。现在，社会里各个阶层的人群不仅仅希望穿得好、吃得好，也强烈追寻着真理、价值、精神的满足。

　　后天安门时代出现的一种暗含的社会契约是通过丰富物质生活条件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换取人民远离政治生活。欧逸文的叙述揭示出这种交换契约带来的某种结果。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已不满足拥有一车一房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上网、出国旅行、接受最新近的精神食量或是自助时尚的时候，共产党政府发现自己难以满足这些不仅仅是物质保障的需求了。

　　即使欧逸文再没能往深处挖掘问题，但他的书揭示出中国人对价值生活的追求，与他们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烦恼不断之间的关系所在。对尊严的追求不仅仅意味着新时代的繁荣，也反映出一个社会充满系统性危险的恐惧与挫折。这些潜在危险包括：环境破坏、经济泡沫爆裂、被腐败侵蚀的体制崩塌。每一种威胁都可能以难以预测的方式戏剧性地改变中国进程。对这个脆弱社会不断觉醒的中国人还没能拥有明确的政治敏感。但是，如果这一切发生了，这将对统治政权造成极其重大的打击。

　　穷与富

　　即便不考虑欧逸文所发现的这种深层次变化，共产党也很难阻止天安门事件后政治交易原则的终结。从80年代末就开始离开家乡奔赴大城市和工业城镇的农民们，他们的孩子现在梦想着获得大学学历，并且找到白领工作。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相比，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中国现在的大学生人数是那时的11倍。

　　但现在持续多年的情况是，一名本科毕业生的起始工资甚至要低于刚入门的工厂工人。当然，在家人尽其微薄之力供养一个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后，大多数的学生毕业后都不会选择蓝领工作。为了追求高楼大厦办公室中的白领工作，从乡镇和小城市考来的高校毕业生都聚集在中国沿海大城市的狭窄公寓或寄宿房屋里。中国人称他们为“蚁族”。

　　可能更让这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感到沮丧的是，黄金时代已与他们擦身而过了。用欧逸文的话来说，中国崛起是“一趟座位有限的快车”。不仅如此，许多年轻人的成功得依赖父母的关系网。在网上你能轻易感受到人们对这些富二代们的不满情绪。

　　这些不满的情绪不仅限于年轻人和贫困人口。我在四川省开展对富人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时候，不断地听到商人(其中许多人都很成功)抱怨说：今天的中国，只有那些在政治上有强硬关系的人才能真正地赚到钱。尽管许多中国新富人(包括欧逸文记述过的几位企业家)白手起家成功地获得了巨量的财富，但从长期来说却过得并不太好。福布斯2011年估计道，在前八年的时间里，平均每40天就有一位亿万富翁非自然死亡。除了疾病之外，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谋杀、自杀和死刑。中国已经有评论不无嘲讽地说，福布斯年度富豪排行榜其实是一张“死亡榜单”。

　　板上钉果冻(徒劳之事)

　　网络时代发端之时，许多观察家预测，数字通信技术会让中国政府失去压制社会内部不满和矛盾的能力。2000年，克林顿宣称，中共试图控制互联网就像“向墙上钉果冻”一样徒劳。这句台词不错——但控制互联网并未像克林顿和其他人所料想的那样困难。今天，中国政府用所谓的“长城防火墙”来屏蔽网站和搜索结果，它是一支审查员组成的部队，删除那些被认为是政治敏感的文章和评论;也是政府赞助的网络水军军团，通过在各类论坛发布支持共产党和民族主义的言论，依照政府的喜好把控网民的情绪。

　　像微博(中国版的“推特”)和微信(一个极为流行的通讯软件，约有3.55亿用户)这样最近兴起的社交媒体平台，都增加了政府限制网络信息的难度，因为在审查员捕获它们之前，这些平台上发布的信息便已飞速传播。虽然如此，中国当局似乎不会马上面临失去控制公民网络生活的权力。然而，他们的胜利目前已经变成一场惨胜，控制互联网不但意味着压制异议，也意味着抑制创新。

　　2011年，苹果公司的创立人乔布斯去世之时，中国出现了许多的讨论：中国到底能不能出现可以与乔布斯比肩的人物。乔布斯勇于冒险，也富于创造力，这些不仅受益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源于美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中国高层领导人迫切地希望改变国家对低端(低附加值)制造业的依赖，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转型。中国希望不再仅仅组装苹果手机，而能开始设计它们。

　　中国要想为年轻人创造报酬丰厚的工作职位，推动经济转型是唯一的道路。但是，许多人都质疑，在一个屏蔽Facebook(脸谱网)、Twitter(推特)、和YouTube的国家，到底能不能培养出技术创新和敢于试验的文化氛围。中国有网民评论说，世界上只有另外两个国家这样做：伊朗和朝鲜——它们几乎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沙漠。

　　来到耶稣身边

　　政治、经济和技术对中国的社会稳定产生了压力，欧逸文对这方面的分析十分到位。但这些主题——以及他关注的某些人物，像艺术家艾未未和人权律师陈光诚——多少给人以熟悉之感。欧逸文在书中设法提出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时代精神。同时，他也探索着信仰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当前中国人对意义和价值问题的追寻。

　　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结束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抛弃了阶级斗争和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留下了一个意识形态真空。随后，经济的飞速增长、政府对政治异见人士的镇压以及官方对有组织宗教的敌意，几乎都保证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能够压倒信仰或意识形态。这导致了知识分子和普通中国人所称的“道德危机”或“精神空虚”，从无处不在的腐败问题到致使数百人死亡、引起众怒的有毒食品事件，他们都用这个来解释它们。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在缺乏一套共同价值体系的情况下，对自己同胞们的关心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生命本身已然无足轻重。

　　人们对这种社会异化现象愈感忧虑，欧逸文记载的小悦悦事件很有可能会成为公众态度的转折点。2011年，在南方城市佛山，两岁的小悦悦从家中跑到拥挤的市场，被一辆正行驶在市场狭窄街道上的面包车撞上。不但司机并未停车，而且至少有18个人从受伤的小悦悦身边走过而没有提供救助。然后，另一辆车再一次压过了她，司机同样驾车逃逸。最终，一位老年拾荒者停下来救下了小悦悦，但她仍因伤死亡。整个事件都被附近的安保摄像头拍了下来，这一视频通过网络迅速传播。除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哀叹以及对司机的痛骂之外，这一新闻引发了对受害者家庭以及拾荒老人源源不断的捐款。

　　欧逸文将这次事件的反响与1964年纽约珍诺维丝谋杀案做了对比，小悦悦事件已经成为公民道德和社会信任感下滑的寓言。但是，就如欧逸文指出的那样，尽管小悦悦的死亡确实触到了中国人的痛点，但中国社会依然展现出了对他人巨大的集体关怀。从2008年四川地震的大规模社会救助开始，近来年慈善组织和志愿组织都飞速发展，慈善捐款也持续增加。

　　或许，对道德和精神危机最重要的反应，是宗教在中国出人意料的繁荣。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士和企业家群体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数量转向基督教和佛教。中国东南部的富裕城市温州见证了教堂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它们多由富有的商人们赞助，全市人口里至少有15%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因而它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从全国来看，基督徒的人数已经从70年代末的几百万地下信徒，增长到了今天的约6700万人。考虑到基督教是国家认定的“外来宗教”，加上80年代基督教在东欧扮演的反共角色，中共对基督教的崛起抱有相当大的担忧。

　　对中共来说，比基督教的传播更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皈依藏传佛教。比起中土的禅宗，他们认为藏传佛教更有力更纯洁。西藏之外的汉族人已经开始赞助青藏高原上众多寺庙的建设和维护。喇嘛们现在经常到中国的大城市里进行宣讲和“开光”仪式。预计未来将有数百万汉族人皈依藏转佛教，而其领导人达赖喇嘛则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这已经明显引起了北京的不安。

　　面对这些问题，中共做出了回应：鼓励公民信奉儒家的信条。这代表着对毛时代的巨大颠覆，当时北京力图驱使人民远离传统的信仰——它们可能会与毛主义竞争，甚至发动了多次“批孔”运动(因为孔子主张的学说被批评为造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落后)。中国现任领导人已经开始尝试复兴儒家思想，希望儒家对社会稳定的强调能有助于修复已然支零破碎的社会结构，而且避免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但直到目前，这些尝试都反响平平。最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国家出资拍摄的孔子传记电影——周润发扮演这位古代哲学家——在票房上是个巨大的失败。

　　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力主改革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92年这样说道，这恰如其分地总结出了中国在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主导思想。中共展示出它巨大的力量，能建成数以百计的现代化新机场以及数千公里长的高速铁路。但在这个改革的时代，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遭遇了惨烈的失败。如欧逸文所言：“中国皈依市场经济30年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但它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主导思想——没有‘主旋律’——而且，没有任何东西预示着中国将会成为怎样的国家。” 相比管理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增长，解决好这13亿人多种多样、雄心勃勃且越来越复杂的梦想，对中共而言很有可能会是一个更困难的任务。

　　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现在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笼罩北京的有毒雾霾现在已经成为一场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的象征。与此同时，专家警告说，中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有可能已经开始破碎。其危害可能非常严重，因为房地产投资占到了中国GDP的20%左右。环境恶化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带来了系统性风险，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危机。如果自身的合法性遭到侵蚀，中共将极难处理好它们。

　　还有一点也会对中共造成威胁，那就是中国人对意义和尊严越来越多的追求。尽管普通中国人仍从党推动的经济发展中获益，但许多人已经开始远离消费主义，并转向肆意的网络讨论、宗教崇信以及慈善工作来寻求满足。如果环境和经济危机使党更难维持稳定或经济增长，或许它会发现，自己几乎没有方法来要求——更不用说控制——广大的中国人民了。比起发展的“硬道理”，中国人将更愿意听从更具说服力的真理。

　　翻译：小米

　　文章原标题为：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1852/john-osburg/cant-buy-me-love

来源时间：2014/9/27   发布时间：201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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