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凌：中美关系里的不可能三角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本月20日第二次入主白宫，各界满是各种期待。华文世界里许多识者认为，美国政治里一场 “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无视传统和制度、一党乃至一人专政、外行领导内行，等等。有人乐见其成，期待美国由此而再次崛起；有人忧虑美国的安定团结和世界领导力会受损害；有人则庆贺美帝更加“不足惧”矣，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变局有一个新机遇。

     的确，特朗普的两次当选和执政风格尤其是他的特异言论，给美国的内政外交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甚至被视为没谱和不靠谱的“造反派”。在某些方面如选举政治上，他确实带来了空前的、近乎革命性的影响。但是若就“革命”一词的本义而言，特朗普冲击还算不上是什么政治革命；它是政策“搅动”（disruption）远多于制度“破坏”（destruction）; 大体上还是在同一个基本制度的框架内大幅摇摆、晃动，而不是打碎和取代那个框架。当然，关于这一判断，可能要到他的第二任期结束时，或者至少到中期选举的2026年，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如同古今中外很多国家，美国有许多人一直都与当年中国的文革领袖与闯将一样，心怀打倒一切的革命冲动与企图。因为人类各民族在群体政治中，对建立“好”的威权乃至独裁与打倒“坏”的统治，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天然喜好。不过，美国有着多重而复杂又长期深深内化的权力分散与权力制约，任何向左向右的政治大变革，都很难也很慢，遑论一言堂的大革命大破坏。美国政治里的一党独大，范围向来有限，一般很难超过4年，常常只有两年；一人专政则更难、范围更小、时间更短。除了一些具体的外交政策之外，白宫能做的革命性“新政”其实很有限。美国对华政策十余年来，已经是高度的两党一致、大势已定。

以“不可能三角”理解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

    人们在多个目标和价值之间很自然地都会“既要……又要……还要……”；美国人当然也不例外。但资源稀缺与欲求无垠的两大法则，决定了多头齐进常常效果不佳；追求太多，势必难以兼顾。绝大多数值得努力追求的人生、社团和国家目标之间，都必须要有所侧重、排序、平衡乃至替换。据说，只有不到5%的极少数人，才有可能同时做好几件事。有组织、有专注的分工合作，才是人类力量的真正源泉。

    社会科学家对人类行为中此类不理想现象，已经有过许多描述和讨论。两位经济学家在50多年前，就提出一个蒙代尔-弗莱明数理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认定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完成三项都很有价值的对外经济政策目标，即资本自由进出，固定汇率、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要么优化其一，最多取其二；更多的只能在三者之间建立一个替换、平衡与调整。

    这个国际金融学理论里著名的三元悖论（Trilemma），又叫“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

    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制度秩序的稳定与控制、个体的平等权利、综合效率与创新这三个伟大目标，就很难同时、同样程度地得到最大优化。最理想的，恐怕就是建立一个三者兼顾并不断调整的动态平衡。在理论上与实践中，人类摸索出的一个最不坏的政治动态平衡，应该就是自由民主的法治制度（liberal democratic rule of law）。

    当然，人创的法律不像自然法则，如万有引力定律那么自然而然地自动执行。要么大家自觉遵法，要么必须有人强制执法；更可靠也更常见的是两者兼备。于是，就像各种社交礼仪与文化习俗一样，任何政治制度都须要不断内化与维护。越是相对较好、比较不差的政治法律制度如民主法治，就越需要人们刻意地多加维护与滋养，因为反民主的威权乃至独裁统治其实更符合人的天性与本能。为了呵护这样的“不自然”但更可取的政治，必须要有制度稳定，也必须要有适时的政策调整；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允许甚至鼓励试错乃至“矫枉必须过正”的种种创新，也必须要有一套钟摆式纠错回弹机制，来保证“矫枉不太过正”或者过正

    比较而言，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虽非十全十美，但在处理政治两难或者三元悖论上，应该不算差。它运作起来，就是一直不断左右摇摆，蹒跚而行，鲜有“改天换地”一边倒的情况。2024年大选后，共和党难得掌控了联邦层面的立法、行政与司法三大权力，但优势有限。特朗普的胜选，按选举人票是明确多数（312票对226票）；但若按总选票计算，只是1.5%的多数而已。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党绝无全党服从中央的钢铁纪律，更无“永不叛党”一说。特朗普本人就正式当过两次共和党员、一次民主党员、一次独立党员。

     “不可能三角”还可以用来看中美关系。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新近在国际媒体有一个访谈，很精妙地提到中美关系走向或者避免零和式生死博弈的关键是，如何消减双方疑虑：“现在美方最大的怀疑，是中国的战略意图是要破坏以至颠覆美国企图维护的世界秩序，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国对美国的最大怀疑，是美国企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这种战略互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减少。我希望民间往来的逐步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疑虑，但对这点不抱信心。”

中国自身改革至关重要

    为老朋友击节之余，在此续貂几句：美国其实无意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除非被这个体制的日益巨大、日益挑战的力量所“逼迫”。北京其实不只是怀疑，而是从来都认定美国是“境外敌对势力”之首；一直与之搏斗不休，力小时少斗，力大时多斗。如果坚持不改变、不扬弃中国体制里与美国/西方对立的三观（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唯有中国国力受限，美方大概才会不怀疑、不介意。于是，在中国国力强盛、中国体制不变、中美友好合作依旧这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一个“不可能三角”。或许可以取一甚至取二，但碍难三者全得。

    北京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认为北京并不惧怕甚至欢迎四年前启动中美关税战、常常口无遮拦的特朗普再次执政。他认为未来四年台海不会有战事，中美之间主要是技术与国力的竞争，不会打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两国的力量对比与未来关系，将取决于各自亟需的内部改革的成败与优劣；而特朗普很可能会损害美国比损害中国更多，因而实际上有利于中国。

     一如既往，笔者钦佩多年老友锐利而一贯的现实主义分析，当然也希望台海如预期保持和平。不过，窃以为单是国家实力的分析考量或有不足，忽视中美关系那“不可能三角”里至关重要的一角，即中美之间对立的三观和不同的世界愿景。其实，如果中国弱如朝鲜，美国何需打什么新冷战；如果中国三观合群如欧盟，美国更毋需打冷战。

    但是，如果面对的中国是异如朝鲜而又强如欧盟，美国却不用或者不该用自认合适的方式，在自选的时间和地点来零和式地博弈一把，恐怕并不符合国家行为的务实推理。

            中国的强盛、中国的体制、与中美友好这“不可能三角”关系里，自身的改革确实至关重要。三角里如何取舍，应该就是台海和平、亚太和平以及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